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尽管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南加州见面时洋溢着合作的气氛,但现实并不那么乐观:崛起的中国不论在政治、军事,还是在经济方面,都对美国形成相当大的挑战。一些学者为美中如何避免历史上“霸权过渡”时期的灾难性冲突重演提出各自见解。
近半年来,美中关系学界出现了以比较历史的方式分析当前美中关系的现象。一些学者回顾历史上因权力平衡变化而导致的种种灾难性的冲突,担心正在崛起的中国和仍为世界强权的美国彼此间的焦虑或导致灾难性的历史重演。
*美中关系面临“修昔底德陷阱”?*
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近期谈论美中关系时,曾以古希腊的“修昔底德陷阱”来比喻当前美中关系面临的危险。这个历史典故指的是实力上升的雅典对此前绝对强势的斯巴达构成挑战,新兴大国最终与守成的大国兵戎相见。
而在经济方面,也有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经济合作的崩溃导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经济强权为鉴,告诫当前的美中关系或许会导致相似的结局。
在华盛顿重要经济智囊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近日举行的一个政策报告发布会上,该所高级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就将奥巴马和习近平在经济方面面临的挑战称作“金德尔伯格难题”(Kindleberger Conundrum):参照历史上的强权更迭,如今国力上升的中国或许不愿意维持战后美国建立起来的开放型、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多边经济体系;而当今的强权,也就是美国,则难以只手撑起这个体系。
*萨勃拉曼尼亚:如何应对“金德尔伯格难题”?*
就此,萨勃拉曼尼亚开出了一剂以权力交换维系现有体系的“药方”。
他说:“我的建议要探讨的是,美国是否能够和中国达成一个以权力换取目的的交易(Power-for-Purpose Bargain)?实际上就是,美国在现有的多边体系和多边机构中放弃部分权力,中国则增加在其中的利益,以此维系和加强现有的开放型体系。”
萨勃拉曼尼亚说,中国是这个开放型全球经济体系最大的受益者,但它一直对美国自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现有体系心存不满。他举例说,美国对于增加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中的话语权仍有疑虑;而中国则搞出一个与世界银行相并行的金砖国银行。
萨勃拉曼尼亚说,在战略安全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军事雄心及其网络间谍活动感到不安;而在经济方面,美国的不信任感来自中国的重商主义汇率政策、封闭的金融和外汇体系、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纵容,以及持续蔓延的国家资本主义。他说,在美国看来,中国是开放体系的受益者,但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不愿开放自己,因此无法承担全球领导者的角色。
这位印度裔经济学家说,美国对中国在贸易方面的不信任感,表现在它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TPP)自由贸易谈判。他认为这个多边自贸谈判对中国有歧视。
*以分权维系现有秩序的美中“大交易”*
萨勃拉曼尼亚的提议具体包括:在IMF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中增加中国的话语权;而美欧,尤其是负债累累的欧洲,则不应在这些机构继续享有否决权。他说,美欧即便继续享有否决权,也应该赋予中国同样的权力。在贸易方面,他认为美国应该停止推动TPP,而将精力转向推动由世贸组织牵头的自由贸易协定。
对于中国而言,他认为这个新兴大国需要大幅度提高它对IMF这样的机构的资金支持,以增强抵御全球经济震荡的总合力。萨勃拉曼尼亚说, 中国自身也要积极开放其金融和汇率市场,减少国家资本主义,进而消除美国的疑虑。
因提出“软实力”概念而为人熟知的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席间评论了萨勃拉曼尼亚的这份政策建议。
*约瑟夫•奈:比较历史的误区*
约瑟夫•奈首先谈到以比较历史的方式分析当前美中关系应避免的误区。他强调说,将现今强权政治与过往历史进行比较时,应当兼顾古今境况的异同。
约瑟夫•奈曾在15年前就曾以“修昔底德陷阱”诠释现代政治学中的“霸权过渡”(hegemonic transitions)理论。他说,以该理论分析当前美中关系,如果不考虑时机和整体境况,很容易陷入误区。
他说:“如果你通过修昔底德的教训对‘霸权过渡’作仔细探究的话,你会认识到那场战争并非不可避免,而是因为修昔底德反应过度所致。其次,人们在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鉴时,往往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德国其实在进入20世纪时,其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英国。而如今的中国并不会以类似的方式超越美国。”
约瑟夫•奈在6月12日刊登于洛杉矶时报的评论中说,尽管中国很可能在今后十多年时间在经济总量上赶超美国,但美国在军事实力和“软实力”上的优势,仍将维持至少数十年。
*美国的军事和“软实力”上仍有绝对优势*
这位政治学者同意应当将中国纳入现有的多边机构。他说这其实是正在发生的事,而促使中国融入多边机构的并非外在压力,而是中国内部变化使然。
约瑟夫•奈认为,鉴于美国在实力上仍具有优势,这个强权不必急于割让权力。
他说:“我们不必在放弃权力方面操之过急,或让步过多。要看到两方面的事实:一是美国并没有衰退,至少我不相信有这回事;其二,谈及将其纳入多边机构,其实中国正在朝向与我们的利益相符的方向走。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盟国的安全问题上。”
*奈:美国不必急于分权*
约瑟夫•奈对于萨勃拉曼尼亚提出的“大交易”(Grand Bargain)中有关提升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中的地位,以及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看法基本赞同。但是,在贸易政策,尤其是关于美国牵头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TPP)方面的看法则有不同。
他认为,有竞争力的地区或者竞争开放事实上对于贸易自由化是有利的。约瑟夫•奈说,如果从长远看,美国在TPP方面对中国持开放态度,那么即便中国不会在短期内加入该协定谈判,也会向大的构架方面靠拢。再者,他认为不必为了推动全球自贸协定而放弃地区性自贸谈判,因为同时推动两者并不矛盾。
约瑟夫•奈在洛杉矶时报的评论文章中提到,奥巴马政府的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中已经提到美国必须以正和(positive-sum)而非零和(zero-sum)观念看待中国的崛起;也就是说,中国国力的提升,有时候对于美国乃至整个世界是有益的。
约瑟夫•奈认为,要避免灾难性的冲突重演,需要对权力,以及权力如何演变进行全方位的清醒审视。他认为,刚刚过去的奥-习峰会是朝这个方向所迈出的一步。
近半年来,美中关系学界出现了以比较历史的方式分析当前美中关系的现象。一些学者回顾历史上因权力平衡变化而导致的种种灾难性的冲突,担心正在崛起的中国和仍为世界强权的美国彼此间的焦虑或导致灾难性的历史重演。
*美中关系面临“修昔底德陷阱”?*
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近期谈论美中关系时,曾以古希腊的“修昔底德陷阱”来比喻当前美中关系面临的危险。这个历史典故指的是实力上升的雅典对此前绝对强势的斯巴达构成挑战,新兴大国最终与守成的大国兵戎相见。
而在经济方面,也有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经济合作的崩溃导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经济强权为鉴,告诫当前的美中关系或许会导致相似的结局。
在华盛顿重要经济智囊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近日举行的一个政策报告发布会上,该所高级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就将奥巴马和习近平在经济方面面临的挑战称作“金德尔伯格难题”(Kindleberger Conundrum):参照历史上的强权更迭,如今国力上升的中国或许不愿意维持战后美国建立起来的开放型、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多边经济体系;而当今的强权,也就是美国,则难以只手撑起这个体系。
*萨勃拉曼尼亚:如何应对“金德尔伯格难题”?*
就此,萨勃拉曼尼亚开出了一剂以权力交换维系现有体系的“药方”。
他说:“我的建议要探讨的是,美国是否能够和中国达成一个以权力换取目的的交易(Power-for-Purpose Bargain)?实际上就是,美国在现有的多边体系和多边机构中放弃部分权力,中国则增加在其中的利益,以此维系和加强现有的开放型体系。”
萨勃拉曼尼亚说,中国是这个开放型全球经济体系最大的受益者,但它一直对美国自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现有体系心存不满。他举例说,美国对于增加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中的话语权仍有疑虑;而中国则搞出一个与世界银行相并行的金砖国银行。
萨勃拉曼尼亚说,在战略安全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军事雄心及其网络间谍活动感到不安;而在经济方面,美国的不信任感来自中国的重商主义汇率政策、封闭的金融和外汇体系、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纵容,以及持续蔓延的国家资本主义。他说,在美国看来,中国是开放体系的受益者,但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不愿开放自己,因此无法承担全球领导者的角色。
这位印度裔经济学家说,美国对中国在贸易方面的不信任感,表现在它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TPP)自由贸易谈判。他认为这个多边自贸谈判对中国有歧视。
*以分权维系现有秩序的美中“大交易”*
萨勃拉曼尼亚的提议具体包括:在IMF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中增加中国的话语权;而美欧,尤其是负债累累的欧洲,则不应在这些机构继续享有否决权。他说,美欧即便继续享有否决权,也应该赋予中国同样的权力。在贸易方面,他认为美国应该停止推动TPP,而将精力转向推动由世贸组织牵头的自由贸易协定。
对于中国而言,他认为这个新兴大国需要大幅度提高它对IMF这样的机构的资金支持,以增强抵御全球经济震荡的总合力。萨勃拉曼尼亚说, 中国自身也要积极开放其金融和汇率市场,减少国家资本主义,进而消除美国的疑虑。
因提出“软实力”概念而为人熟知的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席间评论了萨勃拉曼尼亚的这份政策建议。
*约瑟夫•奈:比较历史的误区*
约瑟夫•奈首先谈到以比较历史的方式分析当前美中关系应避免的误区。他强调说,将现今强权政治与过往历史进行比较时,应当兼顾古今境况的异同。
约瑟夫•奈曾在15年前就曾以“修昔底德陷阱”诠释现代政治学中的“霸权过渡”(hegemonic transitions)理论。他说,以该理论分析当前美中关系,如果不考虑时机和整体境况,很容易陷入误区。
他说:“如果你通过修昔底德的教训对‘霸权过渡’作仔细探究的话,你会认识到那场战争并非不可避免,而是因为修昔底德反应过度所致。其次,人们在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鉴时,往往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德国其实在进入20世纪时,其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英国。而如今的中国并不会以类似的方式超越美国。”
约瑟夫•奈在6月12日刊登于洛杉矶时报的评论中说,尽管中国很可能在今后十多年时间在经济总量上赶超美国,但美国在军事实力和“软实力”上的优势,仍将维持至少数十年。
*美国的军事和“软实力”上仍有绝对优势*
这位政治学者同意应当将中国纳入现有的多边机构。他说这其实是正在发生的事,而促使中国融入多边机构的并非外在压力,而是中国内部变化使然。
约瑟夫•奈认为,鉴于美国在实力上仍具有优势,这个强权不必急于割让权力。
他说:“我们不必在放弃权力方面操之过急,或让步过多。要看到两方面的事实:一是美国并没有衰退,至少我不相信有这回事;其二,谈及将其纳入多边机构,其实中国正在朝向与我们的利益相符的方向走。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盟国的安全问题上。”
*奈:美国不必急于分权*
约瑟夫•奈对于萨勃拉曼尼亚提出的“大交易”(Grand Bargain)中有关提升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中的地位,以及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看法基本赞同。但是,在贸易政策,尤其是关于美国牵头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TPP)方面的看法则有不同。
他认为,有竞争力的地区或者竞争开放事实上对于贸易自由化是有利的。约瑟夫•奈说,如果从长远看,美国在TPP方面对中国持开放态度,那么即便中国不会在短期内加入该协定谈判,也会向大的构架方面靠拢。再者,他认为不必为了推动全球自贸协定而放弃地区性自贸谈判,因为同时推动两者并不矛盾。
约瑟夫•奈在洛杉矶时报的评论文章中提到,奥巴马政府的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中已经提到美国必须以正和(positive-sum)而非零和(zero-sum)观念看待中国的崛起;也就是说,中国国力的提升,有时候对于美国乃至整个世界是有益的。
约瑟夫•奈认为,要避免灾难性的冲突重演,需要对权力,以及权力如何演变进行全方位的清醒审视。他认为,刚刚过去的奥-习峰会是朝这个方向所迈出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