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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抗争活动中,我是前线抗争者,即便因此受到起诉之后也一直在持续抗争。我在身体和心理方面都有一些后遗症,在香港无法寻找适当的治疗,觉得也不应该跟这里的医生讨论这些问题,担心资料被泄露,可能因此罪加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