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香港理工大学警民大战及围困，是反修例抗争5个多月来最激烈的冲突事件，直接激发了美国国会参议院最终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十多天的围困结束后，有1300多人在调解下走出校园被警方登记或拘捕。但许多示威者坚持留守，绝不走出去向警方“自首”，宁可舍命也要以自己的方式走出去。
记者11月22日第二次进入自11月17日被警方围困得水泄不通的理工大学的校园后，全天仅见到不足20位留守者到“抗争饭堂”美食坊吃东西或寻找食物和饮水，而此时校园内最多也不超过百人。
下午2点多，记者见到一位未穿鞋进来的年轻人，问他怎么回事，他说鞋脏了，因为刚刚和几个同伴一起试图从下水道逃走，但没有成功，因为水位上涨厉害走不出去，而且接应的人告知要出去的井口处有了警察。记者询问是否很危险，他表示确实很险恶，尤其是滑倒的话。他说，知道前一晚上有一些人从下水道成功逃走，但他没有赶上和那批人一起行动。在饭堂里一起呆了很久后，他同意接受采访。
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像他的一些同伴一样走出校园接受警方登记或拘捕，他表示不相信警方，担心落入警察手里被秋后算账，而且害怕一旦被登记拘捕，未来就无法参加运动。
他说：“我就是怕被入罪，就要受到刑罚，在这段时间就不可以参加这个运动了。”
他表示，他此前曾参加震惊社会的警方两个多小时内发射上千催泪弹的香港中文大学2号桥的警民冲突，16号转到理工大学。他知道家人很担心他的安危，希望他尽快出去。他说，当晚他会和同伴再试着从下水道逃出去。
他说，他在理大的责任是保卫校园的出入口，他尽心尽力，这样校园里的“手足”才能安全。在谈到许多年轻人已经写好遗书，以防万一不测，他笑称自己没有写，但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一切交给运气。
他说：“我没有太大的负担。在家里，我有哥哥、我有妹妹。哥哥可以帮我们家族可以做下一代，我可以不用。我的妹妹也可以嫁个好男人，也不用太多照顾。然后我的父母也有自己的打算，也可以照顾自己。所以我的负担十分的小。我没有写什么遗书呀。如果不好运，真的牺牲了，没什么好说的。如果我要牺牲的时候，我不可以逃离这个命运的。如果我不用牺牲的话，我就不会牺牲。”
他认为，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在中大2号桥和理工大学与警方激战，成功堵塞两条主要干道，对港府打击很大，而能够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支持对支撑港人的抗争信心非常重要。
他说：“精神上有鼓励的作用，因为抗争者不会觉得只有我们香港人在做这个抗争，也有人在为我们的不公平待遇发声。”
这位不时说笑的年轻人告诉记者，他的哥哥和妹妹常打电话给他，因为街头抗争太危险而不支持他的父母则没有，因为他们知道说什么儿子都不会听。
他说：“哥哥妹妹有，爸爸妈妈就没有，因为他们打给我就是叫我不要参与了，不要再出来了。他们知道说这些话都是废话，因为我不会听。所以他们就不说了。”
到了晚上10点半后，这位年轻人换了一身黑衣，又回到饭堂整理装备，放进背包。他告诉记者，深夜或凌晨他和同伴会再试尝从下水道离开，这回出口地点应该是在一个工地，会远离校园。一位教会大姐一边给他拿点吃的，一边抓紧时间劝他不要再去冒险。
接替记者进入理大的美国之音粤语组特约记者汤惠芸报道，11月23日凌晨1点，也就是理大校园被围困的第7天，消防接获报案，称理大有留守者经下水渠离开后失联。消防赶到后发现一个渠口盖打开，旁边遗留杂物。消防利用电筒照明，又用仪器探测。到凌晨2点半，报案人称联络到留守者，消防停止搜索并离开。
约一个星期后，记者的电报Telegram收到一个应是这位年轻人的短信，称安全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