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国家网信办再次对网络平台出手，此次整顿重点是商业网站平台和“自媒体”。中共在2003年定下政治上“学朝鲜”的基调后，对互联网管控的力度越来越大。
根据中国国家网信办，此次集中整治将重点聚焦六大任务：一是集中整治商业网站平台、手机浏览器、“自媒体”违规采编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转载非合规稿源问题；二是规范移动应用商店境内新闻类APP审核管理；三是建立健全社交平台社区规则，加强社交平台运营管理；四是规范商业网站平台热点榜单运营管理；五是加强网络名人参与论坛、讲坛、讲座、年会、报告会、研讨会等网络活动管理，规范相关活动网上直播；六是优化改进移动新闻客户端和公众账号正能量传播。
紧接着，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便又出现了一波大清洗，许多人在微博微信的账号被封。由于此次针对自媒体，所有谈论新闻、时政之类的账号几乎都被封杀。
一位参加了网信办此次会议的人在朋友圈透露：“接下来自媒体的日子越发难过了，按规定，几乎什么都不可以发，不允许转载官方媒体新闻，不允许报道突发事件，不允许发布房地产负面信息，连预估房价走势都不允许。归根结底就是什么都不能发。”
这一轮封杀，再次引发网民对言论自由封杀的不满，并怀念起之前互联网平台起初的自由之风，从早期的“法外之地”到如今的“寸草不生”，中国互联网发展历史的背后却是中共网络审查的历史。
2003年，是维权元年，也是网络严控的开始
对于此次出现的对“自媒体”的大清洗，滕彪一点不吃惊。他说：“整个来说它是要控制舆论、控制信息，如果民间讨论的信息是在官方传统控制之外的，它的基础就受到侵蚀了，这是它根本的考虑。”滕彪说，其实首先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后就出台不少规定进行审查和过滤，包括建防火墙，互联网进入中国不久就开始建立防火墙的。随着互联网在中国发展越来越快，使用的人越来越多，管理也是一步一步跟上。不过，滕彪认为，如今的管控与起初互联网刚进入中国时，还是有天壤之别的。
时隔多年，已在美国的人权律师滕彪依然会怀念北大BBS“一塌糊涂”起初的自由之风。
“一塌糊涂”是北大物理学研究生吴涛1999年9月，为庆祝北大研究生宿舍楼通网而搭建的BBS，取北大一塔（博雅塔）湖（未名湖）图（北大图书馆）的谐音，到2004年9月被迫关闭的时候，它是教育网上线平均人数最多的BBS，其中公民生活、反谣言中心、台海观察、人权研究等版块，成为当时最活跃的版块。当时有人调侃：“自从有了一塌糊涂，北大同学的生活就焕然一新了。”很多人在这里找到同道，滕彪也一样。当时，他最喜欢到公民生活版块，在那里讨论时政和时事热点，那个时候谁都可以注册谁都可以进来参加讨论，“人气越来越旺。”
“一塌糊涂”的辉煌时期可以说是2003年，这一年的4月，孙志刚事件因《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而爆发，公民生活版也推出了"由孙志刚之死看暂住证制度"在线论坛，在这里发言的人有不久之后上书人大请求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北大三博士许志永、滕彪、俞江。
滕彪回忆，当时在“一塌糊涂”上很多人发信息，从各个方面讨论收容遣送制度，还有发挖沙子的照片，很多是传统媒体没有报道的内容，非常自由，没有删帖的情况。滕彪还记得，当时不仅是在北大的“一塌糊涂”上激起激烈的讨论，其他论坛，如清华的水木清华、关天茶舍等论坛，也都在讨论这件事。
孙志刚事件经网络发酵，引起全国民众的激烈反应，2003年6月20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公布；8月1日，一九八二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由下而上废除的法律，也是唯一一次。而互联网对信息和舆情的传播、制造话题、带动公共讨论的作用也第一次成功显现在中国民众面前。
滕彪回忆说，2003年不仅是孙志刚事件，还有其他事件，比如Sars，湖南教师黄静案等，当时在网络上都讨论得很激烈，民间舆情强烈，造成很大的社会反响。因此，2003年也被称为维权运动元年，而互联网在其中功不可没：这一年，中国民众学会了通过网络来维权，通过网络得到舆情的关注。
但是，转折也发生在2003年。滕彪回忆，推出“由孙志刚之死看暂住证制度”在线论坛和Sars讨论论坛没多久，5月4日，“一塌糊涂”发出公告，称由于公民生活和三角地“没有做到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所以这两个版块暂停。此后，“一塌糊涂”设立了观察员，可以直接删除敏感文章。但这并没有阻止它被关闭的命运，一年后的2004年5月“一塌糊涂”被彻底关闭，离它五岁生日仅差几天。滕彪说：“他们的反应还是蛮快的。”
胡温新政背后的“学朝鲜”
《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的创办人及前总编辑程益中与滕彪有着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互联网平台如今的局面早在2003年就开始形成，现在不过是老调重弹，是一轮又一轮打击之后的结果。这一次，把自媒体纳入管理，不过是重申，这就像严打似的，要把这个效果做给上面的人看而已。
程益中还进一步指出，2003年不仅是中国互联网的转折，而且也是整个中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他说，2002年10月，胡温上台，当时宣传是“胡温新政”，这是当时新华社用的词，把胡锦涛温家宝上台，理解成中国要启动政改，这在当时有这么一种宣传。因为江泽民执政14年，很多人骂他，说做了14年，也不政改也不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胡温上台了，给人感觉要把中断的政治改革重新续上的感觉。《新京报》的诞生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这个国家要政改，《新京报》就是趁着这个大背景上去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程益中说：“我为什么会印象强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2003年10月份的时候，南都案开始爆发了。南都案前期，也就是2003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就是七月之前吧，所有的外网都是能上的，当时很多论坛、社区都是很开放的。南都案一爆发，我就忙着南都案的事情，我是2004年3月19日进去的（注：因南都案，程益中于2003年3月19日被刑事拘留，4月1日逮捕。此案被认为是《南方都市报》关于孙志刚案和SARS事件的报道而引起的报复。），在这之前，我们南都利用媒体互联网发出了很多声音，利用互联网串联和各种反抗，还有和外网的各种联系，2004年8月份，我出来的时候，所有之前的网站全部上不去了，前后有半年的时间，所有的外网都上不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说中国的防火墙已经起来了，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重大转变。”
程益中说，互联网刚出现的时候，当局还有些迟疑，觉得互联网管不住，只要把传统媒体管住就行，然而，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SARS、南都案等一系列事件让当局发现互联网的影响力更大，必须管。于是必须改变这个局面，这个局面的转变就是这个时候发生的。
程益中回忆说，这些事情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他回忆说，当时江泽民给胡锦涛写了一封信，当时我还在办新京报，所以我得到了这封信的传达。大概是2003年国庆节前后，时间有些记不清，江写了一封信，大意说胡温上台一年，成绩不少，取得了不错的开局，但是，接下来这个但是就厉害了，但是在这个局面下，利用“胡温新政”这个口号，一些反对共产党的自由知识分子提出政改的主张，他们提出这个主张实际就是推翻中国共产党，为六四平反，这是很关键，警告胡温政府不要被利用，要防止这些人不切实际的期待。胡锦涛在这封信中有很长的批示，胡锦涛是同意他的看法的，胡锦涛的“学朝鲜”就是这么来的，胡锦涛批示就是说，朝鲜经济上困难不少，但政治上有很多不错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就是说它的政治是正确的，这个批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巴拉巴拉讲了一堆，就是要四个坚持，尤其是要坚持他的领导，不能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江山断送在我们手中，不能被自由化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潮所绑架。
因此，程益中认为，如今网络管控出现这个局面早在2003年就定下基调了，只是后来不断重申、不断强化。
习近平时代网络加速朝鲜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出现了平面媒体和网络两个不同但又交叉互动的话语空间，卢雪松停课事件、王天成告周叶中抄袭案、北大人事改革事件、声援《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杨佳事件、邓玉娇事件、汶川地震、08宪章、北京奥运、温州动车事故等等，在互联网各个平台上激起激烈的讨论，维权人士也用社交网络和互联网平台进行维权，在网络和社会上形成大的热点。滕彪认为，这些时事热点和网络事件都对官方的宣传系统、信息控制系统构成了挑战，虽然不是直接的，但这些都会让当局考虑网络设置话题的能力，形成民间舆论的能力的，从而制定应对之策进行管控，像防火墙、绿坝、还有vpn越来越难，把facebook 推特赶出去等等。滕彪指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种管控也一步一步升级，因言获罪的案例也越来越多。
不过，滕彪指出，习近平上台之后，网络管控的力度明显增强。他说，中国政府面对互联网的，是一直非常警惕，不过在江胡时期，影响没这么大，无论是BBS还是微博，这些平台的影响不足以威胁到当局的政权，其次，一些话语，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话语，也是当局推行市场经济的需要，所以相对于习近平的时代，打压得比较轻。但现在情况明显不同，习近平上台之后，互联网、社交媒体、NGO组织、维权运动、教会、新闻媒体等等，都逐一打压，打压所有的自由力量，所以对网络的监控也越来越严格不足为奇。背后的原因就是考虑到互联网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威胁，不管实际威胁怎么样，但当局看来这是直接重大的威胁。
不可能的任务：枪口抬高一寸
作为一位老媒体人，程益中说，其实中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没有结构性的变化，只是力度更大了。“对媒体都是一样的，从来没有宽松过，我在做总编的时候也没有宽松过，只不过后来它的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到位，越来越制度化、架构化，并且是规模化。”因此，他认为，做自媒体在中国其实是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
曾在中国做过十年审查和审查相关工作的刘力朋也指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审查越来越严格，互联网刚出现的时候，审核员仅仅是私企的内部工作，内部管理也稍微轻松，但如今的审查，各种权利部门都有权力审查，有很多直接是网警审查。此外，不仅审查越来越严格，对审查员的控制也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每一个审查员后面都有监控，且一些大的操作基本由两人完成，所有的资料文档都有数字指纹，几乎不太可能想起初那样“枪口抬高一寸”或是“睁只眼闭只眼”，更不可能把审查的资料和规则传到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