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9月16日上午，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赵寨子镇67岁的界先生，被逃亡海外的儿子告知，邮件追踪显示，从美国寄出的快递已经在镇上被签收了。老界于是骑上电动车，前往镇上的快递站领取。
老界在快递站取了包裹，转身骑上电动车打道回府。这时，一伙人从一辆商务车上跳下来，拦住了他，把他的电动车一把推到路边，摁着他的脖子，把他押上车，一路开到镇上派出所。
老界被带到派出所户籍办公大厅旁边的拘押室，双手被铐在高高的窗子上。
从美国给父亲寄快递的是32岁的界立建，中国的访民，美国的基督徒。他告诉美国之音，快递包裹装着一些保健品、腰疼膏药和安眠药，这些是给父亲缓解关节炎和腰疾等不适的；另外还有六本《圣经》和一些传福音之类的文字资料。
界立建说，他联络洛杉矶当地华人经营的快递公司时，这些公司得知包裹中还包括《圣经》，都表示“那不能寄”。最后一家公司终于答应接受装有《圣经》的包裹。
父亲前一次被抓捕是今年5月中旬。那时，界立建刚刚作为原告，正式加入美国佛罗里达州伯曼律师事务所(The Law Offices of Berman & Berman)就新冠病毒对中共发起的集体诉讼。
界立建说，那次，父亲居住的高唐县赵寨子镇的住房被政府断电一星期。然后，他被带到派出所关了将近24小时。期间，身体被固定在冰冷坚硬的铁皮椅子上不能活动，双手铐在椅子前方平板上的两只锁环里。房间的空调温度被开到很低，而父亲只穿着短袖夏装。他出来时双腿都僵到不能走路了。
界立建说：“他被强迫观看电视宣传片……只要一疲劳，对方就打开强光灯照射。”
他们要求老界劝说儿子在国外停止针对中国政府的活动，撤下上载到互联网的反中共视频等一切信息，并写下保证书，等等。
第二天，老界被亲戚接出来时在发烧，前往镇上的卫生院看病输液，花费了400多元，但是他买的新农合保险拒绝报销。
界立建说：“说你这个我们不能报，具体原因你去找政府，去找派出所，他们批准给你报就会给你报。”
陪伴的亲戚问，“你们这是什么待遇？保费交了，看病的时候却不给报，我们的钱白花了吗？”对方说：“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心里清楚，我们怎么给别人报销就是不给你们报销？你们自己找找原因。”
护士站里别的护士接话说：“当什么不好？非要当汉奸！”
父亲到家以后，发现家中已经被政府抄过了，一片狼藉。他们拿走了身份证、户口本和保险卡，一些资料，以及1600元现金。7月份，身份证和其他证件都归还了，但不包括那1600元。
这次，老界面对大厅被铐了两三小时，然后被投入到审讯室。
界立建说：“父亲问他们自己有什么罪，对方回答：走私邪教书籍，境外输入邪教书籍，走私药品。他被录指纹，拍照片，抽血，抽取生物系统信息。”
老界父亲再次被固定在铁椅子上，被问是否信教，回答说不怎么信；“那为什么手里有这些东西？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危害吗？身边谁信教？”老界不回答。
派出所轻而易举就了解到，界立建的姑姑、她的儿子、儿媳和女儿都信奉基督教。于是，他们一车开到界立建姑姑居住的另一个镇，由当地村支书领到姑姑与儿子同住的家里，还有姑姑那婚后另立门户的女儿家。
他们把姑姑和姑姑女儿家里都抄了个遍，找《圣经》和基督教用品，把基督教挂历撕下来，耶稣像和相关图片也取下来，还砸碎一个相框的玻璃，撕下裱在里面的以马内利十字绣。
派出所人员拿上这些东西，把姑姑和她的儿媳、女儿和七岁的孙子一起带到赵赵寨子镇派出所。
派出所逼迫姑姑的儿媳，给在北京上班的界立建表哥打电话，让他从北京赶回来，因为“老婆和妈妈要被判刑和带走了，这是最后一面”。
他们拍着桌子问姑姑一家，家里的宗教资料从哪里来，还有什么同伙，一个月聚会几次，等等。期间还播放批判包括法轮功、全能神在内的所谓“邪教”的录像，同时威胁说，你们这是犯罪行为。
界立建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对姑姑说，“包括你那侄儿(界立建)在海外经常冲击中国使领馆机构，给国家抹黑、给中国政府抹黑，危害国家安全，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全中国人民为敌，给山东省丢了大脸。这是汉奸走狗叛徒，还勾结台独分子。”
界立建说，寄回去的有些资料中包括关于孙中山的文字。他说，“我参加台湾教会的活动，自己买了几本书，牧师也帮我拿了几本，还送给我一些传福音的资料。因为中山先生也是基督徒。里面有他的头像，还有他说的关于基督的几句话。”
界立建告诉美国之音：“他们问，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这是台独的代表，你们联系台独和境外的宗教反华势力，这是什么性质？这是颠覆国家政权罪。你们家那个煽巅分子，不管在哪里，在大数据之下，一言一行我们都了如指掌，不要以为能逍遥法外。他们一直扣帽子、恐吓，问《圣经》还寄过几次，这次到底还打算送给谁？”
他们还拿着《圣经》打姑姑女儿和儿媳的头部，然后把《圣经》一页页撕毁，并威胁要让她们把这些纸张吃下去、喝下去。
姑姑的儿子，也就是界立建的表哥，当晚从北京赶到赵寨子镇派出所。他们铐上他的双手，高唐县国保大队的郭廷伟对他又打又扇耳光。
界立建说，期间，“郭给我打电话说，凡是跟我有联系的人全都不得好死。还在国内时，他曾经跟我说过，‘在聊城，我们李局(李鹏，高唐县副县长兼公安局长，聊城市公安局副局长)弄死你们一家人都不在话下。就算你跑了，在外面也安宁不了，我让你死在外面，得肺炎死，在美国被打死，你骨灰都回不了中国。’就是一直骂人。”
当天，老界和亲戚一大家人被要求几十遍地抄写自己书写和签名的所谓悔过书，还写了保证书和反邪教责任书。然后被一一释放。姑姑与儿媳和孙子当晚深夜被放走，其他人都在第二天，也就是9月17日被放出。不过，界立建父亲、表哥、表嫂和表姐的手机、身份证和医保卡都被收走，“说是要调查一些事情”。
界立建说，“最恶心的是，派出所拿出一张习近平的塑料画像，让表姐和表嫂带回家贴墙上。让他们在家里不能放耶稣像，而要放习近平像。”
界立建告诉美国之音说，他的故事从父亲老界开始。1991年，他父亲因为不同意隔壁邻居把下水沟延伸到界家宅基地下而产生矛盾，发生了肢体冲突。对方是村支书的亲戚，人多势众，而界立建父亲不占优势，被打到在医院躺了四五天，对方的人则安然无恙。但是，老界仍然被安上“故意伤害”罪，由高唐县法院定罪被关押两年。界立建的母亲对丈夫的遭遇不服，到各级政府陈冤，包括县政府，聊城市地区政府，济南省政府。看到地方上官官相护，她把希望寄托在首都北京，于1991年冬天决定进京上访，却从此杳无音讯。
那时，界立建三岁。后来据目击者说，他母亲还没有走出高唐县就被便衣押上了一辆面包车。
界立建说：“我们后来维权时试图寻找母亲，有人表示据别人说，看到她被押上了一辆面包车，我们无法证实。但是，母亲到现在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是事实。”
祖母带大的界立建懂事后开始和父亲一起踏上维权之路，一是要替父亲翻案，二是要为母亲的失踪寻找答案。不过，这些举动最终成了他继续求学的障碍。
他告诉美国之音，念到高一下半年时，“被学校强制辍学。他们说，经常跟父亲去省政府之类的地方维权，对咱们学校名誉有影响，自己办退学手续吧，不办的话，我们也会强制你退学。”
那是2005年，在山东省高唐县第二中学。
此后，界立建前往自由度更大、风气更为开化的广东自谋生计，并继续帮父母维权。他因此被抓捕过八次之多，包括被送进精神病院。
他告诉美国之音，大概从2015年开始，广东也呆不下去了，大数据的严控导致他的身份证被标示为维稳对象，“连房子都租不到”。
2018年，他选择彻底逃离。他说：“2018年11月份离开中国，一路经由非洲最终到了美国，途中险象环生。感觉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地方政府知道我出国了，一直通过微信和电话跟踪和劝诫我回头。他们说，你不回来我们抓到你给你判刑；你回来自首吧。他们承诺只要我回去，会帮我彻底解决问题，甚至帮助安排工作，或者启动自己的生意。”
他说：“我告诉他们，只要活着，一定要在外面把他们的各种恐怖手段说给全世界听。”
2019年平安夜，界立建经过在非洲大陆历时一年多的漂泊，到达美国纽约，后来落脚西海岸的洛杉矶。
他家乡山东当地的维稳官员没有忘记他。他们更加害怕了，对他如影随形地软硬兼施，变本加厉监控和要挟他的父亲，伺机惩罚他的亲戚。
一个访民和一本《圣经》，让一个强大的政府如临大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