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推动港版国安法引来美国各界谴责。有资深法律专家认为，该法的要害在于北京要把中国的国安系统移植到香港，通过新法直接控制香港的公共秩序、言论自由到刑事司法。一位前美国驻港外交官表示，该法产生的原因不排除深陷经济政治困境的习近平本人，要通过冒此风险来转移国内的视线。支持香港的人权活跃人士说，这一立法行动已经并将继续激起香港民众的更大反抗。
本周四，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将通过一项制定香港版国家安全法的决定，这一程序将正式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起草这项北京可以直接控制香港的法律。
上周五，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向人大报告了这项决定草案的总要求和基本原则。总要求可浓缩为必须按习近平思想行事，而基本原则的关键则是将一国两制解释为“一国”必须凌驾于“两制”。
中共将不再悄悄控制香港
决定草案可能是港版国安法的雏形，分导语、正文两部分。正文共7个条款。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说，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第4条，该条款要求中央政府在香港设立机构以确保港版国安法得到执行。
“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不再以悄悄的、通常是间接的方式来控制香港政府的行政管理，而是会设立超越现有的联络办和外交部代表机构的公开的中央政府机构。” 孔杰荣告诉美国之音。
根据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后实行的基本法，除国防、外交归中央政府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拥有立法、司法、终审权。基本法保证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据此，中央政府在香港仅设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和一支防卫香港的解放军驻港部队。
孔杰荣教授说，根据决定草案中的第4条，未来北京的公安、国安部门将直接进入香港设立机构，“这些新机构将是公安机构。他们将受到北京公安部的控制，也可能受北京国家安全部的控制。这意味着（北京）直接控制香港的公共秩序、言论自由和刑事司法。”
对一个曾拥有各种自由的城市，这一变化的后果将是前所未有的，“人们会看到为什么这对已经下降的‘一国两制’会造成致命打击。这可能真的是香港的死亡证明。”孔杰荣说。
孔杰荣在一篇文章中称北京的这一立法是希特勒式的 “最终解决方案”。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是纳粹消灭欧洲犹太人的政策，导致1941至1945年在集中营杀害了600万犹太人。
充满自相矛盾的过程
北京制定港版国安法的过程本身就有自相矛盾的两难。一方面说特区政府没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必须由中央政府来做；另一方面，又称此为 “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行为，” 2002至2003年期间，香港特区政府曾推动23条立法，但遭到香港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反对。
“我认为这是中央人民政府采取的一个积极的绝望行动，是缘于实行一国两制23年后的挫败。”孔杰荣说。“尽管香港应该具有高度自治，但现在‘一国’采取行动强迫香港特区政府最终接受国家安全法。”
北京为什么选择现在来做这件事情？孔杰荣教授认为，“令北京担忧的是，如果不能在9月前立即采取行动，立法会将拒绝其努力。它知道，即使今天的这一举动会引起抗议，但抗议会因为新冠病毒会少一些。而如果等待更长时间，效果会更差。”
香港定9月份举行立法会选举，如果港人可以自由投票选出自由参选的候选人，民主派可能获多数人支持，那时北京期待已久的国家安全立法前途将更为渺茫。
习近平可能陷经济政治困境
但美国驻香港前总领事杨甦棣（Stephen M. Young）大使认为，这一举动有着中国国内经济政治的深层原因，“因为习近平的经济在放缓，甚至是负成长；他想当终身主席的雄心处于某种危险之中，其他政治局成员在观望，看他是不是会出错。”
杨甦棣认为，习近平正犯下所谓的“非强制性错误”，“当他们自己有一大堆问题的时侯，却在推动一些他们并不必做的事情。我能想象的是，习近平因为我所说的原因在国内陷入困境，他感到他需要通过在香港冒这次险来分散他的人民和他的对手对他的注意力。但是我认为结局会很糟糕。”
杨甦棣预计，北京的这一他称之为“大胆挑衅”而又“愚蠢”的举动会激起香港人更大规模的抗议浪潮。而杨甦棣担心的是中国军队的介入，“无论是武警加入，或是调集来自深圳的人民解放军，来打击抗议活动，那危险就升高了。那真的会很丑陋。我希望我错了，但这是有可能的。”
孔杰荣认为，港版国安法意味着北京把以法律为镇压手段打击异议的做法延伸到香港，将会造成更大的人权灾难，“人们会看到许多任意拘留、逮捕、定罪和判刑。香港将越来越像中国的其他城市，香港人民将受到与在中国的其他人同样程度的对自由的压制。”
北京压迫令人权人士更加努力
美国香港民主会（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负责人杨锦霞承认，这个法律会使活跃人士面临中国大陆许多异议人士被任意羁押的命运，”将来的打压会更厉害，过去你在街上说什么东西就会逮捕你，现在你可能在网上说一句话，或画一个图，就会犯了国安法了”，“他们可以扣你卖国的帽子，如果我到香港去，他们也可以说我是叛乱、是匪谍，只要是中共不喜欢的就可以对你进行控告。”
但是杨锦霞说，这个法吓不倒香港人，“这个压迫会令我们更加努力去做这个事情，去努力地去向美国的参众议员游说他们正在订立的一些法案，也会去美国国务院让他们了解香港的状况。”
美国政府已经对中国制定港版国安法表示强烈谴责反对，国务卿蓬佩奥敦促北京重新考虑这一灾难性议案，并警告 “任何决定若侵犯受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保障的香港自治和自由都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对‘一国两制’和该领土地位的评断。”
杨甦棣说，美国政府下一步就是取消美国于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这样会使香港不那么繁荣，也就不那么特别。但是问题是如果中国人不在乎，我们也不会在乎。”“我很遗憾地说，这将对香港人民产生负面影响。 但是主要目的是向中国人传达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即我们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他们坚持要通过这一法律。”
《美国香港政策法》继续给予主权回归中国后的香港，在政治、经济、贸易等方面与中国大陆完全不同的待遇，并享有独立关税区地位。
孔杰荣教授说，他不希望看到这一结果，“我希望美国政府以及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其他重要的民主国家将找到许多其他途径来表达他们的强烈抗议和对中国所作所为的反对。”
加速国际资本离港趋势
但孔教授和杨大使都不否认这一立法可能造成的损害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这无疑将加速大型金融和商业机构转向香港以外地区寻求其中亚活动基地的趋势。”孔杰荣教授说。
“无论是美国、日本、欧洲的公司，他们早就为此制定了应急计划”，杨甦棣大使说，“我认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很紧张了，他们会考虑搬到新加坡去，有的已经去了。 他们可能会搬到东京去，有些可能会搬到台北……缺乏法治的地方不会让他们感到放心，因为法治确保了他们在香港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他补充。
杨甦棣大使曾于2010年至2013年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2006年至2009年任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
他说，根据几年前在香港的经验，能走的都会走，“很多人，至少是富有的香港人，都拥有我们所说的逃生出口。 他们有加拿大、英国、或美国的公民身份。像这样的人会离开香港，去他们的护照所在国。”
普通港人确实别无选择
但他说，对普通百姓来说，除了留在香港确实别无选择。“我认为，如果事情朝着我听到的方向发展，这些人将大批走上街头。”
在孔杰荣教授看来“一国两制”走到今天的地步有基本法本身的问题，“就像每个宪法文件一样，都有很多折衷之处，许多条款不太明确。但是，关键的问题一直是，当出现具体的问题时，谁来定义这些条款的含义。”
基本法执行23年来曾在居港权、基本法第23条立法、普选、特首任期等不少问题上发生争议。“从法律上来讲，（港版国安法）在《基本法》之下是做得到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他们导演了这个秀。他们是基本法含义以及根据该法可以做什么的最终仲裁者。”孔杰荣说。
但孔杰荣同时指出，北京的释法常常是歪曲，“甚至连香港的终审法院拥有最终审判权这样的问题都被歪曲了”。
孔杰荣教授认为，推动港版国安法立法是对根据《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制定的制度的最新最强烈的打击，但这个过程本身也有着某种宿命含义， “鉴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这种歪曲一直在出现，并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邓小平说：“50年后更没有变的道理”
当年面对西方世界对香港主权回归抱持的疑虑，1990年1月，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告诉香港富商李嘉诚，“不会变、不可能变，不是说短期不变，而是长期不变……就是说50年不变，50年后更没有变的道理……“
15年后，北京当局在香港绑架铜锣湾书店员工、遭国际社会谴责后，外交部发言人公然表示，存放在联合国、具有国际约束力的 《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对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
在此背景下观察，北京今天强推港版国安法，有其逐步将一国压倒两制，进而变成一制的逻辑，但大胆程度仍令外界惊讶。
孔杰荣教授追问，如果放在50年的历史框架里，这个国安法导致的后果究竟会有多重要？
“因为就是到2047年，香港也不受任何保护，”他说。“即使根据北京对一国两制的解释，当1984年达成这些安排、并在1990年制定《基本法》时，也并不会意味着香港认为的可以享有的自由。因此，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个朝着错误方向发展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