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国安法于2020年生效以来，台湾成为华人社会中最后一个可以公开举办六四纪念活动的地方。台湾社运人士表示，随着台湾民主化与本土化进程，他们看待六四的视角已从早年的大中华思想，转变为以民主对抗独裁的宏观国际格局，但最大的挑战是台湾年轻世代对此一中国民主学运越来越无感。
曾建元:台湾纪念六四 强调“以民主对抗极权”
北京天安门事件的35周年纪念活动将于6月4日在台北市的自由广场登场。主办单位华人民主书院常务理事曾建元当年是跨海声援六四的支持者，近几年则是在台北一肩扛起主办六四纪念活动的重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细数35年来六四活动在台湾社会发生的“质变”。
曾建元说，早年台湾群众上街声援六四者，多是怀抱中华民族主义情怀，关切在中国受专制统治压迫的同胞。但随着台湾开启民主化的进程、自栩为台湾人的认同转变，六四渐渐变成许多人眼中的“他国事务”。
他说，这些年台北六四活动的本质也从追悼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牺牲者扩及对香港雨伞运动和反送中运动的声援，扩大活动意涵旨在提醒国际社会，民主联盟必须团结，才能对抗极权主义的向外扩张。
曾建元说:“当年发动六四镇压的(中共)政权现在还在镇压他们的人民，而且变本加厉。专制的中国比过去更强盛，以前是威胁本国人民，现在威胁我们印太地区各国的人民、各国的自由民主。”
他说，台湾持续纪念六四的参与者已超越两岸“血浓于水”的情感思维，提升到国际视角看六四，因为台湾以往受到在国际社会的支持，才能顺利步上民主化，所以当能力所及时，也要联合其他国家关心中国的民主发展。
国共关系反转 台湾六四支持者“大换血”
台北年度六四活动转型的另一个契机是，一度反共立场鲜明的蓝营，近年转而亲中，高呼“两岸一家亲”。
对此，曾建元直言，指标人物如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他自2008年就职后就不曾对六四公开表态过。
他说，马英九8年任内，也是台湾社会对六四纪念活动响应最冷淡的时期，其中一年，仅有6人现身自由广场，陷入工作人员比参与者多的窘境。
曾建元坦言，台湾统派团体退场后，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一度无以为继，直到前几年，一群台大历史系的香港侨生、甚至陆生重新进驻，再加上本地大学生的跟进后，才赋予新意义。多年下来，台湾的六四支持者可谓已经“大换血”。
台湾社运人士:纪念六四为提醒国际谴责极权
在今年纪念活动的筹备期间，多名台湾青年世代的参与者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在民主台湾持续关注六四的最大意义在于藉由年度活动来提醒世人勿重蹈悲剧，也帮在中国和香港、失去悼念自由的人了一桩心愿。
在台北、今年21岁的大学生陈宗曔说，天安门事件隔年，台湾也爆发野百合学运，由于北京六四屠震惊国际，让当时台湾的李登辉政府选择以柔性方式面对学生。从这个角度看，台湾的野百合学运能推动政改应部分归功六四效应，这也是他怀着反馈的心参与筹备纪念活动的原因之一。
陈宗曔说:“仪式存在的意义就是提醒大家，(六四)这件事非常重要，我们要避免它再发生一次；也提醒一些民主国家政府，即使我们(台湾)是民主国家，也坚决地拒绝这件事情(再)发生的机会。”
今年23岁的胡嘉颖是位积极的台湾社运工作者，她说，相较其他本土议题，六四并非她优先关注的选项，但因近年认识了多位流亡海外的六四幸存者，受他们穷其一生、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所感动，才开始积极投入。
在北台湾桃园的中央大学研究生林裙静则是今年台湾六四纪念晚会的主持人。她说，身为台湾人，自己不是从大中华民族的共感共怀看待六四，而是像审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史实般、基于人权自由等普式价值，才去追索历史真相、谴责极权政府。
社运人士坦言:台湾年轻世代多对六四无感
不过，让林裙静备感忧心的是，走出社运同温层，多数和她同龄的年轻人并不关心六四，更遑论投身六四的声援活动。
林裙静还说，不只是六四，很多台湾年轻人连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二二八事件”都搞不清楚，甚至对10年前的“太阳花学运”也普遍无感。
她说，太阳花学运当年号召到50万人上街，但10年后的纪念晚会至多仅3到5千人出席，甚至同期的反核四运动，当年也曾有5万人上街抗争，但到现在无人问津。
林裙静，相对于台湾人的健忘，中共的社会控制却与日俱增。以2019年反送中运动为例,港人当年怒吼声震耳，但如今风声鹤唳，香港街头连张便利贴、连侬墙都被当局铲除殆尽。她说，这样的他山之石，台湾人若健忘，等同轻忽真实存在的危险。
林裙静说:“我自己非常焦虑的是，大家没有危机感，不觉得我们(台湾)真的会被统一或是中共侵台这件事情，在台湾的政治领域，他们(年轻人)能够做到最高度的参与，就是去投票，投完票之后就没了。”
这样的焦虑，两度担任台湾六四晚会主持人的香港研究生蔡智豪也感同身受。
蔡智豪是2019年7月首批流亡台湾的反送中抗争者，他自承是“港独派”，从2014年起年年出席香港维园的六四晚会，是因与遭中共打压的民运人士产生共情，且盼通过纪念活动揭露中共大外宣下的独裁真相。
蔡智豪说，移居来台后，他总在台北的纪念晚会中，透过发言、摆摊位等方式提醒与会者，台湾面临的威胁与六四、香港国安法和新疆人权的起因类似，都是中共迫害的后果。但他说，每年活动结束、走出自由广场后，多数台湾人似乎并不在意。
蔡智豪说:“台湾社会，尤其是年轻世代，对这些的接触、甚至认知都比较薄弱的时候，我觉得中共恐怕在这些信息战上面还算蛮成功的，所以(我)有点稍微小悲观。”
香港艺术家黄国才：台湾纪念六四应“本土化”
香港异议艺术家黄国才2021年移民台湾前，曾是香港街头抗争的常客，他以各种行动艺术讽谕香港渐失的自由，流亡来台后，他也持续参与六四纪念活动。
现定居中台湾台中的黄国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形容，台湾年轻人是“民主的富二代”，生来就享有先辈流血流汗换来的自由民主，但也因此缺乏危机意识和公民意识，进而轻忽许多潜在的危险，一如香港社会的教训，即原有的自由度渐渐遭到陷缩。
黄国才说:“危机意识不足、公民意识又不足的话，对台湾真地很危险。因为现在的台湾跟香港过去20年一模一样。国会里面，他们(亲中立委)带团去中国，(让)很多民主派很好的提案就卡住了，其实背后就给(中共)控制。”
黄国才引述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名言说，“人类对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他还说，现今地缘政治格局下，任何国际局势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台湾，因此，台湾人须记取六四或香港问题的教训。
黄国才说:“六四是一种历史的原材料，就像228那样。我们要运用这些历史的原材料去在地化，运用它去产生(新)运动，比如说，跟其他被侵略的国家、城市一起去办(活动)，也要谈台湾本土(威权)历史，这样才可以成功，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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