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数十万移居海外的香港人中，一些长者因各种原因未有跟随子女离港，使家庭分离天各一方；但相对于社会上可能因此加剧独居老人现象，一位从事生死教育的专家提醒，政府及民间应更重视社会整体老龄化所带来的危机，及早未雨绸缪应对。
这位辅导过无数家庭面对生死的社会工作者并好言相劝，因社运立场而撕裂的家庭成员，应思考临终前会否遗憾，不要让自己堕进内疚与自责的境地。
现任职香港循道卫理亚斯理社会服务处副总干事的社会工作者梁梓敦(Arnold Leung)，用香港人最避忌的“死亡”二字来形容他的职业使命最为不过。传媒喜欢找他谈生死教育，多年来他在报章或社交媒体上也大谈死亡意义。他拥有的几个头衔，也离不开死亡或与之相关的词汇，如香港生死学协会会长、美国社工协会高级安宁服务社工与美国死亡教育及辅导学会认可死亡学院士等。
有鉴于近年香港社会出现大量移民潮，不愿意跟随子女及孙儿移居海外的长者，会否失去依靠，加剧社会独居老人现象？纵然一些长者还有其他子女留港负责照顾，分担了部份的责任；但这些长者的心理状况，其孤独感与遗憾，仍是一些传媒关注的焦点，并因此专题报导探讨这种现象。
移民潮下部份留港长者 会为子女的离去感到难过与遗憾
梁梓敦为尝试解答这现象的起因与如何预防这些长者进一步受到孤立，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他从生死教育的角度看待这一个复杂的议题，坦承这些不管是主动或被动留下来在香港生活的老人，确实有部份人会难以适应，会很难过，感到很遗憾。
香港特首李家超上月发表的最新施政报告中，在有关长者护理部份，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安老服务，包括增加跨境到大湾区安老养老的选择；又提出以科技改善生活质素，增加注资鼓励长者终身学习。不过，施政报告中未有笔墨提到移民潮下遗留在港的长者境况。
移民潮下长者留港现象确实存在 政府与社福机构必须正视
梁梓敦承认，或许香港政府也没有一个官方的正式数据；即使有，政府也不想公布这个数字，但纵使粗略简单估计，在芸芸几十万离开的港人中，若有几万人在家中还有上一辈的，其实已经有最少八至十万长者，已经可能留在香港。
梁梓敦首先说：“我想所有真实发生的现象，它也要承认的，它不可以逃避这样东西的，这真是正在发生的事。正如政府也没法逃避说，我们以往发生了一些社会事件这样，你不可能说，你不可能说这事情从没有发生。只不过是你如何去定义这事情，将这事去定义为正面的事或负面的事？这个就是你去决定。但是你不能逃避一件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事件；所以，同样地，我觉得，作为政府、作为民间机构，我们一定是要去面对这现象，事实上那些长者就是正在面对这样的状况。这是真实的。”
这位生死教育专家解释社会各界不能回避这些长者的现实在于，原本这些长者在香港是有子女照顾，但这些子女移民走了，他们年纪再大一点不能自我照顾时，那最终的照顾责任必然会落在香港政府身上，政府有责任照顾每个港人百年归老。他续说，以往政府一直强调要居家安老，不要倚赖老人院；但现在问题是，居家安老也无人照顾，如何达致政府倡导的理想目标？
香港人口加速老化更令人担忧 2046年时三分之一人口在65岁或以上
使梁梓敦更担忧的，其实是香港社会正迈步走向老龄化，这次移民潮遗留下来在港的长者不会一下子促使香港长者照顾问题恶化，但真正的危机是整体人口不断老龄化，长者人口大幅增加，才是政府与社会民间应去正视及面对的议题，尽早未雨绸缪，规划社会资源应对。他也相信，政府不会坐视不理，会正在做一些事情，去面对将来必然会出现的人口加速老化现象。
根据香港统计处今年8月发表的最新统计数据，未来香港人口预期持续高龄化。随着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人士踏入老年，以及男、女平均预期寿命继续上升，65岁及以上长者的香港人口推算在25年间将增加接近一倍。撇除外籍家庭佣工，长者人口由2021年的145万上升至2046年的274万，占总人口的比例由20.5%上升至36.0%，即每三名港人中便有多于一名是长者。
梁梓敦继续说：“其实是对的，我同意，其实不只是看移民这个point(角度)，移民这个point(角度)只是在这两三年发生，事实上是走了一批人，我刚才也说，我们真是值得去想的，就是因为整个香港已经很清楚，政府也已经公布，过了数十年后，全香港超过30%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30%！三个里面便会有一个是65岁以上。你想想整个照顾方面的开支与压力，其实是很大的。”
人口老化迫使港人正视死亡 生死教育正面发展为人接受
人口加速老化既然是事实，那末如何在香港进一步推广生死教育，让长者好好面对死亡，让家人筹划身后事，准备长者有尊容地离去？已经从事这行业十多年的梁梓敦回顾，香港社会过往确实受制于传统中国人儒家思想以及保守观念，很难公开谈论死亡议题；但伴随着近年不断上升的人口老化，社会对这个议题已变得相对开放，传媒会公开讨论报导。
环顾世界各地，梁梓敦解释，生死教育的普及都源于死亡事故的多寡有关，如台湾2000年时发生过大型天灾地震，使大量民众突然死亡，生死教育因而开始得到重视；在欧美则更早，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大量民众伤亡，在1950年初期，死亡学说便开始出现，学者也纷纷研究讨论。
梁梓敦续称，相比之下，香港过去数十年的太平盛世，相对缺乏上述的社会诱因让民众严肃探讨死亡，其后经济高速发展，着重物质化，不只避谈死亡，更抗拒年老，从而窒碍了死亡教育这门冷门学问的推广。
梁梓敦继续说：“是的，即是stigmatized(被污名化)，这是真的，觉得老是不好，死是不好，病是不好的，其实我们很觉得，我们应该永远保持一个有青春活力年青貌美的生命，这才是最好。我们这个社会标榜我们要拥有很多东西，赞美你这么年轻，你这么力壮，你当然要拥有很多，是吗？你有无限可能。但在这样一个的marketing(市场营销)底下，其实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会有所失去，就算我们多努力也好，我们的人生也会失去，但是我们的社会并没有教导我们如何面对这些失去。”
早年丧亲领悟生命真谛 决意从事公众生死教育
早于2007年从美国完成社工硕士课程回港后，梁梓敦在误打误撞的情况下开始从事哀伤辅导工作，其后经历亲人不幸离世，加上从工作中被不同亡者家属的故事所感动，逐步再精修临终关怀服务，最后便开启并踏上了生死公众教育的职业道路。
面对过无数的临终案例，作为一位专业社工，究竟临终者是如何在已知时日无多的情况下，安详地或怨恨地离开人世呢？记者好奇地查问梁梓敦的角色与专业辅导技巧。他强调，很多临终病人不一定是怕死，而是害怕生命中带有遗憾。
梁梓敦继续说：“其实，你问我，他未必怕死，当然有些人会怕死，但我觉得看到的就是，他更加害怕的，害怕他剩余的时间不可以做到他心目中想做的事，例如他有些心愿未了，例如他与身边家人没有机会复和。其实他们所害怕的这一样，所以我们便做临终关怀，好多时候做的就是帮助他们完愿，完成个心愿，帮他们去尽量把握剩下的时间，如何与家人好好相处修补关系，其实是做很多这些，如果能够做得到的话。”
个人力量渺小 只能尽量减少临终者遗憾离去
在其中一宗个案中，梁梓敦成功协助了一个几十年失去联络的家庭在一家医院病房中重聚，但家属却与临终病人在病床边遥遥相距凝望，久久未能打破肃杀的沉默。此时，梁梓敦扮演了桥梁角色，将案中母亲及兄长的手放在病人手里，让他们彼此再次连结，病人立时崩溃哭泣。这次事隔数十年的重聚，也让临终病人无憾地，在约三个星期后安详离世。
不过，也并不是每一个个案都如此完美终结，这位生死教育专家也会碰到失意、灰心、甚至是自责的时候。梁梓敦忆述，当然也有些顽固的临终病人，绝情地拒绝他的善意，如此孤独地走到人生尽头。特别是经过这三年来的新冠疫情，他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渺小，不能事事强尽人意，他能做到的就只是让一个原本正在倒数时间等死的病人，让他知道至少有他这位临终病人的社工，真心尝试过关怀他/她，这份来自陌生人的小小付出也可算是人间有情。
梁梓敦说：“但当然你问，是否每个个案也很成功？也不是，坦白说，我有时想说，就算几skillful(有技巧)也好，但我仍然有一些个案是可以不成功的，那病人可能他(以往受到)的伤害太大，他执着的感觉太强。他对我说，我完全不想见任何人。你(社工)不要找他们(家人)。但你会见到，其实他是不开心的。但他的选择就是要对你说，我不需要(与家人见面)。甚至有些(病) 人，甚至你探望他，也会对你说，你没有需要过来与我闲聊。我没有需要，谢谢！”
多花心思创意介绍死亡 扩阔港人认识外地欢庆葬礼
如此铁了心肠的个案尽管不多，但既然死亡乃是人生必经之路，如何减少郁郁不欢而死，教育公众面对生命真谛，减少临终者与家人的终身遗憾，对这位生死教育专家便显得更加重要。他过去十多年，曾经在香港与马来西亚等地举办过有关认识死亡的死亡节“DeathFest”，也透过邀请大学学者用文学诗词的方式介绍死亡，更加提倡成功落实了为不足24周的胎儿举办葬礼，这一切都是为了冲破香港人固有牢牢的传统死亡观念枷锁，让思想到释放。他介绍说，世界上其他地方道别死者的方式，甚至不一定是哭哭啼啼的。
梁梓敦说：“我想我们其中一个近年十分认识的就是墨西哥，我们在观看电影时也看到，Disney(迪士尼)也拍了一套电影。墨西哥原来有亡灵节。亡灵节真的是celebration(这样庆祝) ，它那种颜色、气氛与音乐，完全在我们华人文化内，是没有可能会见到的。除此之外，其实还有，我以前都有看过，例如非洲，也有一些国家，他们在丧礼时，抬着棺材在街道上跳舞，这也是我们没有可能在我们的文化中会看得到的。所以，我会觉得生死教育另一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做一个文化之间的比较。”
尽管并不是每个香港人都能接受上述这些看似难以接受的葬礼仪式，但在辅导迎接死亡来临的过程中，梁梓敦也应用了乐观面对的工作原则。以一般长者最忌违拍照俗称挂在灵车前的“车头相”照片为例，他说会开玩笑地威胁长者若不配合拍照，会使用他们最不喜欢的香港身份证相片。他更会为长者隆重其事，为他们安排拍摄一张美好的照片。
梁梓敦说：“所以我们经常强调，就是生死教育是一个可以好轻松的一件事情。它不需要再好沉重，因为其实死亡本身已经好沉重，你不需要使它再沉重一些。其实，所以我们相反应该要使这一件事，变得轻松。如我们拍照(遗照)，我们可能会好大规模地做，我们要建造棚架，跟着又要找摄影师打光还要协助们美容，为何要做这么多东西？就是想他们开心。”
面对不断膨胀的独居老人现象，这位死亡专家倒不是过份担心长者死在家中尸体发臭，未能及时被发现的个案会不断增加。他解释，不仅是平安钟服务普及，近年一些社福机构利用科技发展的新服务，可以做到一天拨打电话给独居长者两次，他们只需按下一个号码，便能报告平安，这样既能确保独居长者没有家居意外，也能照顾他们的私隐需要。
望政治撕裂家庭成员三思亲人关系 勿因临终逝世留下遗憾
香港社运与国安法的实施导致大批港人移居海外，遗留下来的长者无可避免地需要适应孤独面对死亡。同样地，政治的分歧也在社会中撕裂了不少家庭，有家庭成员甚至在闹翻后决意今后生死不相往来。作为一位临终辅导员，看过不少家庭的悲欢离合，梁梓敦对因政治观点不同而闹翻的家庭自有一翻见解。他说，这是愚蠢与不值得的表现，寄望对立双方的家庭成员能理智地看待亲人关系。
梁梓敦说：“当然我会觉得如果你在这一刻，你仍然觉得这一种(对社会运动的)分歧是没有办法可以接受的话，那么便算吧！我觉得是没有问的，真的没有问题的。我经常觉得一样最重要的，就是每个人都要认真思考，究竟这一个(家)人，对你来说重要些，还是大家的想法不一至重要些呢？你们自己去想吧！我没有答案，交给你们去想，我能够作为一个做生死教育工作的社工，要说给大家知道的，就是我见过无数病人，无数的人，当到达临终那一刻时，很后悔，很内疚，很自责，就是为何我要这么执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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