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50年10月，中国军队以志愿军名义，“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参加历时三年的韩战。60多年过去了，美国之音《解密时刻》特别推出《志愿军战俘》系列纪录片，以尘封的史料、战场拍摄的镜头和太平洋两岸进行的采访，为您再现那场战争的残酷，曝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亮丽光环背后的真实，揭示两万多中国战俘这个被遗忘的特殊群体在那场被遗忘战争中的无奈与坎坷人生。
解说：1953年8月下旬，一辆装载志愿军被俘人员的列车离开朝鲜，向鸭绿江北岸的安东驶去。两三年前，他们在鲜花的簇拥下告别家乡，踏上朝鲜的冰天雪地。如今，周围的一切似乎沉寂了下来。
这些被俘人员是依据停战协定被遣返的。车队到达板门店时，彩楼上“祖国怀抱”四个大字让战俘们激动不已，他们高呼口号，表达自己对国家的忠诚。一下车，激动的战俘握住迎接人员的手，泪流满面。兴奋之余，只有个别头脑冷静的人， 预感一场风暴又要来临。
林模丛（原志愿军180师文艺兵，回大陆战俘）：“过来了，大家都很激动，有好多人哭了。当时我也当然很激动，但是大家都哭了，我没有哭。我当时想，回来不是这么好。回来以后，你知道，解放军、共产党，你在集中营表现怎么样，你要交待啊，一点一点交代啊，不是那么好过关的。那个时候我头脑非常冷静，当时要自己，不要那么激动，迎接的恐怕又是一场战斗了。”
解说：林模丛的担忧应验了。6000多归国战俘被送到偏僻的辽宁省昌图县，开始将近一年的审查。东北军区“归来人员管理处”一开始很热情，好饭好菜，还有慰问演出。可是政审一开始，集会就放映《中华女儿》、《狼牙山五壮士》等歌颂战争中军人宁死不投降的影片，气氛开始变了。
刘家驹（志愿军，解放军文艺原副总编）：“你比如说审查他们的时候，你是共产党员，你举手了没有？ 我举手了；你枪交了没有？交了。你不应该！共产党员有举手的吗？嗯？投降！然后，有些他在交待的时候啊，他的心里面有胆怯，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回家。你那是右倾思想。嗯？动摇！不坚定！。我们党不允许你，这些正是对他们进行处理的核心。”
解说：战俘们被告诫，不要表功，只讲过失。为了开脱自己，战俘们开始互相揭发，落井下石。被俘于是等同投降，参与战俘营的管理成了“为敌服务”。
钟骏骅（原志愿军180师士兵，回大陆战俘）：“本来第二天就说，革命军人被俘是个耻辱的事情，你犯了好多算好多嘛。但我们有些人也是，在人家面前就想多揭发几个人嘛，好像自己就松活一点。哪点松活啊？结果一样地把人家也抽（揭发）上去了，把你也抽（揭发）上去了，那共产党……。实际上那就喊互相揭发吧。”
解说：1954年5月，上级宣布了审查结果，6000多回国战俘绝大多数被开除了军籍、党籍和团籍，就连最高级别的归来人员、志愿军18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也不能幸免。这位红军时代就参加了共产党的老政工干部被开除了党籍、军籍，安置到了辽宁的一个农场。
马有钧（原志愿军180师538团政治处干事，回大陆战俘）：“这个政策变化了，原先的‘热情关怀，热情教育，弄清问题，慎重处理’这16字方针否定了。所以这样的话，原先恢复党籍的人，百分之九十几就开除；重伤被俘，有表现比较好的这些人，就留党察看。很严很严，就是那个高标准逼出来的。那里好多被俘的同志有的资格老嘛，在八路军都干过，大家都晓得这些政策，也没怎么样，就说这些日子把我们搞焦了。我那个学习排只有一个人算是被俘过表现比较好的，只有他是留党察看，其他人都去球了。”
记者：“你开除党籍了吗？”
马有钧：“开除党籍了嘛，只保留了军籍。”
解说：在此之前，上级已经做出了相对宽松的审理结论，允许大部分归国战俘恢复党团籍和军籍。战俘们后来得知，政策突变，与中南海直接相关。
张泽石（原志愿军180师宣传干事，回大陆战俘）：“我们有三个教导团，当时回来有6千多人吗，在昌图。那么那个时候，3个教导团处理的定性都不完全一样。所以每个团都把自己处理的情况给总政送了一份。那个时候总政的主任叫萧华，萧华看了以后，就决定把最严的那一份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看了以后呢，就呈送主席圈阅。他没有表态。 这个毛泽东看完了以后，就肯定了最严厉的那个处分。因此我们所受的处分那么严重，最后是由于有毛泽东本人的批准。”
解说：当初满怀热情回国的战俘们面对这样的处理目瞪口呆，无法接受。
张泽石：“我们从来没有在回国之前，对自己的党、自己的国家和政府怀疑过，说他们将来会对我们不好。因为既然敌人都说我们是死硬的共产党，那我们回到共产党阵营里那不是对他们最忠诚吗，应该看成是最忠诚的我们的党员呀，带领着这么多的几千人回来了，那是很不容易啊，我们那种生死斗争。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因此我们在听到第一次宣布要开除我们党籍的时候，那大家痛苦极了，大家都蹲在野地里嘛，我们出门以后，大家都蹲在那儿哭，就觉得这个不可想象，那绝对是天大的打击，简直是无法理解，无法忍受。所以从那个以后，我们整个情绪就开始跌落极了，就知道我们大概是不会有一个好的下落了。”
解说：1954年夏天，多数归俘不得不怀揣复员证，带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返乡的旅程。列车一过黄河，他们的焦虑不断加重。两三年前，他们带着红花，踩着锣鼓点告别亲人的，现在却背着沉重的负担回乡，怎么向家人交代呢？
张泽石回到四川，与其他川籍战友合影，以后就各奔东西。有人远走他乡，有人隐姓埋名，或隐居深山。最后回乡的，也想方设法隐瞒被俘的经历。可政审的结论已经装入个人档案，暴露是迟早的事情,家里的亲人也难免受到牵连。
高延赛（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副总编辑，已故）：“我在采访的中间，我倒四川，采访到一个行李的战俘。他一个女儿，他的唯一的女儿，长到十六岁。当他女儿慢慢懂事，知道她爸也是属于坏人这个分类以后，老师被同学奚落她，说你父亲是什么什么样的人。这女儿成天也是以泪洗面。到了十六岁的时候，这个女儿就想，没有前途，看不到任何前景，晚上趁着家人都不注意的时候，他们家有一个水塘，她就一头扎进去，跳进去死掉了。当他们家人、她的父亲发现女儿跳塘以后，找了一晚上没找着，第二天早上心理面是极端的痛苦。他爸流着泪说，我这一辈子对的起国家，我也对得起我曾经参战的部队，我也对得起我的家人包括亲戚朋友，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亲生女儿。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她还因为我的问题跳门前的池塘死了。他心里就是特别难受。没有过多久，她的父亲有一天晚上也跳到(池塘)里去了。”
解说：为了抢救这段历史，高延赛1980年代自费购买器材，到各地走访，记录回国战俘的遭遇。他在辽宁遇到从昌图转业到鞍山工矿部门的营级干部王友清，这位“敌特涉嫌”历次运动中都是批斗的对象，文革中爬上当地最高的烟囱，准备跳下了事。
高延赛：“临死的时候他还想有点尊严吧，他说，干脆我就从铁烟囱的里面跳下去算了，这样的话，别人还看不见我，虽然我死掉了，别人也看不见。他想到这儿，一头就从大烟囱(里面)跳进去了。可是跳下去呢，他反而没有死。为什么呢？就是文化大革命啊，满大街全是大字报，大字报一层一层的特别厚，要把它销毁，就把大字报塞到炉膛里去烧，烧起好几米厚的烟灰。他一头就扎到里面去了，扎到里面以后，人没死，但脸部都破了。他姓王，结果等他头上的伤疤好了以后，也算天缘巧合吧，脑袋上就有三横，斜着摔了一竖，有一个黑的刺青，(就)把他这个‘王’字刺到额头上去了。”
林模从（原志愿军180师文艺兵，回大陆战俘）：“林模丛，模范的模，丛是两个人下面一横。”
解说：林模丛是蒋介石北伐时期的秘书林春华的养子和侄子。被俘期间，国民党曾派人找到林模丛，询问这段身世，林矢口否认。
回国后，林模丛考上了四川大学历史系。一个学期不到，学校就以曾经被俘为由把他开除。大跃进时代，全家人几乎全都饿死，林模丛不得不逃到云南。
林模丛：“我们这一批人，我最惨，为什么来这儿？你，我在那儿自然灾害，那边有祖母啊养父养母，还有个姐姐还有个妹妹，堂姐堂妹，全部死光了。天府之国怎么样，全部死光了。我不跑连我都死了。我不得不跑啊！”
解说：独特的家庭背景，本人又被俘过，林模丛跑到云南也是政治斗争的对象。为了躲避武斗，他跑到广东亲戚家躲避，后来带着新婚妻子回到昆明的农场,又遇到户籍的困扰。
林模丛妻子：“后来经过两年，儿子都两岁了，做了两年的黑人，没有粮食，什么都没有。怀孕的时候，坐月子的时候，鸡也没吃过，什么都没吃过。”
林模丛：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公平的。公平不公平，一遇上这个，全看你怎么对待。我所以要写这个《独木桥》，我怎么走过来的！全靠我自己。我也不靠党，也没有政府，没有什么依靠，到现在都是我独来独往，独自独行。”
解说：张达韩战中右腿负伤，被俘后拒绝治疗，并在战俘营成立共青团小组，为回国付出了代价。被开除团籍后，他拿着复员军人证、残疾军人证回到四川老家眉山县，政府拒绝安排工作。为了生计，张达只好当了纤夫。
张达（原志愿军180师539团见习参谋，回大陆战俘，已故）：“教书不成啊，我就当时想办法，要想活啊，我怎么活啊，怎么办啊？父亲不在了，母亲还在啊。那时什么工作也摊不到我们头上啊，那时我们家乡有一条江，叫岷江，就是长江的一个支流。岷江通勤是些小木船，我就去拉船去了。”
解说：改革开放后，张达来到北京，在紫竹院开了家“东坡餐厅”。几经波折，张达依靠自己的努力，终于把餐厅撑了起来，东坡肘子等地道的川菜佳肴很快享誉京城，日日高朋满坐，胜友如云，张达的故事也不胫而走。
清华大学毕业的张泽石是战俘营的翻译，颇具知名度。这在政治运动中自然罪加一等，与叛徒划了等号。
张泽石：“在最初的时候，包括我原来的未婚妻要跟我离开，因为发现我的档案里有那么多东西以后。她的上级，是个老红军，要追她，要把自己的老婆换了，把农村的小脚老太太换了，要找这么一个年轻的大学生。然后就说，你的未婚夫是个被开除党籍的叛徒，你要想跟他结婚的话，那你只好就不能留在党内。所以我家里的人都劝她跟我分手，不值得为了爱情而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
解说：这是志愿军女战俘杨玉华1953年被遣返时的情形。她被俘前是180师的卫生员,是有记录的唯一志愿军女战俘。杨玉华在战俘营的抗争行为在大陆广为传颂，却很少有人知道，1951年5月被俘后，她曾为美军前线野战医院工作过，直到1952年才被送进后方的战俘营。杨玉华回到重庆后，长期担任小学教员，平时相当低调，很少提及被俘的经历。
1980年，在归国战俘成批上访和集体申诉下，政府颁发74号文件，为归国战俘落实政策，一些人得到平反，可多数战俘境遇悲惨，生活没有改善，不少人在老家形只影单，有的疾病缠身，晚年十分凄凉。
成都的李正文和弟弟李正华一同参加韩战，一同被俘，又一同回国。回国不久，受不了冤屈的李正华在岷江原始森林过起了隐居生活。80年代初，为了落实政策，当地政府官员登门拜访，要李正文去武装部一趟。李正文当时并不在家。回家得知消息，以为又要运动了，当夜悬梁自尽。
马有钧（回国战俘）：“跟着我们一起回来的有人自杀了，想不通就自杀了，由于遭迫害，就自杀了。这种人虽然不多，但是很惊人。”
记者：“你后来有没有看到过那些去台湾的战友啊？”
马有钧：“没有。”
记者：“他们有没有来找过你啊？”
马有钧：“没来找过。”
记者：“你现在觉得他们是叛国投敌吗？”
马有钧：“看咋个说。按严格的标准来看，是觉得了。但是叛国投敌的，主动叛国投敌的，也有人在。”
解说：回大陆战俘饱受磨难，海峡对面却是另一番景象。中华民国政府建设了被称为“义士村”的定居点，安置了14000名选择去台湾的战俘。
这里是台湾新北市白鸡山上的荣民之家，当年的义士村，现有900多名老兵，很多是1954年赴台的韩战战俘。他们在这里得到照料，颐养天年。
李兴竹（台北荣民之家副主任）：“如果说你是失能，要养护的话，就住到我们的养护区；如果你一切都还好，就住在我们安养区，就是你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记者：费用呢？
李兴竹：我们这里基本都是公费，当然自费的也有。公费就是每个月是一万三千五百五（新台币），交个伙食费三千二百，其他就是自己的零用金了。那自费就是说你可能领有国家给你的补助或者终身俸等，你就可以自费来入住。”
解说：这里山清水秀，设施完备，很多人把这里当成了家。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省老兵的思想情怀日趋强烈。1987年5月10日母亲节，以国军老兵组成的“外省返乡促进会”在台北复兴北路集会。他们高唱思乡歌曲，背上印有“想家”字样，坚决要求返乡省亲。蒋经国的英文秘书马英九奉命草拟了“颖考专案”，得到蒋经国的批准，老兵可以回大陆探亲了。
这让很多人喜出望外，又担心共产党是否会原谅自己？有人大胆回去试探，结果却出乎预料。
原来，大陆方面对1万4千去台湾的事情严格保密，绝大部分人被列为阵亡。于是，四川、河北、山西等志愿军战俘最集中的乡村多出了很多“烈属”。
张瑞祺（原志愿军63军189师567团士兵，赴台战俘）：“我们乡里面就问这个共产党军事司令部，说我这个小孩哪去了，怎么到朝鲜去了没有消息？结果他查了一下，说是联川（音）战役阵亡。他答复我家里面是阵亡，所以我家里面就在在县里面申请我家就是烈士。烈士家属优待很多。三面红旗时间不是有农业生产嘛，集体化嘛，烈士家属每天有一个甲等工，到月底的话就好算帐，所以我领了不少。到最后农业集体化解散了，每个月我父母就从二十块钱开始领，我父亲母亲每个月都能领二十块，到我回去的那一年，他们每一个人领四十快钱。”
解说：很多人过去家里是地主、富农，回乡时心情忐忑，乡镇政府却是笑脸相迎。改革开放，台湾回来的就是台商，家中的“烈属”招牌一翻，成了“台属”，返乡客成了座上宾。
刘纯俭（原志愿军180师540团士兵，赴台战俘）：“我回去，尽量不要张扬，因为我晓得我的身份跟人家的不一样啊，但是我家里的人都来看我啊，我的亲戚啊，因为我是个大家族嘛。本来我还想不到到统战部去呢，结果我的一个表哥，原来是我的老师，因为他们对当地的情况了解。他说，你不管怎么样，现在对你不追究了，你是台属了，我们现在变成台属了，你要去看一看，对我们还有利。他说，你不管你自己，你还要管管我们啊，你当然现在不要了。所以我没办法，才硬着头皮，到统战部去拜访了拜访。统战部当然讲的很好了。”
解说：济南市参军的刘化仕迄今仍然被中国官方列为英雄。山东英烈网提供的信息是：刘化仕，男，1931年生，籍贯济南历城，生前部队是解放军60军181师，但牺牲时间、牺牲地点、战役情况与安葬地都是空白。
怎么当上英雄的，刘化仕也不清楚。但他肯定，自己在韩国应该不算英雄，而是幸运儿。战俘营吃不饱的时候，他顿顿西餐，一吃就是两年。
刘化仕（原志愿军181师士兵，赴台战俘）：“我本人还算命运好，在这个美军军官俱乐部食堂里面帮他做师傅，做二师傅，炸鸡炸鱼。早晨啊，他们的卡车来接我们，晚上送到我们回去。那些美国人对我们很好，为什么知道呢？原来我们在巨济岛嘛，以后到济州岛，济州岛现在是观光岛么，到济州岛那个牧师又介绍我到他们美军食堂做事，我在韩国还算没吃到什么苦，还吃西餐，还算（可以）哈。”
解说：刘化仕的同乡马学顺入朝前已经成家，前妻后来改嫁。妻子范秀菊在先生去世后回济南探亲，与马前妻和睦相处，儿子小马更是全程陪同，把范秀菊当亲母亲对待。两代人宽宏大量，其乐融融，在赴台战俘中传为佳话。
其他战俘也纷纷踏上阔别近40年的故土。刘敬才回到湘西龙山县的老家，全家人披荆斩棘，上山祭拜父亲的灵位。乡音未改，青山依旧，刘敬才持香跪拜，了却了半个世纪的心愿。
可是物换星移，长期隔绝，让亲人变得陌生，世态炎凉，让不少返乡的老兵伤心。
李高志（前志愿军60军180师士兵，赴台战俘）：“一次回去，二次回去，没有温暖。你看台湾，像我这个老人，我（民国）十六年出生，每天我都六七点钟我就出来了，到公园里走，人家‘伯伯长，伯伯短’地，跟你打个招呼，小孩子很可爱，逗逗，妈妈爸爸就叫阿公，叫阿公。大陆行吗？大陆没有这个。什么叫舅舅，他们东西拿了就走掉了，他们没有来过。拿东西都来了，拿完一走了之。来跟你讲讲话，屋里，摆摆家常，没有。”
解说：台北荣民之家过去被称为 “忠义山庄”，旁边一条登山道，直通白鸡山顶。这里绿茵环抱，一座庙宇静卧其中。拾级而上，荣灵堂大门深锁，佛音萦绕，里面供奉着很多已故的战俘。
落叶归根，是前战俘们的愿望，也是返乡探亲的主要原因。很多人没有回大陆定居，却在这里找到了归宿。
周秀环（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因为台湾这边帮他照顾的很好啊，他去到那边的话，是不是有家人照顾他，甚至他因为来到台湾，家人受到中共叫做清算和斗争的话，已经也没剩几个人了，所以他也不可能过去，他们回去看的有些有的都是很远房的亲戚，自己的父母亲、兄弟姐妹有的都已经不在了，所以他的家实际上在这边，他也没有提到叶落归根，因为已经没有根可以回归了。”
解说：韩战50周年之际，美国、韩国等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弗莱德·克罗纳杰重游了济州岛，再次来到自己熟悉的山房山脚下，时过境迁，当年战俘营的踪迹已经无处寻觅了。
弗莱德·克罗纳杰（济州岛战俘营美军负责人）：“我非常吃惊的是，今天，当地人，当然都是年轻人，他们根本不知道那里曾经有过战俘营。我去了当年战俘营所在的地方，完全找不到一点战俘营的痕迹，已经是一片农田了。”
解说：张达和张泽石等前战俘也故地重游，昔日的战俘营已经变成了博物馆。他们在济州岛找到当年战友的墓地凭吊，向海中抛洒鲜花，寄托哀思。
太平洋的另一端，美国老兵同样没有淡忘60年前的那场战争。在他们的眼中，交战双方都在残酷的战场拼搏中尽责尽力，为自己的国家履行着军人的天职。
保罗·马丁（美军25步兵师27团士兵）：“中国人进行了很多夜战。我们白天打，中国人夜里打，他们不惜爬几个小时接近我们的前沿，很有耐心。他们一边爬，一边用双手夹住步枪，直到爬到我们的阵地，才被我们发现。”
解说：罗素.布奇勒1951年随美步兵25师参加了第四次战役，志愿军普通士兵坚守阵地的顽强让他记忆犹新。
罗素.布奇勒（美军25步兵师迫击炮兵）：“我们在春华谷，他们（志愿军）守卫着1062高地，那可能是韩国最高的山峰之一。他们挖了地道，不管我们派多少架飞机投放凝固汽油弹、投放多少炸弹，都无法把他们赶走。他们还活着，因为他们修筑了工事。”
解说：韩战时，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十分落后，普通士兵只能用肩旁扛着炮弹参战，着给美军25师的帕特.维吉尔留下很深的印象。
帕特.维吉尔（美军25步兵师35团士兵）：“他们是了不起的士兵，我佩服他们肩扛重物与我们拼搏。他们是好士兵，我们都很尊重他们。有些人似乎真不怕死。”
解说：张泽石这个时期带着刚刚出版的新书《孤岛》到了台湾，在台北与当年的义士们举行了座谈。
张泽石：“我们这次来，叫做‘台湾自由行’。确实，台湾就是自由。所以我们到台湾，是享受一下台湾的自由。”
张泽石：“去的晚了点儿，能够醒悟了也不错，也不算晚，是不是。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在弟兄之间，把当年那场恩怨解除了，内心里面对对方不再有任何的怨恨。当年的那个，我们现在觉得简直是愚蠢透了，完全是上当了，完全是双方都上当受骗了，不应该有这样一场斗争。”
解说：这是很多韩战老兵和学者的共同体会。他们认为，中美两国为韩战付出巨大的牺牲，很不值得。
卢洪（志愿军23军战地记者，笔名洪炉）：“咱们国内，多数人认为，我们就凭着小米加步枪，生命和鲜血，抗击了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军队，我们是英雄。大部分人都是这个观点。但是回过头来看，特别是我们了解了历史，这场战争到底是谁发动的？这个你们美国没关系。我们过去一直，一再地讲，是美帝国主义，挑动李承晚集团，发动的这一场战争。事实上不对，事实上是斯大林挑拨金日成发动了这一场战争，我们这个战争是为金日成这一家死的，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牺牲，都是为他们。实际上现在回过头来，应该反思的是我们，我们应该更可观地看待这一段历史。”
刘家驹：“我们牺牲有多少？最近我得到一个数字，比较准确的，三十六万。这是个准确数字。这个数字没有公布过，没有公布过。美国人在华盛顿有个地碑，每一个牺牲者的名字都刻在地碑上，三万八千九百八十多个人吧大概。这就是一个比例，九比一，这是这场战争，这是双方都没有必要把这一百多万人葬送在战争上面。”
解说：三十六万人，为了“保家卫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但他们没有像美国军人那样得到应有的尊重。
程干远（志愿军高炮7师卡车司机、韩战学者）：“中国没有一个像样子的志愿军的墓。这次南朝鲜的总统要送回267个志愿军的遗骸，政府根本在……是冷处理的，没有任何报道。如果在美国，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总统亲自去迎接，给他们最高的礼遇，或者给他们最好的一个安葬的……现在倒反过来，在南朝鲜的一些志愿军的遗骸，他们把他纳入入公墓，有个墓地吧。因为当时我们走的时候，我们自己连队有29个收集在一起的尸体，埋在一个山坡上，现在看来这个都没有了。”
解说：如今，在洒下志愿军鲜血的三八线以北的这片土地上，经济萧条，民生困苦。国民生产总值2010年只有282亿美元，人均GDP只有583美元。相比之下，韩国是2.8万美元。朝鲜与世界隔绝，韩国则彻底融入国际社会，在科技产业的带领下为世界经济正在做出巨大的贡献。
中国军史专家刘家驹坦言，如果爆发第二次朝鲜战争，中国再次参战的可能性非常低，而且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刘家驹：“我可以说，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军人，不会去，心里面是抵触的。我们的老百姓就更多了。这些年来我们对朝鲜那种反感情绪非常强烈，朝鲜，七三年搞了一场反华的国内运动，他们的手段就是从毛岸英起，坟，平了。把我们的在朝鲜的好多坟，平了。现在恐怕好多连骨头都找不着了。”
解说：志愿军归国战俘是1953年抵达昌图县的。60年后，林模丛重返昌图，到当年的政审地点金家镇寻访。近年来，林模丛和张泽石在四川、山西和东北等地奔走，寻找幸存的战友。老兵相聚格外亲，可每当提起回国后的经历，心中依然沉重。
张泽石回国后，写下《我的朝鲜战争》和《孤岛》等回忆录，详细记录了战俘营和回国后的经历。他坚信，自己作为公民，在国家需要的时刻走上战场，即使沦为战俘，也有生存的权利，何况自己并没有放弃抗争。
每当提起这个问题，张泽石经常想起韩战前线带他到美军军官食堂吃火鸡的美军中尉。那个夜晚，张泽石终生难忘。
张泽石：“我真没有想到他会这样的(待我)，他说，咱们就要分手了，我会记住你的，张。 我说，好啊，有一天我们真的停战了，我会约你到北京，到中国来，我陪你去看长城, the Great Wall。 就这样，他晚上，要我跟他讲长城，讲故宫，讲颐和园，the Summer Palace,然后他在火炉子上烧红茶，然后把炼乳倒进去让我喝，说：张，喝一杯红茶。我们常常聊到很晚。我是觉得就这样一个美国军人，他对我就是这样一种平等的对待。所以我后来就感觉到，反而是敌对国家，对我们这些战俘反而是一种平等的，而我自己的国家，反而不是很平等的对待我，这个对比是很强烈的。”
解说：张达晚年就很羡慕西方的战俘观。他时常念叨，为什么二战中被德军俘虏的密特朗后来能当法国总统，在中国为什么不行？
记者：“听说您不止一次的感慨当年的德军的战俘，后来能当上法国总统，你为什么感慨？
张达：“这是我读书才了解的，就是说为什么法国他们的总统就是二战德军的战俘。他们为什么有这个遭遇还能当总统？但是我们回来生存都那么困难呢？我是有这个感慨。我是觉得我很赞赏美国的那个，就是只要你还活着，你就有生存的权利，我觉得我信奉这点。 ”
记者：“和你一起回国的志愿军战俘五六千人里面，你有没有听说他们回国后后悔他们的选择，还不如当初去台湾？”
张达：“这个可能是碰到他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叹。但是我没有。我总觉得道路是自己选吧，命运谁也说不上你会是好运还是厄运。我们不过是命运差嘛。”
解说：1951年，张达和战友们在《志愿军战歌》的歌声中跨过鸭绿江，以高昂的斗志开赴朝鲜战场。60年后，张达在北京郊区的家中平静地生活，偶尔下厨烧个拿手菜，自斟自饮，巨济岛的景象就在眼前逐渐清晰起来。
张达（唱歌）：“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在苦难的日子里，你们鲜血染红了大地……”
张泽石（同一首歌）：“……为了追求光明，坚持真理，在敌人的刺刀下，你宁死不屈，今天我们要踏着你的血迹，誓死和敌人斗争到底，安息吧，亲爱的战友，祖国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你!”
张泽石：“我们这些儿女被妈妈认为是犯了错误，打错了，挨了巴掌，我们受了委屈。原谅吧，党、祖国不是我们的母亲吗？可是后来我们就觉得这个妈妈也太残忍了，像我这个党员，被开除以后，一参加工作我就申请重新入党。那不行，不但不给我重新入党的机会，反而把我打成资产阶级右派。你哭着喊着，向自己妈妈屋子里跑去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被母亲用脚给揣出来了。哪有这么残忍的家庭，这么残忍的母亲……。”
张泽石：“这首歌词是我写的，写完后回国来我就后悔了。因为我骗他们了，祖国和人民没有怀念他们，他们烈士都没有给评上，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被评上。”
张泽石：“我觉得宽容是人心里面非常美好的一种东西。……我们所受的是由于战争带来的苦难，不要把它归咎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党，而是那个制度，那个思想观念，我们民族所具有的沉重的那种皇权思想和奴隶思想所带来的非常严重的这种后果，对人的不尊重，不光是对战俘啊。所以这样理解了的话啊，我们的努力的方向就很明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