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最近，中国政府集中全力“净网”，希望将各种批评声音，包括各种社会怨恨声音从网上消除。除了抓捕几个网络大V以示“净网”决心之外，各地政府纷纷采取行动，其中浙江省的“战果”最“辉煌”，该省公安厅不仅公布了十大网络造谣案例及清理谣言、训诫人数等具体战果，还表示即使在微信朋友圈转发谣言，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此同时，据说手机实名制即将强制实行。
*意识形态领域“亮剑”药不对症*
国内一些媒体对这种情况表示不满，有些媒体发表评论，认为在警惕“民谣”之时，更要警惕“官谣”，批评一些地方政府造谣。但从声势来看，这轮“净网”是由中央政府坐镇的全国统一行动，是北京高层在意识形态领域“亮剑”的一大招术。
8月中下旬之交，中共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 工作”，此语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放弃邓小平时代用“不争论”淡化意识形态之争的方略，试图恢复毛泽东用意识形态理论治国的模式。人民日报评论员就此连发数篇评论，9月2日的文章特别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干部要敢于亮剑”，指出在中国“互联网上，越是偏激的、攻击性的言论，越有人叫好，越是理性和正面的表达，越有人起 哄甚至围攻”，认为“社会上的模棱两可态度，姑息了极端言论；而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关键时刻不敢亮剑，更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偏激思想”。
问题是：就算北京亮出了“净网”这把“利剑”，也只能治表，将各种社会怨恨之词从网上消除；却不能治本，将弥漫于中国人心中的各种怨恨化解。
*中国社会怨恨的类型*
一是政治压迫引发的社会怨恨。这种怨恨不限于某个特定阶层，而是各阶层针对政府而发的共同怨恨。这种怨恨由于政府的掠夺、官员大面积腐败、政府不作为、公务员的工资福利系统远高于其它阶层，以及“官二代”现象等各种原因而产生。由于政府的腐败无能兼政治高压，无论是政府政治伦理还是中国人的家庭伦理，无论是中国的人文环境还是生态环境，都已遭受严重破坏，受伤害的不是某个阶层，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国民对此产生强烈的无力感，又不甘于就此堕落，因而演变成对政府的“怨恨式批评”。这种“怨恨式批评”多产生于社会阶层冲突尖锐，人们对政府极端不满之时。官方越是提倡“弘扬主旋律”，越是不允许人们批评现存体制（即体制性护短），引发的怨恨式批评就越强烈。
二是弱势群体对政治上层及中产阶层的怨恨。由于中国是个机会严重不均的社会，加之大学毕业即失业，中国大学作为“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这一功能已经严重丧失，底层青年希望摆脱贫困的的唯一上升通道严重梗阻，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怨恨。这种社会怨恨产生了强烈的底层认同情绪，强烈影响社会心态和社会行为，并成为底层人士采取社会行动的主要依据。中产阶级在一些社会底层的眼中，成为政治上层的盲从者与利益共享者。
三是因民族冲突与宗教信仰受控制引发的社会怨恨。现阶段，西藏与新疆少数民族对现政权的怨恨，已不可避免地以藏汉矛盾与维汉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此外，北京当局对法轮功、基督教家庭教会的严厉打压引发的社会怨恨也在蔓延。这种社会怨恨，在国内的网站与微博上因为网络管制而不明显，在推特上就特别明显。
四是对西方文明国家的怨恨。这种对西方国家的怨恨，来源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受欺压历史，经过官方教科书努力塑造而化为深刻的民族记忆。在现实生活中，中共出于维护专制政权的需要，不断强化这种怨恨，并将这种怨恨导向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最后的结果是出现两极，一个极端是认为西方不希望中国强大，处心积虑要打压中国；另一个极端是认为帮助中国民主化是西方国家不可推卸的义务，而且应该放置于西方国家的自身利益之上，当西方国家与中国政府出于各种利益考量进行各种合作、谈判，这些人就认为西方国家很虚伪。这两种情绪都产生对西方国家的怨恨。
有人据此总结：“中国人各自的中国梦：上层的梦想是继续奴役，左派的梦想是当屠夫，中产的梦想是做最后一只被宰的猪。”生活于一个弥漫着社会怨恨的国度，任何人生活于其中都会深感绝望，并产生强烈的无出路感。
*化解社会怨恨要治本*
上述所有种类的社会怨恨，都源自政治结构，形形色色的“仇官”、“仇富”、乐见成功人士倒霉的现象，都可归结为社会怨恨的表现。因此，只要政治结构依旧，社会怨恨就无法化解。
这种社会情绪已经化为一种社会共同情感，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社会心理，导致社会紧张加剧。生活于这种社会情境中的国人，遇事先进行道德审判，站队表态代替了沟通，“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观）成为一些激进人士经常讥讽打击的对象。笔者分析中国经济社会问题，有时不免会提出一些想法，比如在保护幼女上中国应该怎样做等等，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帮助中共延命。一些本来还算理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对虚拟空间的脏水唾沫，部分退回了书斋，还有少部分则采取迎合态度。一旦遇到突发性事件，这种社会怨恨很可能外化为一种破坏性的社会力量。
北京当局显然是看到了一点，因此要“净网”。虽然当局也明白“净网”这种体制性护短行动最多只能让社会怨恨从网上消失，不可能根除深植于社会成员心中的社会怨恨，于是想到要重建意识形态。但是，这种结构性的社会怨恨产生于利益的严重分裂，中共的意识形态早就流于虚幻且丧失社会整合功能，根本无法弥合利益分立带来的精神分裂，更何况，以马列主义、毛邓三科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本身矛盾百出，马列主义早已在全球范围内被抛弃，邓小平理论更是在否定毛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个代表”倒是想为中共重新构建社会基础，但无论是共产党本身还是被定位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经济精英，都是社会怨恨的主要对象。
自古至今，想通过政治暴力剥夺国民的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的独裁者（或专制政权），并不只有今天的中国政府。古代中国有厉王止谤的教训，今天的国际社会则有刚走入历史的萨达姆与卡扎菲。可以预知，中国政府的“净网”行动，是一种不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制度性偷懒，在短期内固然可能收效，但这种通过政治暴力达成的舆论一致，只会导致社会压抑加深，造成的反弹也会加剧。
最近，中国政府集中全力“净网”，希望将各种批评声音，包括各种社会怨恨声音从网上消除。除了抓捕几个网络大V以示“净网”决心之外，各地政府纷纷采取行动，其中浙江省的“战果”最“辉煌”，该省公安厅不仅公布了十大网络造谣案例及清理谣言、训诫人数等具体战果，还表示即使在微信朋友圈转发谣言，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此同时，据说手机实名制即将强制实行。
*意识形态领域“亮剑”药不对症*
国内一些媒体对这种情况表示不满，有些媒体发表评论，认为在警惕“民谣”之时，更要警惕“官谣”，批评一些地方政府造谣。但从声势来看，这轮“净网”是由中央政府坐镇的全国统一行动，是北京高层在意识形态领域“亮剑”的一大招术。
8月中下旬之交，中共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 工作”，此语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放弃邓小平时代用“不争论”淡化意识形态之争的方略，试图恢复毛泽东用意识形态理论治国的模式。人民日报评论员就此连发数篇评论，9月2日的文章特别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干部要敢于亮剑”，指出在中国“互联网上，越是偏激的、攻击性的言论，越有人叫好，越是理性和正面的表达，越有人起 哄甚至围攻”，认为“社会上的模棱两可态度，姑息了极端言论；而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关键时刻不敢亮剑，更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偏激思想”。
问题是：就算北京亮出了“净网”这把“利剑”，也只能治表，将各种社会怨恨之词从网上消除；却不能治本，将弥漫于中国人心中的各种怨恨化解。
*中国社会怨恨的类型*
一是政治压迫引发的社会怨恨。这种怨恨不限于某个特定阶层，而是各阶层针对政府而发的共同怨恨。这种怨恨由于政府的掠夺、官员大面积腐败、政府不作为、公务员的工资福利系统远高于其它阶层，以及“官二代”现象等各种原因而产生。由于政府的腐败无能兼政治高压，无论是政府政治伦理还是中国人的家庭伦理，无论是中国的人文环境还是生态环境，都已遭受严重破坏，受伤害的不是某个阶层，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国民对此产生强烈的无力感，又不甘于就此堕落，因而演变成对政府的“怨恨式批评”。这种“怨恨式批评”多产生于社会阶层冲突尖锐，人们对政府极端不满之时。官方越是提倡“弘扬主旋律”，越是不允许人们批评现存体制（即体制性护短），引发的怨恨式批评就越强烈。
二是弱势群体对政治上层及中产阶层的怨恨。由于中国是个机会严重不均的社会，加之大学毕业即失业，中国大学作为“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这一功能已经严重丧失，底层青年希望摆脱贫困的的唯一上升通道严重梗阻，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怨恨。这种社会怨恨产生了强烈的底层认同情绪，强烈影响社会心态和社会行为，并成为底层人士采取社会行动的主要依据。中产阶级在一些社会底层的眼中，成为政治上层的盲从者与利益共享者。
三是因民族冲突与宗教信仰受控制引发的社会怨恨。现阶段，西藏与新疆少数民族对现政权的怨恨，已不可避免地以藏汉矛盾与维汉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此外，北京当局对法轮功、基督教家庭教会的严厉打压引发的社会怨恨也在蔓延。这种社会怨恨，在国内的网站与微博上因为网络管制而不明显，在推特上就特别明显。
四是对西方文明国家的怨恨。这种对西方国家的怨恨，来源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受欺压历史，经过官方教科书努力塑造而化为深刻的民族记忆。在现实生活中，中共出于维护专制政权的需要，不断强化这种怨恨，并将这种怨恨导向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最后的结果是出现两极，一个极端是认为西方不希望中国强大，处心积虑要打压中国；另一个极端是认为帮助中国民主化是西方国家不可推卸的义务，而且应该放置于西方国家的自身利益之上，当西方国家与中国政府出于各种利益考量进行各种合作、谈判，这些人就认为西方国家很虚伪。这两种情绪都产生对西方国家的怨恨。
有人据此总结：“中国人各自的中国梦：上层的梦想是继续奴役，左派的梦想是当屠夫，中产的梦想是做最后一只被宰的猪。”生活于一个弥漫着社会怨恨的国度，任何人生活于其中都会深感绝望，并产生强烈的无出路感。
*化解社会怨恨要治本*
上述所有种类的社会怨恨，都源自政治结构，形形色色的“仇官”、“仇富”、乐见成功人士倒霉的现象，都可归结为社会怨恨的表现。因此，只要政治结构依旧，社会怨恨就无法化解。
这种社会情绪已经化为一种社会共同情感，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社会心理，导致社会紧张加剧。生活于这种社会情境中的国人，遇事先进行道德审判，站队表态代替了沟通，“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观）成为一些激进人士经常讥讽打击的对象。笔者分析中国经济社会问题，有时不免会提出一些想法，比如在保护幼女上中国应该怎样做等等，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帮助中共延命。一些本来还算理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对虚拟空间的脏水唾沫，部分退回了书斋，还有少部分则采取迎合态度。一旦遇到突发性事件，这种社会怨恨很可能外化为一种破坏性的社会力量。
北京当局显然是看到了一点，因此要“净网”。虽然当局也明白“净网”这种体制性护短行动最多只能让社会怨恨从网上消失，不可能根除深植于社会成员心中的社会怨恨，于是想到要重建意识形态。但是，这种结构性的社会怨恨产生于利益的严重分裂，中共的意识形态早就流于虚幻且丧失社会整合功能，根本无法弥合利益分立带来的精神分裂，更何况，以马列主义、毛邓三科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本身矛盾百出，马列主义早已在全球范围内被抛弃，邓小平理论更是在否定毛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个代表”倒是想为中共重新构建社会基础，但无论是共产党本身还是被定位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经济精英，都是社会怨恨的主要对象。
自古至今，想通过政治暴力剥夺国民的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的独裁者（或专制政权），并不只有今天的中国政府。古代中国有厉王止谤的教训，今天的国际社会则有刚走入历史的萨达姆与卡扎菲。可以预知，中国政府的“净网”行动，是一种不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制度性偷懒，在短期内固然可能收效，但这种通过政治暴力达成的舆论一致，只会导致社会压抑加深，造成的反弹也会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