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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8:27 2024年11月23日 星期六

港新版教科书否认香港曾是英国殖民地


香港夜景
香港夜景

港府去年改革中学课程,新增“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公民科),并且在不同主题加入“国家”元素。近期有媒体发现,多本公民科教科书以中国一直拥有香港主权为由,强调1997之前,英国在香港只是实施殖民管治,声称“香港不曾是殖民地”,并把2019年反送中风波与暴力恐怖活动与境外势力干预挂钩。有评论认为,有关的定论不符合逻辑,批评港府未经社会取得共识,单方面把重大历史事件定性。

港新版教科书否认香港曾是英国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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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入争议的四本香港中学公民科课本分别来自三家出版社,以“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为主题,从三条不平等条约解读香港问题的由来。

香港“明报”和“南华早报”6月13日的报道发现,这四本上月通过香港教育局评审的课本全都提及,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1972年要求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把港、澳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获大会以大比数通过,强调香港不具殖民地地位。

港教科书:香港不曾是殖民地

有课本以补充资料说明“殖民地与殖民统治”的区别,认为若国家宣布一地区为该国殖民地,国家享有该地区的主权和治权;若国家对一地区实行殖民统治,国家“只拥有该地区的治权,并不拥有主权”。课本提到,中国一直拥有香港的主权,英国“只是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因此香港不是英国殖民地”。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叡人认为,这个讲法根本站不住脚。

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叡人
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叡人

吴叡人说:“形式上的主权本来就不是构成殖民地主要的要件。殖民地最主要的必要条件是有效的控制跟统治。殖民地的形态有非常多种,譬如过去上海的租界。港岛加九龙半岛加新界加上附属岛屿,英国超过100年以上时间进行长期、持续而有效的统治,而且还被国际法承认,而且被纳入联合国的宪章。从政治的历史,从国际法,从统治的事实上各方面来看,香港当然就是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在1842年和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后与清政府签订条约,先后把香港岛和九龙半岛永久割让给英国,而在1898年双方再次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让英国政府租借新界,为期99年。

中国政府一直把这些条约形容为“不平等条约”,拒绝承认,并强调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在鸦片战争后被英国占领。1984年,两国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同意在1997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届满时把香港主权移交中国。1997后,特区政府也一直采用香港“回归”中国的说法。

吴叡人:中共对待割让香港条约言行不一

长期关注香港议题的吴叡人说,中共早已用行动证明,这些所谓的“不平等条约”其实是有效的。

吴叡人说:“他们(中国)即使进入联合国也没有否定过去跟英国签订的条约。否则为什么还要进行中英谈判,重新签订新的叫‘中英联合声明’的国际条约,以决定1997年后香港的地位。中共自己在实际的行为当中都承认这些条约,你(把‘香港不是殖民地’)放在教科书这完全违反史实与国际法,也违反事实上中共自己的作为。”

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忠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公民科教科书强调香港不曾是英国殖民地,背后有更深层意义。

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忠 (吴建忠授权使用)
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忠 (吴建忠授权使用)

吴建忠说:“对中共来讲,他现在认为的国际社会是‘东升西降’。他认为中国大陆的国力跟实力正在崛起当中,也就是说,要把百年耻辱消除掉。对于过去这种不管是殖民管治也好,或者殖民的历史,中共当然是希望把这段历史重新诠释,中共不遵守国际规则的情况非常严重,所以他才会把‘中英联合声明’说是历史文件,既然是历史文件那当然有重新解释的空间。就像共产党过去说‘港人治港’,但是实践下来变成‘爱国者治港’。”

通识课程被视为港社运根源

2009年被香港当局列为教育改革增列项目的“通识教育必修课程”,近年被部分舆论视为香港社会不稳的成因之一。亲北京传媒和政界人士认为,大量学生参与社运是受到通识科影响。港府自去年起就以“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公民科)”取而代之。

吴建忠说:“任何民主国家的学校都强调把多元化意见并陈,经过讨论以后让学生从中得到知识。过去香港的通识教育把正反两方的意见并陈。现在中共口中的‘公民与社会(教育)’其实是一元化的思维,容不下任何异见声音,跟过去香港的通识教育是截然不同的。”

香港“明报”报道,四本已送审的公民科教科书样本均有章节提及“港版国安法”制定及实施,均表示回归后港府一直没有就“基本法”23条立法,使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出现漏洞。有教科书描述说,2019年的“修例风波”引发一连串严重暴力事件,破坏社会秩序,并弱化市民特别是青年的守法意识,又称反对势力和鼓吹港独组织请求境外势力干预。

香港民主党教育政策发言人朱子洛对明报表示,有关教科书把2019年社会运动轻易归纳为外部势力干预是过于简化,无视当时触发事件的多个深层原因,包括当初港府无视两次逾百万人和平游行的民意。他说,如果政府不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为事件作出公允调查,公民科对于修例事件的评论,将不能说服港人。

台湾中央研究院学者吴叡人认为,一个政府无可避免要为重大历史事件定性,但是前提是过程必须开放,并取得社会的共识。

吴叡人说:“你今天真的要定性也不是完全不行,但是你定性的过程必须开放,(纳入)社会的讨论和各方面的想法。最后整个社会达到某种共识后,大家再根据这样的共识参照比较专业的意见,然后写成比较客观,可以包容不同观点,但是还有一定看法的说法。他们事实上只是施加一种单面的想法。这个单面的解释是官方的解释,甚至还不是真正香港官方,而是北京中共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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