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进行了力度空前的打压。已有300多位人士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批评人士认为，这一行动虽然在短期内消灭了许多公开和潜在的批判、反对声音，但当局最终会为这一行为自食其果。
浦志强案开审在即
2015年12月，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浦志强涉“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一案在中旬开审（14日）。这意味浦志强在被羁押五百多天后，当局最终要开庭审理这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大案。浦志强2014年5月被警方刑拘，直到今年5月才被正式起诉。浦志强案仅是2015年中国维权律师遭到当局残酷打压的一个典型案例。
二十多年来，浦志强一直关注各类维权案，并在2013年带头实名举报了仍未落马的前政法委周永康。2014年春天，当局逮捕了在朋友家聚会的浦志强，在一年后起诉他煽动仇恨和寻衅滋事。
710大拘捕
从2015年春天开始，中国当局发起了一轮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行动。到了夏天7月9日当天凌晨，北京维权律师王宇、其丈夫包龙军和16岁的儿子包卓轩相继失踪。警察以抓吸毒人员为名进入王宇所在小区的单元楼，撬开王宇家的门锁后将其带走。前一天晚上，王宇的丈夫包龙军带着儿子包桌轩准备赴澳大利亚留学在北京首都机场被不明身份的人带走。
7月10日，王宇所在的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其他四名成员，包括主任周世锋律师等人也相继被带走。王宇本人、以及锋锐律所都代理过多起知名维权案件，包括范木根案、曹顺利案、伊力哈木案等。之后，中共喉舌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多次发出报道称该律师所主任周世锋已“认罪忏悔”。
在那之后，对维权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的抓波行动扩大到全国。据总部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截止11月末已有至少307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或失踪。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7月12日刊登了《揭开“维权”事件的黑幕》的文章，称“公安部指挥摧毁了一个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证实了部分律师遭到抓捕和传唤。
报道还指责这些“死磕”律师在庭内、网上公开对抗法庭，并幕后指使挑头滋事骨干组织访民，目的就是“扬名获利、制造社会混乱”。
依法治国成笑柄
纽约时报（7月23日）报道说，这是中国几十年来律师职业遭受的力度最大的政治攻击。报道引述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中国法律专家明克胜(Carl Minzner)的话说，围剿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行动是当局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政府将不再容忍维权律师利用知名度较高的案件和舆论的压力来推动中国的法制建设、保护体制内弱势群体的做法，因为中共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在挑战党的底线。
对中国法律问题有深入研究的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A. Cohen)（7月14日）表示，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的行动使习近平的“依法治国”成为笑柄。他说：“这使得习近平任何声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变成一场闹剧，使十八届四种全会的宪法改革、法律改革和依法治国都变得毫无意义，成为一席废话，这是在全世界面前把中国当作笑柄。”
也有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在为他的“新极权主义”祭旗。对中国律师维权运动有深入研究的伦敦国王学院法律学者艾华(Eva Pils)对纽约时报表示，“这反映了习近平的手法——大胆与新极权主义……中共认为有必要用正式宣布人权律师为国家公敌的方式，将运动非法化。”
官媒为抓捕叫好
在当局大肆抓捕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同时，官媒一边不遗余力地给这个群体抹黑一边给习近平以“依法治国”的名义打压维权律师、维权人士辩护。新华社7月22日发表评论文章指责西方媒体和政治人物不尊重中国司法，称这些律师触犯了中国的法律，理应受到法律惩处。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以及他所领导的报纸，已经多次声称，异议人士不能超越法律底线，如越线必遭严惩。他（12月9日）以署名单仁平发表评论说：由于围绕浦案形成了舆论聚集，使得此案似乎有了不寻常的“政治敏感性”。“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浦案怎么审，最终判决是什么，都会引发西方舆论和国内部分公知的大量议论，出现一个攻击中国法治建设的新排浪。”
动辄就说舆论“围攻”亲政府派的胡锡进说：“我们因此呼吁接手此案的法官不要受舆论形势和压力的影响，心无旁骛地专注法律和案情证据本身，公正审理，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判决。”
但是，单仁平忘记了，中国每一个法官背后都有一个“政法委”在领导，或垂帘听政，或直接上阵发号施令，以此体现党对公检法的领导。
当局将自食其果
今年3月，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Daivd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长文称，自中共十八大一来越来越严厉的政治压制已经成为中共执政体系五道越来越明显的裂痕之一。他在这篇文章中说，“自从2012年上任以来，习近平加剧了笼罩在中国的自2009年以来的政治压制。压制目标包括媒体、社交媒体、电影、艺术和文学、宗教团体、互联网、知识分子、藏族和维吾尔族、异见人士、律师、非政府组织、大学生和教科书。”
沈大伟解释说，一个自信的政府是不会搞如此严厉的镇压的。这是中共领导人深感焦虑和不安的表现。
曾在北京作维权律师的肖国珍表示，中共领导层没有意识到，这种镇压最终会导致其“政治破产”，因为维权律师可以引导民众通过合法途径表达愤怒和不满，起到压力控制阀的作用。她在美国之音VOA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上说，“律师其实是在以理性、平和的方式帮助构建和谐社会，但现在政府对他们的大规模打压，会导致更多杨佳、邓玉娇案的发生。”
尽管在过去一年中维权律师遭到了空前打压，但他们并没有退缩，仍然有几十名律师勇敢地站出来自愿为被羁押的人辩护，而且是再警方多次警告的情况下。商业律师余文生再遭到逮捕后加入了维权律师的行列。他对纽约时报说：“我相信我们有更崇高的使命，就是要改变一个失灵的体制。他们的打压很猛烈，但我们维权律师会进行反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