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上星期六趁《基本法》颁布30周年，在中联办网站发表文章，表示香港一国两制已进入“50年不变”的中期，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逐步显现，他又表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求，也是香港根据《基本法》必须履行的宪制责任。
有时事评论员分析，骆惠宁的文章是为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铺路，以至全面收紧香港管治的尺度。民主派表示，现时推动23条立法，将会加深社会撕裂。
今年1月4日就职的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上星期六(4月4日) 在中联办网站发表题为《坚守“一国两制”事业初心、坚持依照宪法和基本法治港、写在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之际》的文章。
骆惠宁撰文指“50年不变”进入中期
骆惠宁表示，1990年4月4日通过并颁布的《基本法》，经历了30年不凡历程，香港一国两制已进入“50年不变”的中期，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逐步显现，尤其去年反修例风波发生大量严重触碰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行为，他认为，许多深层次问题都到了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时期。
骆惠宁又表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求，也是香港根据《基本法》必须履行的宪制责任，只有建立健全香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强化相应的执法力量，才能确保香港长治久安。
建制派发起23条立法舆论及联署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上星期六在“基本法颁布30周年线上研讨会”表示，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领土统一，应尽快在香港立法。
基本法委员会前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亦在同一个研讨会表示，当前有必要优先考虑落实北京中央管治权、维护中国国家安全、防范外国政治势力干预的法律，以及完善强化《基本法》教育和国民教育等。
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何君尧3月中成立“23同盟”，在网上发起支持23条立法联署，声称联署人数已达100万人，但是当中只有23%是来自香港，约23万人； 14万是中国内地人，其余大部份签名是来自海外。
刘锐绍指北京催促完成23条立法
时事评论员刘锐绍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骆惠宁的文章提及“50年不变”已经去到中期，即是北京已经急不及待去改变一国两制，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统治之下，更加否定了1980年代制定《基本法》的初心，以切合目前中国的政治需要。
刘锐绍表示，骆惠宁的文章是为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铺路，因此发动建制派的舆论以及联署支持，甚至有意见认为要在今年7月立法会任期结束前，建制派仍然掌握大部份议席的情况下通过，以全面收紧对香港管治的尺度。
刘锐绍说：“如果等下一届立法会选举的时候，又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变成现在就可以看到北京‘吹哨’，跟着骆惠宁就发号司令，跟着建制派就有所行动，无论如何，这个可以看到催促23条立法的行动，就已经是快马加鞭的了。”
刘锐绍强调，1980年代《基本法》制定的时候，他在北京采访，据他的认知，一国两制的初心并不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而是希望能够以“两制”来统一中国。
刘锐绍说：“所以当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亦都曾经讲过，在香港是‘不派一兵一卒’的，而到最后即使说要驻军，作用都是‘体现主权’，而不是保护(中国)国家安全，到(1989年)六四之后现在的《基本法》23条才强加进去，成为今日的23条，而本来的23条就变成今日《基本法》的24条，所以骆惠宁那篇文章根本就是完全扭曲。”
强推23条立法或引激进抗争
记者问及在武汉肺炎疫情仍在香港扩散的情况下，亲北京势力强推23条立法，会否重演去年反送中运动百万人上街的场面﹖刘锐绍认为，中共如果强推23条立法的话，到时的反抗可能“不只百万人上街這般简单”，一些不想见到的激进抗争行动都可能会出现，亦可能会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裁。
刘锐绍说：“只是它们(当权者)将那个爆发的临界点是推高了，完全责任是在于官方，所以大家就要有所预期，即使我们反对暴力、我们不想见任何的暴力冲突，但是问题就在官方，它自己是不是继续冥顽不宁下去，如果是这样来说，很多的踫撞有时都难以避免的了。”
民主派指强推立法加深撕裂
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表示，现时面对疫情和经历反修例运动，香港社会躁动、撕裂，还有人说要为23条立法，她认为是立心不良，将会加深社会撕裂。她又表示，23条在没有真普选之前不应立法，如果北京用其他手段，例如将中国的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亦不合适。
去年发动多次百万人反送中大游行的民阵召集人岑子杰表示，23条绝对会打压香港的人权、自由，2003年香港人誓死反抗23条立法，他呼吁中共不要再触碰港人底线。
网民发起“反对23条立法联署”
有网民3月开始发起“反对23条立法联署”，声明表示，北京有不少以言入罪的先例，若香港政府订立相似的法例，难保不在中央政府压力下，出现相同状况。
声明表示，23条立法草案对违法言论的定义过于空泛，很多异议、反对言论均可能构成入罪，恐怕条例会很易成为政府以言入罪，压制言论的工具。即使条例备而不用，仍会对民间言论构成无形压力，长远影响香港的言论空间。
声明表示，根据原香港《基本法》草委会委员之一李柱铭向立法会宣称，《基本法》草稿第一稿的第23条条文原本没有“分裂国家行为”与“颠覆国家罪”，但是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当局为了防止有人利用香港作“颠覆中共统治的基地”，而加了这两个细项。
声明表示，由于有关概念定义模糊，如果强行仓促立法，香港政府需要面对立法不完善而造成的后果，包括香港市民应有的权利被剥削，或立法使香港市民应有的权利变相转交予北京，使北京可以利用有关法例制约香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