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反送中运动，加上去年香港电台编导蔡玉玲透过车牌查册，寻找7-21事件真相之后，港府为了打击“起底”（调查个人真正身份与资料）而收紧多项查册。
继车牌查册后，港府3月底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要求以被称为“三部曲”的方法禁止公众查阅公司注册资料，涉及董事、公司秘书通常住址及完整身份证号码。预料最快今年5月刊宪实施，包括传媒及法律界人士都禁止查册。
有民意调查显示，接近6成市民支持用于采访或研究的查册可获豁免限制。有学者分析，禁传媒查册可能助长选举舞弊，企业透明度亦大幅下降，将会削弱香港营商竞争力以及对外资的吸引力。
经历2019年反送中运动，有警务人员及政府官员被网民“起底”，以及香港电台新闻专题节目《铿锵集》外判编导蔡玉玲，2020年制作元朗7-21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一周年电视特辑《7-21谁主真相》，透过车牌查册寻找事发时怀疑运送木棍等武器的汽车车主，让观众了解事发时更多细节。
港府拟分三阶段收紧查册
节目播出后引起社会极大回响，蔡玉玲更于去年11月3日被警方上门拘捕，指控她透过车牌查册方式取得7-21事件当晚，现场车辆的车主资料，警方怀疑她不正当使用资料，控告她两项“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件下的证明书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案件3月底完成审讯，将于下星期四(4月22日)裁决。
港府以“保障私隐”、打击“起底”为理由，收紧多项查册。继车牌查册之后相隔8年，在今年3月底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再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要求以“三部曲”禁止公众查阅公司注册资料，涉及董事、公司秘书通常住址及完整身份证号码。
文件建议，新查册安排分为3个阶段，也被称为“三部曲”。第一阶段公司可即时拒绝公众查阅董事的通常住址；董事及公司秘书的完整身份证号码。第二阶段为明年10月，任何提交公司注册处的登记文件，当中任何涉及受保护资料，即通常住址及身份证号码，公司注册处则主动不再提供上述资料供公众查阅。第三阶段，为2023年12月，公司可以向公司注册处申请收起过往已经登记的公司文件资料。
港府5月将向立法会提交附属条例
文件提及，今年5月港府将会向立法会提交有关附属条例，以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处理，即是政府可以先刊宪，即时禁止公众查阅董事及公司秘书的受保护资料。
根据香港目前公司查册，文件显示公司名称、注册办事处地址、公司秘书名称及住址，以及董事名称、通常住址以及完整身份证号码。
新查册安排实施后，登记册只会显示董事及公司秘书的通讯地址以及部分身份证号码给公众查阅，而资料当事人、获当事人的授权人士、公司成员、清盘人、公职人员或公共机构等则属于例外，但是不包括律师及记者。
记协否认记者查册是特权
特首林郑月娥3月30日会见传媒表示，个人私隐要受到保护，防止起底、防止个人资料被“武器化”，并防止在网上发放假消息、仇恨言论等。她说，如果资料不是必要性，可以保护而毋须公开。
林郑月娥又表示，公共名册的存在已经是平衡，她强调任何人都没有特权，看不到记者为何有特权。
记协回应林郑月娥的言论表示“极为误导”，强调记者从未要求享有特权。记协表示，揭发社会不公义事件之前，记者必须反覆求证，其中各项查册及查阅政府公开资料，正是重要的查证手法，以往不少关乎重大公众利益的报道，例如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上任之初卷入僭建丑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被揭发早年在新界东北囤地及涉嫌与太太经营劏房等，都是透过查核车牌及查册等方式揭露。
近6成市民支持采访研究查册可豁免限制
香港民意研究所与选举观察计划2月底公布一项网上民意调查，由2月18至22日透过网上问卷方式进行，成功访问5,381人。
调查问及，政府近日表示将检讨公众查册安排以杜绝起底及保障个人私隠，但有新闻和研究机构担心，限制查册有损公众知情权和公众利益。结果显示，57%的受访者支持用于采访或研究的查册可获豁免限制，反对豁免限制的受访者有27%，另有14%表示一半半。
学者忧禁查册或助长选举舞弊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副裁钟剑华表示，政府收紧查册，摆明就是不想传媒继续查册，担心有可能助长选举舞弊，令选举更不公平。
钟剑华说：“大家以前查过册，今日查过册，你就知道分别了。(政府)就是不想你查而已，大家记不记得几年前、上一届(2106年)的立法会选举，查到有种票、一户人有8个姓，是那些人查到的？就是媒体。你现在这种做法是让你查不到。香港的选举从来都不公平的，即是香港有功能议席，有很多功能议席没有人选，就长期都有人入去(立法会)做代表，少数人就代表多数人的决定，现在的做法就让选举更加不公平，其实这个是一个极之倒退、极之愚蠢，亦都解决不到问题的方法来的。”
研究员进行查册遇到很多问题
选举观察计划项目干事卢睿敏在记者会上表示，据香港以往的选举经验，记者的侦查报道对于揭发选举舞弊、种票等行为是非常之有帮助，而去年蔡玉玲事件发生之后，她因为查册而被警方拘捕，甚至被控刑事罪行，反映目前公众的知情权及利益，不被政府所重视。
卢睿敏表示，选举观察计划的研究员进行查册的时候，亦遇到很多问题，认为不能够有效地进行有关选举的研究。
卢睿敏说：“基本上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学术研究中心，查册相对来讲是难的，我们唯一可以查到的，就是没有个人资料的选民资料，变相即是地区直选的选民资料我们全部都拿不到，超级区议会的选民资料我们亦都全部都拿不到，功能组别的选区，我们只是可以拿到有工会或者商会的选民的资料。”
卢睿敏表示，以研究员的身份进行查册时，不可以进行任何纪录，包括文字、拍照，甚至副本都不可以取得，唯一只可以用脑到记着相关资料，电脑界面亦限制字体的大小不能够放大，甚至查册的时间都有限制，她认为这些制肘只会阻碍学术及新闻自由。
卢睿敏说：“同时在(查册)的时间上面都有限制的，之前疫情的关系，它们就限制我们一小时，但是疫情之前甚至是有一段时间只可以查30分钟而已，一个机构或者一个代表，而每一个机构只是可以派一个人去，即是变相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肘，其实去到最后就是阻碍到学术以及媒体的自由。”
陈家洛指小圈子选举禁查册难辨选民真伪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以往做选举研究，新闻界及学界都可以透过检视选民登记册，了解选民身份的真伪，尤其是功能组别的“小圈子”选举，他举例以往民主派占优势的立法会资讯科技界功能组别选举，就曾经透过查册找到不符合资格的选民登记，他担心当局禁止传媒查册之后，类似的选举舞弊将会更难被发现。
陈家洛说：“我担心过往可能是较少的，譬如说IT(资讯科技)界判了，有一些的士（出租车）行业的就走去登记、家人包括自己就做了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IT界的选民，那个案例来讲，我担心。我只能够说，担心是会愈来愈多，因为愈来愈难被我们发现得到、查册得到。”
陈家洛表示，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将来1,500人的“小圈子”选举委员会，各界别的选民身份将会更难饰别及验证，他认为收紧查册只会令公众觉得选举不公正、不透明，各方应该衷诚合作，维护选举公正性。
陈家洛说：“特别是小圈子的选举更加重要，那些是不是真选民呢﹖那些是不是真的同界别有关联的选民呢﹖还是有贪污或者舞弊的嫌疑的成份在里面呢﹖这个是很需要选举事务处、选举委员会同新闻界、学界，有一个衷诚的互信及合作，这样才可以撑着那个选举的公正，如果拿走了查册的渠道，或者令到它更加困难，现在听讲你要查册就要得到那个董事同意才可以看到的，或者某一些资料是大部份看不到的，只有很少看到的时候，对于我们做一个客观独立的检视，这一个这么重要的步骤，是变得愈来愈无可能发生，这样只是靠大家自律﹖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呢﹖”
学者指禁查册弊多于利影响香港营商环境
对于政府重提收紧公司查册，美国克林信大学(Clemson University)经济系副教授徐家健最近接受香港《明报》访问表示，这个情况绝对是弊多于利。徐家健表示，他没有听闻有企业反映因公司注册处的私隐资料外泄而被骚扰，商界反而关注香港营商的透明度，有需要作尽职调查，但是政府似乎无考虑有关方面的重要性。
徐家健认为，在新查册安排下，被人利用作洗黑钱的风险会增加，想“出蛊惑”（奥步）的人，会利用人头（代理人）与虚假姓名等手段，让外界难以追踪重覆身份的公司董事。而认真做生意的人，就要想更多其他方法、成本更高的方法，说服对方自己无问题。
徐家健表示，港府禁查册将削弱香港的营商竞争力，他强调看不到收紧政策的必要性或迫切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