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抗议者与北京政府和香港政府的对立气氛紧张之际，中国国务院宣布在与香港毗邻的深圳建立“先行示范区” ，扩大深圳的金融开放度，似乎在暗示香港抗议者，如果抗议不平息，中央将以深圳取代香港。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鉴于香港的开放市场和法治环境以及深圳或上海短期内也无法取代的事实，中国还需要香港，因此中国也不会对香港施以重手。
香港在外贸和金融上对中国依然很重要
香港的反送中大游行已经连续进行了11个星期。中国在香港边境的深圳聚集了大量的武警并进行演练，令观察人士担心，中国最终将出兵香港，平息抗议。
有人认为，鉴于香港对中国的重要性不再像以前，北京政府在香港问题上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因此，只有在必要时才会对香港施以重手。
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指出，香港对中国的重要性继续存在，特别是在外贸和金融领域，因此，中国不会对香港施以重手，那样做等于是让香港崩溃。
戴安通（Antony Dapiran） 是香港的金融律师，也是作家，曾经出版关于香港异见史的《抗议之城》一书。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虽然与22年前主权移交时相比，香港的GDP相对于中国整体的GDP来说在缩小，但是，香港继续为中国的其他地方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他说：“香港依然有重要的作用，是中国与外界的桥梁。中国的大公司，国企或是私营企业，很多在香港都建有总部，他们在这里的金融市场融资，并向这里的银行借贷。他们还利用香港作为全球并购的平台。我认为香港依然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香港是中国公司上市融资的首选地。根据普华永道集团（PWC）2018年的数据，尽管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上海和深圳的挑战，但是中国公司近六成的共354例首次新股上市（IPO）仍选择在香港。
有报道说，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已经提交赴香港上市的申请，有望最早在2019年第三季度为该公司筹集近200亿美元的资金。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天磊（Tianlei Huang, 音译）在《为什么中国仍然需要香港？》一文中写道，这些中国公司之所以选择香港，是因为香港拥有多重优势。“先是基于注册制的首次上市制度系统，这使得上市进程比在内地相对更快、更容易。其次，没有资本管制和更大的国际敞口使香港成为了中国内地在全球扩张的一个锚点。第三，健全的金融基础设施降低了运营成本。第四，香港有完善有效的监管框架，注重透明度和审慎的最低标准。上海和深圳都不太可能在与香港的这场竞争中胜出，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
香港律师戴安通说，除此之外，香港对中国的精英们也非常重要。中国精英们到香港来投资，香港的房地产或是进行其他投资，为其家人获得香港护照，方便到全球各地旅游等。他说，鉴于上述原因，他认为， 中国不会让香港崩溃的。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8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ODI）流向香港的比例超过58%（约700亿美元）。截至2018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在香港的存量达到6220亿美元。
不过，这些中国投资并没有留在香港。这些资金要么作为利润和资金汇回内地，要么汇往世界其它地方。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黄天磊说，“中国内地企业通过香港进行投资，就是为了利用香港良好的监管环境和可用的专业服务。”
中国官方2017/18年度的数据显示，在中国大陆全年所获得的1250亿美元外来直接投资（FDI）中，990亿通过香港流入，占总外来投资的80%。
1997年以来，中国已经在香港培养了大量的经济和商业利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黄天磊说，中国领导层发现，为了中国的自身利益，中国将继续需要一个资本主义的香港。
他说，中国需要明白，保持香港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符合中国自身的最大利益。它需要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更重要的是，要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法治，这一点任何人都不应视为理所当然。
深圳和上海短时间内无法取代香港
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同时表示，这么做的目的是“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这一举措令人不仅联想，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势将受到冲击。
不过，中国时政评论人士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访谈的时候说，正是香港的自由、民主和法治是深圳或是上海都无法取代的。
他说：“说到头来，不论是上海的自贸区，或是深圳的先行示范区，要取代和替代香港的可能性都非常非常小，它的可替代性毕竟还是非常低。毕竟，香港的法治是上海的自贸区和深圳的所谓先行示范区都做不到的、很难学到的。至于香港原来就有的自由和民主--哪怕虽然这个民主还很不完整--我想它更不是中共愿意去采纳的。简单说来，中共在深圳、在上海所要采取的一些举措，一部分是为了应对贸易战，另一部分也确实对香港多多少少形成一定威胁，但是从根本上讲它不可能取代香港现有的这个地位，因此它的威胁程度还是相当相当有限的。”
在2016年5月第六届两岸及香港《经济日报》财经高峰论坛上，香港港交所总裁李小加在谈到香港的优势的时候说，“香港的开放市场丶法治环境丶与国际接轨的监管制度与市场体系丶专业人才和中英双语环境在今天和未来仍然是中国非常宝贵的‘软实力’，它们是成就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必不可少的条件，需要经过几代人的积累与努力。”
中美贸易战下，中国更要“利用”香港
香港政治学者，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研究学院副教授和副总监方志恒今年五月在香港《明报》“星期日生活”发表题为《中美新冷战香港角色 自由世界前哨？红色中国前哨？》的文章。
他在文章中说，中国在香港有巨大的利益，香港一直以来是中国的外汇来源，是中国突破西方禁运，漂白投资的所在。中国希望将香港转型为“红色中国前哨”。中国要保留“一国两制”的躯壳，掏空香港自治，以确保“一国两制”的香港得到北京“充分利用”。他说，北京近年来强硬打压香港民主运动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因为任何将香港推向民主的改革，都会阻碍北京建立“红色中国前哨”的计划。
2018年4月，在美国对中国通讯业巨头中兴和华为采取限制措施后，北京希望再次利用香港的地位输入西方科技。5月，中国宣布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中心，并将香港纳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纲要》。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方志恒说，这表明北京要“更充分”的利用香港。
香港享有独立于中国大陆的关税区地位，未被美国列入加征关税的地区，使得很多中国商品可以从这里转口。很多海外禁运的高科技产品也从这里进口到中国大陆。
香港对台湾“一国两制”的示范意义
约瑟夫·博斯科（Joseph Bosco）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除了经济的重要性之外，香港对习近平来说，还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
他说：“我认为北京把香港当作‘一国两制’的试验场。‘一国两制’最初就是为台湾设计的。台湾在密切关注。他们现在确信，他们不希望成为‘一国两制’的一部分了。”
习近平曾经宣称，与台湾的统一将遵循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模式，不过，香港的抗议活动增进了台湾人对这种模式的反对。
台湾明年1月将举行总统选举。北京不希望看到独立倾向的总统蔡英文赢得连任，但香港的抗议活动似乎有利于她的选情。
香港对过去对中国的重要性
香港港交所总裁李小加2016年5月在第六届两岸及香港《经济日报》财经高峰论坛上阐述了香港过去三十年对中国的重要性。
他说：过去三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内地经济发展最快的三十年。在这个三十年中，香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做了三件大事：第一，转口贸易；第二，直接投资（FDI）；第三，资本市场的大发展。转口贸易给中国带来了第一桶金，FDI直接投资把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工厂，而香港资本市场的大发展则为中国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发展经济的宝贵资本。
李小加说，从1993年H股诞生开始，一家又一家中国的公司在香港上市募集来自全球的资金，发展成了今天世界上最大的电讯公司丶能源公司丶银行和保险公司。他说，香港都凭借自己独特的优势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先锋作用。他还说，当然，在此过程中，香港自己也收获了繁荣富强，成为全球认可的国际金融中心。
李小加在演讲的最后说，香港的繁荣不应离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更应利用香港的独特优势。过去如此，今后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