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4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以”21世纪的人权议程”（On the Human Rights Agenda for the 21st Century）为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发表演说。以下是演说的中译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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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办公室
2009年12月14日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21世纪的人权议程
2009年12 月14日
乔治敦大学
加斯顿厅（Gaston Hall）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Washington, D.C.）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谢谢诸位。很高兴再次来到乔治敦大学宏伟的加斯顿厅，在考试期间给你们一些事情做。（笑声）有这样一个半合法的理由让大家休息片刻 --（笑声）-- 我很高兴能提供这样的机会。
谢谢贾斯（Jas）刚才的介绍。毫无疑问，在贾斯谈到人权文化的时候，外交事务学院（Foreign Service School）的诸位都应该想到，你们获得了天赐良机在这里学习。我能在乔治敦大学发表讲话，也感到无尚荣耀，因为谈人权方面的问题，没有什么地方比乔治敦大学更合适。校长迪吉欧（DeGioia）、校行政部门及全体教师体现了贵校支持全世界言论自由、探索的自由和人权事业的悠久传统。
我知道迪吉欧校长本人也讲授人权课程，还与我的一位老同事，外交事务学院代理院长卡罗尔∙兰开斯特（Carol Lancaster）一起讲授国际发展道德准则的课程。我感谢贵校教师帮助我们发展有关人权、冲突解决方案、发展等相关课题的思想。乔治敦大学意义重大， 因为这里的学生，这里的教师，每年都积极推进跨宗教的对话。通过法学院人权研究所（Human Rights Institute）和其他项目，你们为战斗在全球人权运动第一线的很多维权人士和活动人士提供平台发出自己呼声。你们还为学生提供机会在国际妇女权利讲习班工作，特别令我欣慰。
所有这些努力都反映了乔治敦大学校方和全体师生对这项事业的坚定承诺。为此，我首先在这里对你们表示感谢。 感谢你们以人权为第一要务，以人权为中心课题。感谢你们为下一代人权倡导者提供训练。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有些学生从未积极参与有关活动，也可能从未参加国 际大赦（Amnesty International）等组织的工作，但是你们为他们介绍有关情况，他们离开学校的时候将获得深刻的了解。所以，感谢校长迪吉欧所作的一切，感谢乔治敦大学所作的一切。（掌声）
今天，我想跟你们谈一谈奥巴马政府关于21世纪人权问题的议程。这是很多迫切希望了解我们做法的人都在考虑的问题，这是不难理解的。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为之付出精力，值得我们给予关注。今天我将概述一下我们在人权与民主问题上的想法，谈谈有关的设想如何与我们更广泛的外交政策相适应，以及指导我们行动的原则与政策。
但是我也需要说明，有些情况可能不会涉及。我不打算全面讲述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也不可能在这里逐一列举我们与之提出人权问题的国家。这不是一份清单，也不是一个记分牌。我们每年发布人权报告，详细提出我们对很多国家表示的关注。然而，我希望我们能够利用这个机会从更广泛的角度考察这个重要的问题，全面理解这个问题的复杂性、道义上的重要意义及其紧迫性。说到 这里，现在让我言归正传。
奥巴马总统上周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仪式上说，战争从来都不受欢迎，战争不是什么好事情，但战争有时是正义的，也是必要的。因为，用他的话来讲，“只有基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和尊严的正义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持久和平。”古往今来，总是有人极力否认这条真理。我们的使命就是坚持这条真理，通过坚持原则的人权议程和实施这一议程的务实的策略为实现持久和平而努力。
奥巴马总统的讲话还提醒我们， 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阐述的我国基本价值观——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仅是我们的力量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之源泉，也是全世界每个成年男女和儿童与生俱来的权利。这就是《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承诺；是建设一个人人有机会实现其天赋潜能的世界的先决条件；是推动每一次自由行动，每一场民主运动，每一项增进发展的努力和每一种反抗 压迫的斗争的力量。
每一个人都有学习、探索并接纳身边世界的内在的潜能；都有自由地同其他人共同建设社区和社会，使人人都有所作为并自食其力的潜能；都有同我们所爱的人分享生活的美好与忧伤、笑声与泪水的潜能——这种潜能是神圣的。这种信念对于很多大权在握并将他们的立场与“另一方” ——另一个部落、宗教、种族、性别或政党——对立起来的人而言，则令其感到惶恐。挺身而出驳斥虚假的认同感，为所有的人拓宽权利和机会的空间——增进他们的各项自由与机会——是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原因。
这个星期适逢“人权周”（Human Rights Week）。其实在国务院，每个星期都是人权周。61年前的12月，世界各国领导人宣布一个有关权利、法律与机制的新框架，以履行“永远不再发生”的承 诺。他们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以及旨在制止种族灭绝，反对战争罪行和酷刑，防止歧视妇女以及种族和宗教少数派的法律协议，重申了人权的普遍性。新兴的公民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都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积极推动与每一个人利害攸关的原则，并揭露那些违反这项准则的人。
我们在赞赏上述进展时，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尚未完成的工作上。《世界人权宣言》在序言中鼓励我们将其作为“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我们应当这样做。然而，我们不能否认在其慷慨激昂的承诺和我们如此众多的人类同胞的切身经历之间存在的差距。现在我们必须完成这项工作。
我们制定的21世纪人权议程是为了促使人权成为人类的现实。第一步是在一个大背景下考察人权。当然，人们必须能够摆脱暴政、酷刑和歧视的迫害，不再有被当权者关押或被迫“失踪”的恐惧。他们同时也应当无匮乏之虞——不缺乏食品、医药、教育以及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平等。
为了发挥潜能，人们必须能够自由地制定法律和选择领导人；交换并获取信息，发表言论，提出批评并展开辩论。他们必须能够自由地信教、结社并以自己选择的方式施爱于人。他们必须能够自由地追求自我完善和自主自立所带来的尊严，发展他们的智力和技能，把他们的产品送进市场，并参与创新进程。人权有两个不同方面的 要求。人们应当能够摆脱所有形式的暴政，并应能自由地抓住全面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将支持民主和增进发展作为21世纪人权议程的基石的原因。
如同历届政府一样，本届政府也将促进、支持和捍卫民主。我们不会因为有人过于狭义地使用这一词语或理念或以其为不明智的政策辩护而弃之。我们倡导民主，并非我们希望其他国家像我们一样，而是因为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都能受到同样的保护，无论他们出生于塔拉哈西（Tallahassee）还是德黑兰。事实证明，民主制度是在长期内确保人权成为人类现实的最佳政治体制。
然而，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在谈论民主时必须定义明确，因为民主不仅意味着产生领导人的选举，还意味着积极参政的公民、自由的新闻媒体、独立的司法系统、以及向所有公民负责并平等而公正地保护其权利的透明和顺应民意的机构。在民主社会中，尊重权利不是领导人日常作出的选择，而是其执政的原因。民主社会每一天都在保护和尊重公民，而并非仅仅在选举日。民主之伟大不在于自诩完美，而在于利用其机制和原则使自身及国家日臻完善，我们的国家在建立233年之后依然如此。
与此同时，人类发展也必须是我们的人权议程的一项内容，因为基本生活保障 – 如食品、住宅、卫生、教育 – 以及良好的公共环境 – 如环境可持续性、预防传染病、援助难民 – 都是人们行使权利的必要条件，还因为人类发展和民主相辅相成。如果人民的基本生活没有保障，民主政府是不能长久存在的。贫困和疾病导致的绝望通常引发暴力，从而进一步危及人民的权利，威胁政府的稳定。保护人民的权利、为其提供机会和促进发展的民主社会是稳定的、强大的、而且很可能使人民发挥其潜力。
因此，人权、民主和发展不是三个分立的目标，其各自的议程也不是毫无关联。我们面对的现实并非如此。为了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实在持久的改善，我们必须同时在这三方面作出充满智慧、具有战略意义、坚持不懈的长期努力。在评估成就时，我们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由于我们的行动，是否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更好地行使其普世权利并发挥其潜力？
我们的原则是指引我们的北斗星，但我们的方法和策略必须灵活，不管我们力争在哪里起到积极影响，都要反映出当地的实际情况。目前，在某些国家，政府虽有意愿，但若得不到支持就没有能力建立强大的机制及对公民的保护，非洲新生的民主国家就是这样 的例子。我们可以作为伙伴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树立权威并实现他们希望取得的进步。在其他国家，例如古巴（Cuba）或尼日利亚（Nigeria），政府有能力但不愿意进行公民所希望的变革。在那里，我们必须向当地领导人强烈地施加压力，以使他们停止镇压，并支持社会内致力于改革的人士。在政府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的国家——像刚果东部这样的地方——我们要支持那些谋求保护人民、顶着巨大压力为更有希望的未来播下种子的英勇无畏的个人和组织。
无须赘言，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的。并没有一种方针或公式，原则或理论能够简单地适用于每一种情况。但今天，我想简要介绍一下奥巴马政府从4个方面将我们的原则付诸于行动的策略，并向你们说明我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首先，对人权的承诺以普世公认的标准，以要求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遵循这些标准为起点。奥巴马就任总统的第二天就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任何美国官员使用酷刑或官方授权的虐待手段，并命令关闭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关押设施。明年，我们将继续发布年度人口贩运问题报告，但不仅将涵盖其他国家，而且将涵盖我们本国。我们还将通过联合国参加有关我们本国人权记录 的普遍定期审议（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正如我们鼓励其他国家这样做一样。
通过自我问责，我们能强化我们的道德权威，进而要求所有政府恪守国际法所规定的义务，包括不施酷刑，不任意拘捕、迫害异议人士，不从事政治谋杀。我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必须驳斥那些拒绝或推卸自己责任者所唱的高调，并让违规者承担责任。
有时，我们通过公开谴责一个政府的行为能收到最大的效果，洪都拉斯（Honduras）的政变和几内亚（Guinea）的暴乱就是这样的例子。另外一些时候，我们通过关上门进行艰苦的谈判可能更能帮助受压迫的人，例如作为我们整体议程的一部分，对中国和俄罗斯施加压力。每一次，我们的目的都是要做出成绩， 并不是要证明一个观点。
敦促问责并不是只点出违规者就够了。我们的目的是鼓励——甚而要求——政府必须负起责任将人权写进法律并渗透 到政府机制之中；建立强大独立的法庭并培养胜任、自律的警察和执法人员。权利一旦得到确立，政府便应当一如所期地在批评渐起的时候，抵住限制言论自由的诱惑；警惕不让法律变成压迫的工具，不能像目前乌干达（Uganda）正在审议的把同性恋定为刑事犯罪的议案那样。
我们知道，所有的政府和所有的领导人都会有达不到标准的时候。因此，当权利被践踏时，必须有内部问责机制。采纳并接受批评，对政府而言往往是最艰巨的考验，但也是保护人权的基本条件。在这方面，我们也应当作出表率。在过去60年里，我们正是这样做的——有时做得不一定尽如人意，但成效甚为显著——例如，我们纠正了在二战中拘禁日裔美国同胞的做法，在一度实行吉姆·克罗（Jim Crow）法的南方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制定法律保护，通过了制止仇恨犯罪的法律并把攻击同性恋者列为仇恨犯罪的一种形式。在任何地方，只要姑息非正义行为，正义就不能得到伸张。承认和纠正错误不会削弱我们的力量，只会证明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制度坚不可摧。
第二，我们在推进人权议程时必须务实而灵活——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采取最有可能产生实效的做法。我们将运用我们所能运用的一切手段，当我们遇到障碍时，我们不会灰心气馁，也不会反复碰壁，而是拿出战略决心，另辟变革蹊径并改善人们的生活。
我们知道，一种方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当老办法不再管用时，我们敢于去试用新办法，就像我们今年在对待缅甸时寻求以有度的接触来结束孤立政策的僵局。 在伊朗，我们提出与其政府直接谈判其核武器问题，但同时也对伊朗国内争取民主变革的人士表示坚定的支持。正如奥巴马总统上周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中所说的：“我们站在他们一边”。
我们也要各国政府为它们所采取的行动负责，正如今年我们因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政府和尼日尔（Niger）政府的所作所为取消了它们的世纪挑战帐户集团（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援款。正如奥巴马总统上周所说：“我们必须尽可能在孤立与接触、施压与鼓励之间找到平衡，以使人权和尊严能够与时俱进”。
我们也试图在多边机制内争取实现积极的变革。多边机制是很有价值的工具，当应用得当时，可以协调多国努力而实现共同目标。因此，我们重新加入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 Human Rights Council），并不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它的缺陷，而是因为我们觉得，只有参与其中我们才最有可能发挥建设性的影响。
我们在第一次会议上，作为共同提案人提出了得到顺利通过的言论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决议。在发布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原则宣言的时刻，言论自由正受到限制宗教活动的新做法，包括最近发生在瑞士 （Switzerland）的事件；以及让诽谤宗教受到刑事处罚的做法（以一个谬误取代另一个谬误的错误解决办法）的威胁。 在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我有幸主持了9月份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我们通过了要求在武装冲突中必须采取措施保护妇女不遭受性暴力的决议。
坚持原则的务实精神指导着我们在人权问题上同所有国家接触的方针，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关键国家。与这两个国家的合作对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及我们所寻求的防止核扩散议程，处理如北韩、伊朗等国家的安全问题，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均至关重要。
美国寻求与中国和俄罗斯建立积极关系，这意味着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坦率的讨论。在中国，我们呼吁保护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民族的权利；保护言论和信仰自由；允许公民社会和宗教组织在法治的框架内宣扬他们的主张。我们坚持认为，那些在宪法许可范围内以和平方式倡导改革的人 – 例如“08宪章”的签署者 – 不应受到起诉。
至于俄罗斯，我们对记者和维权人士遇害感到愤慨，支持甘冒生命危险倡导民主的勇士们。我们与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接触，同时也与这些国家中努力推进人权和民主的民间人士进行交往。有人认为，我们必须在促进人权和寻求“国家利益”之间作出选择，这种假设是错误的。还有人认为，唯有施压和孤立才是推进民主变革的有效手段，这种假设也是错误的。
在我们的各项外交和发展工作中，我们坚持探索能够取得成果的新方法。因此，我下令进行前所未有的、四年一度的外交和发展评估（Quadrennial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Review），以便分析我们的目标、挑战、手段以及我们达到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的能力，制订前瞻性战略。毫无疑问，民主和治理 – 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被称之为D&G – 是这项评估的核心内容。
我们第3个方面的策略是支持公民和社区推动的改革。让人权成为人类现实的工程不能只是政府的工程，它还需要个人之间和组织之间的合作，在社区内和国际上都是如此。这意味着我们以及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努力，让人类的每一位成员都能有尊严地生活。
六个星期前，我在摩洛哥会晤了来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公民社会活动人士。他们显示了持久的变革如何能够从内部开始，以及变革是怎样取决于活动人士创造空间，使投入参与的公民和公民社会得以进行尊重权利和民主发展的基础建设。外界政府和全球公民社会不能强加改变，但我们可以提倡、支持和捍卫之。 我们可以鼓励地方基层领袖，向他们提供支持，当人权和民主活动人士因提出敏感问题和表达不同观点而遭遇麻烦时——这是他们经常遇到的情况——提共保护他们的生命线。这是指采用诸如“全球人权卫士基金”（Global Human Rights Defenders Fund）等手段。这个基金去年为全球170位维权人士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法律和搬迁协助。
我们可以公开站在这些捍卫者的一边，就像我们曾派遣高级外交使团与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会晤一样，就像我在从危地马拉（Guatemala）到肯尼亚（Kenya）到埃及（Egypt）所做的那样，为公民社会和那些努力推动社会从内部发生改变的政治领袖大声疾呼，同时也为保护异议人士的安全，不让他们遭到迫害而进行幕后努力。
我们可以通过突显活动人士和倡导人士取得的进展，扩大他们在相关问题上的声音。他们往往是孤军奋斗，往往在社会中被边缘化。我们能够确认他们努力的合法性。我们通过颁奖——如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和我在今年年初颁发的妇女勇气奖（Women of Courage awards）和我将在下个月颁发的人权卫士奖(Human Rights Defenders award)——表彰这些努力。我们也可以对这样做的其他团体，如生命之声（Vital Voices） 、罗伯特·肯尼迪正义与人权中心（RFK Center for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和兰托斯基金会（Lantos Foundation）等表示赞扬。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利用公共讲坛，让他们的想法获得传播；并继续努力促使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等多边机制中发挥作用。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友好组织寻求帮助，如在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中起了重大作用的国际工会联盟（international labor unions），或在非洲维护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携带者或患者权益的宗教组织等。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变更获取信息的手段，通过互联网和与移动电话分享信息，帮助他们沟通并组织起来。成千上万的伊朗抗议者使用带照相机的电话和脸谱（facebook ）网传播信息，强调他们要求恢复被剥夺的权利，为全世界，也为伊朗领导人建立了一个见证历史的记录。为了在21世纪的国际事务中利用技术手段，我已在国务 院内部建立了一个特别部门。
在我访问的几乎每一个国家，从印度尼西亚（Indonesia）到伊拉克（Iraq），从韩国 （South Korea）到多米尼加共和国（Dominican Republic），我都会和政府之外的团体举行会谈或圆桌讨论，听取他们的心声，并为他们提供一个发表意见、观点和看法的平台。最近我在俄罗斯时曾去一家独立广播电台接受采访，并在自由表达的权利受到威胁之际，通过文字和行动表达我们对于独立媒体的支持。
我的多次中国之行都曾设 法和妇女活动人士会晤。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UN Conference on Women）启发了公民社会新一代妇女领导人，她们已成为今日中国的维权人士。1998年我在一栋无电梯的大楼五楼拥挤的公寓中会见了一小群律师，他们讲述了为妇女争取财产权、婚姻和离婚自主权，以及作为公民获得平等待遇进行的努力。
我在今年稍早访华期间，又见到了一些同样的妇女，可是她们的团体已经成长壮大。现在妇女们争取的不仅是法律权利，而且也包括在环境、健康和经济方面的权利。
然而，他们之中有一人——高耀洁医生——却因为对中国的艾滋病情况公开直言而受到骚扰；她本应该因协助应对这一危机而受到中国政府的赞扬。
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领袖需要我们提供的资金、技术和政治支持。许多专制政权——其中包括最近采取新限制措施的25个以上政府——设法通过限制活动人士和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来限制他们的独立性和效力。我们的拨款与支持可以给地方组织、培训项目和独立媒体一个立足之地。
当然，我们及国际社会可以为自下而上的改革奠定基础的最重要方式之一是，向所需地方提供专项援助，并通过伙伴关系促进基础广泛的经济发展。
要获得长期成功，我们的发展援助需要做到最有效地产生结果，并为基础广泛的发展和长期的自力更生铺平道路。除了让人们有能力满足物质需要外，获得经济力量能使人们与未来的安全息息相关——人们需要自己所在的社会成为一个保护权利和治理公正的民主政体。我们将以尊重权利的方式对待发展——征询当地社区的意见、 确保透明度、促进建立负责任的机构，使我们的发展活动与我们支持民主治理的努力协调一致。这是我们今天在阿富汗（Afghanistan）和巴基斯坦 （Pakistan）所面临的紧迫挑战。
我们第4个方面的策略是，我们将扩大重点—— 我们不能忘记，在那些希望不断上升的地方，积极的变革必须得到巩固和加强；我们不会无视或忽略那些灾难与绝望情绪看似积重难返的地方：在一切人命攸关的地方，我们必须尽一切能力扭转事态，使之向更好的前景发展。
我们支持那些为人权、为赋予人经济力量、为实行民主而奋斗的人们；这样做是出于我们的承诺，而不是实利，而且必须持之以恒。民主进步迫在眉睫，但非一蹴而就。我们永远不应视其永恒为理所当然。倒退的威胁时时存在，我们从肯尼亚等地看到了这点——在那里，实施选后暴力的人至今仍逍遥法外。在美洲，我们对一些 领导人为加强个人统治而掠夺财产、践踏权利、滥用司法感到担忧。
在民主变革发生时，我们不能自满。相反，我们必须继续加强非政府组织，巩固新生的民主体制。利比里亚（Liberia）、东帝汶（East Timor）、摩尔多瓦（Moldova）、科索沃（Kosovo）等年轻的民主国家需要通过我们的帮助来巩固在健康、教育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进步。在乌克兰（Ukraine）和格鲁吉亚（Georgia）等地，我们必须为支持民主发展而继续保持接触。在近10年来的最初几年中，这些国家取得了突破性的民主发展，但由于国内外的种种因素，它们在为巩固民主成果进行着艰苦努力。
因此，我们准备在我们的双边关系中并通过国际机构帮助已作出自我改善承诺的政府，协助它们打击腐败，并帮助他们培训警察部队和公务员。我们还将支持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和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等区域性组织和机构，它们已采取各自的步骤保卫民主原则和民主机制。
成功的事例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以便它们能继续取得进步并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即便在我们不断取得成功之时，良知要求我们在面对巨大的困难的情况下勇往直前取得进展，结束苏丹（Sudan）、刚果 （Congo）、北韩（North Korea）和津巴布韦（Zimbabwe）等形势严峻的地区人民面临的苦难；努力解决从中东到拉美，从非洲到亚洲等地存在的各种难题，例如消除性别不平等和反对歧视男女同性恋等。
我们必须继续施加压力，推动解决苏丹（Sudan）问题。在那里，持续的紧张局势有可能使达尔富尔 （Darfur）种族大屠杀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和严重的难民危机雪上加霜。我们将探索多种途径，以便通过我们与伙伴的共同努力增进人民安全，同时更多关注可 能发生种族大屠杀的其他地方，做到防患于未然。
当然，我们必须继续关注妇女问题——妇女的权利、妇女的作用和妇女的责任。1995 年，我在北京说过：“人权就是妇女的权利，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我多么希望这种说法能够轻而易举地转化为行动和变革。这一理想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远未实现，但最能反映妇女面临的极其悲惨的困境的地方莫过于刚果东部地区。
今年8月，我去了戈马（Goma），那里是世界上一个暴力最猖獗、局势最混乱的地区的集中点。我在那里访问时见到了令人发指的性别暴力和性暴力的受害者和因多支武装力量的混战而被迫离乡背井的难民。那些在这种极端险恶的环境中为终止冲突和保护受害者而努力工作的人们向我讲述了当地的情况。我在一天之内见到了人性最善良的一面和最残忍的一面：一方面是造成妇女身体和精 神创伤的不可言喻的暴虐行径，另一方面是受害者的勇敢顽强以及为治愈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创伤而努力工作的医生、护士和志愿者的英雄主义。
他们置身于争取人权斗争的第一线。亲眼看到刚果人民的勇气和毅力以及支持着他们奋斗不息的坚忍精神令我肃然起敬，并时时鼓舞着我继续努力工作。
我们采取4个方面的策略–问责制、坚持原则的务实精神、自下而上的合作、广泛关注权利受到危害的情况–有助于为人民自强不息摆脱贫困、饥饿和疾病，为保障他们在民主治理下的各项权利奠定基础。我们必须打破专制、腐败和暴力的桎梏。我们必须提供教育和经济机会，点燃人类潜力的火把。
我们必须通过提供教育和经济机会点燃人类潜力的火把。奠定基础，打破桎梏，点燃火把，举各方之力，齐头并进。因为人们如果有了食物和教育，但没有与同胞商议和讨论的自由–就等于被剥夺了人生应有的价值。人们如果饥肠辘辘，疾病缠身，无法工作，无法投票，无法祈祷，也等于被剥夺了自身的价值。自由不能以局部代替整体，一个方面的补救不可能解决整体的问题。
然而，维护人类的潜力从来都不可能唾手可得。我们认为权利不可剥夺，但是做到这一点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不论我们对理想有多么明确的认识，为实现这些理想采取行动则需要作出艰难的抉择。即使我们都同意应该尽一切可能改善普通百姓的实际生活，对于采取哪些行动能够达到目的，我们也不可能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能形成一致意见。这是治理本身的属性使然。我们都知道，有些事例说明好心不一定能如愿以偿，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产生始料未及的结果，引致对人权更严重的侵犯。我们可以从失败的事例中吸取教训，因为过去的失败恰恰说明取得进步是如何不容易。但是 我们不接受某些人所谓在某些地方不可能取得进步的说法，因为我们知道进步的确已经出现。
加纳(Ghana)从战乱时期过渡到稳定民主 治理的时代。印度尼西亚从专制统治走向蓬勃发展的民主，既有伊斯兰教，也不乏世俗精神。智利（Chile）也以民主和开放的经济取代了独裁制度。蒙古的宪政改革成功地不经过暴力开启了多党民主的新时代。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自柏林墙20年前倒塌以来中欧和东欧所取得的进步。我上个月有幸在勃兰登堡门 （Brandenburg Gate）参加了这一事件20周年的庆祝活动。
有大量艰巨的工作摆在我们面前，但同时，我们与各大洲的伙伴、宗教团体、非政府组织和负有社会责任的公司等伙伴以及各国政府的合作共同面对未来。从印度——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继续通过民主进程和民主原则，不断完善其11亿人口的共同体，到博茨瓦纳（Botswana ）这个非洲最早的民主国家，其新任总统许诺按其所说的“5D” （democracy，dignity，development，discipline，delivery），即民主、尊严、发展、纪律和践行进行治国， 采取负责任的治理方法，与其邻国津巴布韦没有必要的人为悲剧形成鲜明的对照。
最后，这不仅事关我们所做的工作，而且也关系到我们的本质。如果我们选择放弃这场斗争，我们就无法保持我们的本质——坚持人权的本质。坚持人权意味着我们决心为人权付诸行动。当我们为适用于任何地方，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权利作出承诺之时，当我们承诺这些权利将保护和实现人类尊严之时，我们也承诺为实现人权进行艰苦的努力。
在这个出类拔萃的学校，你们中的一些人专注于研究我们在人权工作方面的一些案例，或用贾斯的话来说，研究人权文化。你们看到了工作中的缺点与不足。你们看到了这样的事实：正如马里奥∙科莫（Mario Cuomo）有关美国政治的一句名言所说，我们以诗的形式进行竞选，以散文的形式治国理政。其实在国际上也是如此。但我们需要你们的想法，我们需要你们的批评，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持，我们需要你们作出精辟的分析，我们应该如何共同努力，逐步、稳定地为每一个人拓宽机会和权利的空间。
我们十分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我们知道，对这项工作，我们并没有全部答案。但美国已经承诺从事这项工作。我们将日复一日、一步一步地继续为取得任何进步进行一切可能的努力。非常感谢大家。（掌声）
(回答问题部分略）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