华盛顿 —
每天下午４点半左右，一位老人总会出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西北区马萨诸塞大街与３４街的路口。他挂好手提包，打开行囊，取出木杆，似乎按照一系列规定动作运行。最重要的步骤是展开旗帜，站到路边，开始抗议。他经常交替显示旗帜的两面。旗帜的一面写着“天主教徒，懦夫！”，另一面写着“娈童者，无耻无知！”什么时候完成这种转换呢？
约翰:这个看我的心情。有时候教徒会辱骂我，我就给他们看“懦夫”这一面。
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有公共汽车或者旅游大巴经过的时候，他都特别活跃，此时抗议旗帜也会频繁换面。
约翰:很多时候乘客都要拍很多照片，每一张照片都好。
老人所在街口的另一侧是挪威大使馆，马路对面是副总统的官邸---美国海军天文台，这里也提供美国标准时间。他的背后就是梵蒂冈驻美国大使馆，
约翰:我第一次到大使馆来抗议是1997年。
门口的旗帜上印着教皇的头饰和圣彼得的两把钥匙，这里是罗马天主教廷在美国的代表处。老人叫约翰∙沃诺斯基，今年69岁。他的抗议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一天两天。过去15年来，他几乎每天来，总数达到5000天。
约翰:没有中断，我儿子给我买过机票去南加州看我女儿，我必须去，一般3到4天。
这些年老人总共去过加州不到5次。
约翰:我有过一次心脏病发作，所以我不知道，大概休息了两周吧。
他每天要站3个小时以上，其间他不用吃任何东西，喝水就行，但仍然需要面对挑战。
约翰：主要问题是周围没有卫生间。我老了，不再能够忍受很多。我去那边的林子里。是的，非常方便。
约翰长期不懈地坚持做这件事情的原因要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的意大利。他出生在波兰，青少年时期在意大利度过。
约翰：我的第一语言是意大利语，第二语言是英语，然后才是波兰语。
他的父亲长期担任驻意大利的外交官，他们一家都是天主教徒。在意大利的一个乡间教堂，15岁的约翰遇到了一位神父。
约翰：神父说教我拉丁语，所以我去了。然后他要我自慰，他要看我自慰。自慰本身在教会被看作非常严重的罪过。
接下来神父对年轻人还有进一步的性侵犯，约翰的生活自那以后受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约翰：我变得悲伤，没有安全感，孤僻，主要是没有安全感。我感觉自己像伍迪∙艾伦，他有一张悲伤的脸。
将约翰的照片跟电影导演伍迪∙艾伦放到一起，倒确实有几分相似。很长时间内，约翰都选择独自承受，他没有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情。1963年他20岁的时候移民美国，在华盛顿郊区、马里兰州的布兰登斯堡定居下来。
约翰：我的生活很简单，吃点沙丁鱼罐头，然后就是西兰花。
他在美国参过军，然后工作、成家、养育子女，直到退休。他的孩子在这个屋子里长大，成年后相继离开，他的前妻离异以后移居到了佛罗里达，所以目前他一个人生活。这里也是他制作抗议旗帜的地方。
约翰：我至少有１２面旗帜，也许更多。你可以到我的网站上看，那里有我所有的旗帜。
约翰的抗议旗帜包括两样主题：告诉公众个人的悲剧，然后责备天主教会逃避现实。约翰的抗争时不时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他的网站上还有不少同情者与他一起抗议的照片，其中包括大卫∙杜布克，他住在康涅狄格州。
大卫：我认为一个人能这么个抗议法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韧性，或者精神失去了平衡，我相信约翰属于前一种情况。
大卫∙杜布克曾经是天主教徒，后来转而加入卫理公会，成为基督教牧师。
大卫：他对问题的了解很全面，他很了解与之打交道的教会，愿意用巨大的耐性来产生影响，他愿意为这种坚持不懈做贡献。有人对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捐钱，约翰的钱不是特别多，但他有时间，而且愿意贡献出自己的时间。
约翰的收入包括退休金和养老保险。
约翰：总共２２００美元，但我妻子每月拿走８００美元，所以还剩下１４００美元。
他每天从家里到梵蒂冈大使馆单程需要搭乘公共汽车，然后转地铁，接着再转一趟公共汽车，其中涉及不少开销。
约翰：公共汽车每周的价格８美元，地铁呢，每天２美元２０美分。
他一周花在公共交通上的钱大约２４美元。别的地方他都非常注意节约，到社区图书馆打印材料的时候，他很讲究字体大小。
约翰：我希望字小一点，所以页数可以少一些。字体小但是又要大到可以读。
除了打印，还要复印。他每天都带着好几项任务到社区图书馆。
约翰：我还要准备传单，当别人有兴趣的时候可以送给他们。
他利用各种机会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遭遇。在图书馆门前，在公共汽车站，在地铁上。
实际上，约翰开始这么做是在长期保持沉默以后。
约翰：日子过得非常艰难。那件事情我压抑了39年，差不多40年，你相信吗？
１９９７年，得克萨斯的一家法院判决当地天主教会为１１名遭到神父性侵犯的受害者付出近１亿２千万美元的赔偿金，作恶者随后遭到终身监禁的惩处。
约翰：我觉得，哎呀我很幸运，我以前不知道，这可真是件大事。我从前认为身体被触碰可能不算什么，但得克萨斯那些孩子得到了数百万美元的赔偿。我想我也许能得到２万美元？多少都会有点钱吧。
随后，约翰向华盛顿的天主教会诉说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遭遇，他得到了教会提供的心理治疗。
约翰：这给了我信心，我公开说出自己的遭遇比较容易了。现在我认为抗议才是最好的心理治疗。
其后，美国费城、波士顿和洛杉矶地区的神职人员性侵丑闻相继被媒体揭露出来，继而涉及巨额赔偿。但约翰的情况非常特殊，他的事情发生在美国以外，缺少旁证，而且当年的那位意大利乡村神父早已去世。
大卫：我认为教会恐怕不会继续为他做任何事情，因为从法律上讲，教会不需要做什么事情。而法律责任是教会愿意做事情的唯一原因。律师也帮不了约翰什么。
约翰没有得到天主教会的经济补偿，他已经得到的是人们的同情和尊重。每天都有一辆接一辆经过的汽车向他鸣笛致敬，妮姬甚至从澳大利亚的悉尼赶来表达支持，他们一起抗议的录像放到了YouTube上。
妮姬：他做的事情只能说难以置信，我不可能持续１４年每天站到梵蒂冈大使馆外抗议，他可以，不管下雨还是下雪，也不管寒冬还是炎夏。我那天去的时候非常热。他是这么一位勇敢的人，对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是一种激励。
实际上，没有什么事情会阻碍约翰每天的抗议活动。
约翰：我不计算路上的时间。不管路上需要多久，我都要去。不管多累，我都得做这件事情。不管路上要花多少钱，我还得做。
妮姬：他是一个相当美好的人。他的心灵受过伤害，我为此难过。他是一个美好的人。
约翰:这个看我的心情。有时候教徒会辱骂我，我就给他们看“懦夫”这一面。
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有公共汽车或者旅游大巴经过的时候，他都特别活跃，此时抗议旗帜也会频繁换面。
约翰:很多时候乘客都要拍很多照片，每一张照片都好。
老人所在街口的另一侧是挪威大使馆，马路对面是副总统的官邸---美国海军天文台，这里也提供美国标准时间。他的背后就是梵蒂冈驻美国大使馆，
约翰:我第一次到大使馆来抗议是1997年。
门口的旗帜上印着教皇的头饰和圣彼得的两把钥匙，这里是罗马天主教廷在美国的代表处。老人叫约翰∙沃诺斯基，今年69岁。他的抗议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一天两天。过去15年来，他几乎每天来，总数达到5000天。
约翰:没有中断，我儿子给我买过机票去南加州看我女儿，我必须去，一般3到4天。
这些年老人总共去过加州不到5次。
约翰:我有过一次心脏病发作，所以我不知道，大概休息了两周吧。
他每天要站3个小时以上，其间他不用吃任何东西，喝水就行，但仍然需要面对挑战。
约翰：主要问题是周围没有卫生间。我老了，不再能够忍受很多。我去那边的林子里。是的，非常方便。
约翰长期不懈地坚持做这件事情的原因要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的意大利。他出生在波兰，青少年时期在意大利度过。
约翰：我的第一语言是意大利语，第二语言是英语，然后才是波兰语。
他的父亲长期担任驻意大利的外交官，他们一家都是天主教徒。在意大利的一个乡间教堂，15岁的约翰遇到了一位神父。
约翰：神父说教我拉丁语，所以我去了。然后他要我自慰，他要看我自慰。自慰本身在教会被看作非常严重的罪过。
接下来神父对年轻人还有进一步的性侵犯，约翰的生活自那以后受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约翰：我变得悲伤，没有安全感，孤僻，主要是没有安全感。我感觉自己像伍迪∙艾伦，他有一张悲伤的脸。
将约翰的照片跟电影导演伍迪∙艾伦放到一起，倒确实有几分相似。很长时间内，约翰都选择独自承受，他没有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情。1963年他20岁的时候移民美国，在华盛顿郊区、马里兰州的布兰登斯堡定居下来。
约翰：我的生活很简单，吃点沙丁鱼罐头，然后就是西兰花。
他在美国参过军，然后工作、成家、养育子女，直到退休。他的孩子在这个屋子里长大，成年后相继离开，他的前妻离异以后移居到了佛罗里达，所以目前他一个人生活。这里也是他制作抗议旗帜的地方。
约翰：我至少有１２面旗帜，也许更多。你可以到我的网站上看，那里有我所有的旗帜。
约翰的抗议旗帜包括两样主题：告诉公众个人的悲剧，然后责备天主教会逃避现实。约翰的抗争时不时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他的网站上还有不少同情者与他一起抗议的照片，其中包括大卫∙杜布克，他住在康涅狄格州。
大卫：我认为一个人能这么个抗议法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韧性，或者精神失去了平衡，我相信约翰属于前一种情况。
大卫∙杜布克曾经是天主教徒，后来转而加入卫理公会，成为基督教牧师。
大卫：他对问题的了解很全面，他很了解与之打交道的教会，愿意用巨大的耐性来产生影响，他愿意为这种坚持不懈做贡献。有人对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捐钱，约翰的钱不是特别多，但他有时间，而且愿意贡献出自己的时间。
约翰的收入包括退休金和养老保险。
约翰：总共２２００美元，但我妻子每月拿走８００美元，所以还剩下１４００美元。
他每天从家里到梵蒂冈大使馆单程需要搭乘公共汽车，然后转地铁，接着再转一趟公共汽车，其中涉及不少开销。
约翰：公共汽车每周的价格８美元，地铁呢，每天２美元２０美分。
他一周花在公共交通上的钱大约２４美元。别的地方他都非常注意节约，到社区图书馆打印材料的时候，他很讲究字体大小。
约翰：我希望字小一点，所以页数可以少一些。字体小但是又要大到可以读。
除了打印，还要复印。他每天都带着好几项任务到社区图书馆。
约翰：我还要准备传单，当别人有兴趣的时候可以送给他们。
他利用各种机会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遭遇。在图书馆门前，在公共汽车站，在地铁上。
实际上，约翰开始这么做是在长期保持沉默以后。
约翰：日子过得非常艰难。那件事情我压抑了39年，差不多40年，你相信吗？
１９９７年，得克萨斯的一家法院判决当地天主教会为１１名遭到神父性侵犯的受害者付出近１亿２千万美元的赔偿金，作恶者随后遭到终身监禁的惩处。
约翰：我觉得，哎呀我很幸运，我以前不知道，这可真是件大事。我从前认为身体被触碰可能不算什么，但得克萨斯那些孩子得到了数百万美元的赔偿。我想我也许能得到２万美元？多少都会有点钱吧。
随后，约翰向华盛顿的天主教会诉说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遭遇，他得到了教会提供的心理治疗。
约翰：这给了我信心，我公开说出自己的遭遇比较容易了。现在我认为抗议才是最好的心理治疗。
其后，美国费城、波士顿和洛杉矶地区的神职人员性侵丑闻相继被媒体揭露出来，继而涉及巨额赔偿。但约翰的情况非常特殊，他的事情发生在美国以外，缺少旁证，而且当年的那位意大利乡村神父早已去世。
大卫：我认为教会恐怕不会继续为他做任何事情，因为从法律上讲，教会不需要做什么事情。而法律责任是教会愿意做事情的唯一原因。律师也帮不了约翰什么。
约翰没有得到天主教会的经济补偿，他已经得到的是人们的同情和尊重。每天都有一辆接一辆经过的汽车向他鸣笛致敬，妮姬甚至从澳大利亚的悉尼赶来表达支持，他们一起抗议的录像放到了YouTube上。
妮姬：他做的事情只能说难以置信，我不可能持续１４年每天站到梵蒂冈大使馆外抗议，他可以，不管下雨还是下雪，也不管寒冬还是炎夏。我那天去的时候非常热。他是这么一位勇敢的人，对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是一种激励。
实际上，没有什么事情会阻碍约翰每天的抗议活动。
约翰：我不计算路上的时间。不管路上需要多久，我都要去。不管多累，我都得做这件事情。不管路上要花多少钱，我还得做。
妮姬：他是一个相当美好的人。他的心灵受过伤害，我为此难过。他是一个美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