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国务院对台办副主任龚清概落马，因为时间与台湾大选前后相随，不免让外界浮想联翩：台湾大选结果让龙颜无光，因此以腐败之罪追责。此情此景，让我想起前一向中纪委网站刊发习骅的那篇以古讽今之文《官员都在坐等出事》。
龚清概从亲信到阶下囚
1月19日，中纪委网站公布一条消息，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龚清概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这条简短声明透露的信息有限。但其他媒体透露的信息却值得玩味：
一、龚是出身于福建省的本地官员，2013年10月被提拔至国台办任职。外界都知，今上“龙潜”之时，虽然曾在福建、浙江与上海任方面大员，但浙江任职只有5年，上海仅一年，只有福建才是长达18年的“龙潜”之地，龚清概由今上亲自提拔这一推论可以成立。二、龚所犯之罪是在福建任官时的旧罪，属于“带病”提拔。三、追究旧罪时机不早不晚，就在台湾大选后三天，本身已说明问题：龚某落马，非贪之罪，乃台湾选战失利之罪。
今上以此表明：当此怠政、懒政成风之时， 治吏从重，就算是御选之官，只要办差不力，也绝不容情。这与“习骅”2015年2月写的那篇《雍正铁腕治吏的启示》思想是一致的。
嘉庆朝贪懒之风终成“癸酉之变”
现在回过头来说《官员都在坐等出事》这篇文章。作者借清朝嘉庆十八年九月十八日（1813年10月8日）发生的癸酉之变，即天理会在首领林清带领之下攻进紫禁城，箭射隆宗门，几乎端了皇帝老巢之事，分析清朝中后期朝政“因循疲玩”（懒政怠政）之弊， 以古喻今，训诫本朝官员。
这场事变确实非常刺痛嘉庆皇帝之心，因为事发后他发现两点：一是这场早有预谋的事变，只有皇上被蒙在鼓里。二是此事实乃内外勾结早有预谋。
早在事发前一年，至少有四位官员五次收到了相关信息，其中三次是事变之前的警告。如果说台湾知府汪楠在1812年夏天收到信报后杀人灭口，是不想多事，那么皇家宗室豫亲王与九门提督隐匿不报则着实可恨，豫亲王不报一是因为参与起事的二把手祝现是其管家，二是他因祝现引介到林清家住过并收受重礼，因此担心受牵连，为个人利益计较将社稷江山皇帝的安危置之不顾。九门提督吉伦职司京师安全，两次接报均置之不理，在天理教将攻打皇宫的当天，仍然不管不顾。兵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刘镮之10月7日接报林清等次日攻打皇宫信息，却当作没事，继续饮酒作乐。
这叫做：情报工作做到了家，但国家机器却严重生锈运转不了，掌管机器的机师们连转动一下的兴趣也没有，最后皇帝老子的家居差点被端，连皇后纽祜禄氏都做好了自焚的准备。事后搜集的信息更是让皇帝皇后如坐针毡：宫中的太监刘得财、阎进喜等十余人都是天理教中人，攻打皇宫就是他们作内应。
怠政懒政，大清中期与本朝一脉相承
习骅结合当今现实，对清朝中叶政治做了深刻解读：
当时的官场贪懒成风。文章概括曰：“清朝的吏治腐败很有特点：官员们除了“贪”，还特别“懒”，没人想做事，讨厌担责任，整天无精打采，敷衍了事。从乾隆中期开始，官场就如一潭死水，不作为是主旋律，国家统治机器锈蚀得无法运转，社会治理问题按下葫芦起来瓢。官员懒政，完全是因为升官依靠三途：不犯错误、上司满意、报喜不报忧，唯独不靠业绩。“多磕头，少说话！”三朝元老曹振镛的名言诠释了官场成功秘诀：做事越多，错误越多，不干活最保险。所以大家遇到事情习惯绕道走，踢皮球，把犯错误的机会留给别人。
文中引述魏源对大清官场风气的概括：“不担责任是成熟稳重，会踢皮球是聪明智慧，得过且过是办事得体！”习骅的总结说：“人人麻木不仁，个个‘炸雷都打不醒’，根子在于官员追求狭隘的人生目标：升官发财。” 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价值观，谁信谁弱智。习骅总结的清朝官场风气只要将“修齐治平”改成“社会主义价值观”，就是今天的官场态势。
读完这篇《官员都在坐等出事》之后，所有读者都会认为这是在说今天天朝官场习气与朝廷之弊。有人因此借题发挥，认为本朝官员都怀抱幸灾乐祸之心，坐等天朝头顶上这块天塌下来，因此描画出一张又一张的“2016年危机路线图”。
习骅的苦心难补天
习骅将文章标题定为《官员都在坐等出事》，但其本意不是希望出事，而是告诫官员：朝廷是皮，官员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与当年蒋介石在1948年临战前夕教导手下将官出于同理。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始，总揽东北党政军大权的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一意孤行，集中兵力，固守要点。不管各地守军如何告急，也不管蒋介石一再电令其派兵解围，总是拒不出战。蒋介石不得不亲自飞往沈阳，召集东北国民党军师长以上将领训话，痛陈形势之危之后，蒋掏心掏肺地说了一段话：“此战是死中求生，我已经60多岁了，死了没什么，可你们还年轻，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
当年，蒋委员长这番苦口婆心之语，在场的国军将校都没听进去，最后确实是“一个个都让共产党抓了去”，当作战犯狠狠改造了多年。今天也同样，习骅言之谆谆，官员听之藐藐。
政策性改革难纠制度之弊
我早在1998年就指出，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只能通过改变制度来治理腐败。现在习近平通过反腐与意识形态宣传，注定不能真正治理腐败，还会进一步导致官员懒政与不作为。原因如下：
一，腐败之弊源于制度，成了制度给官员的馈赠与奖赏。这道理，我已经在《习近平驭马的缰绳空荡荡》一文里讲过：江胡时期驾驭官员，有系统性的金钱馈赠和收买；除了意识形态上的高调与洗脑之外，还有特别接地气的物质主义。积弊已成，如今习近平手中那根包上“共产主义理想”纸皮的缰绳，用来驱策官员形同无物。他想通过人事整改与惩治腐败官员，让官员过得“清汤寡水”，谁还有“革命”动力？于是官员们以懒政、不作为来消极怠工。
二、“多做多错，不做不错”已形成恶性循环
不罚无以立威的另一面是奖励必须恰当。在贪懒成风、升官机制不变的前提下，惩罚办差不力的官员，只会让官员更加不愿意做事。多做多错，这是2015年证券机构奉命救市的教训。2015年政府拉抬股市，并预先定好一万点目标，等于是权力之手与市场之手硬搏，结局不一定如今上之意，但谁也不敢当面对皇上说明这点，只能硬着头皮接下救市重任。当股市没达到最高领导预期的1万点时，前所未有的“恶意做空中国”罪名问世，救市三军悉数以“做空中国”、腐败等罪名入狱。这些证券界实力人物当然会有腐败之行，不少人还非常严重，但因救市失败却罚其腐败之罪，只会让官员们谨守“不做不错”这条懒政之道。
龚清概这位福建官员被带病提拔到国台办副主任，乃因今上对国台办的官员不放心，要用自己人坐镇。如今因2016年台湾大选结果偏离今上意愿，坐以昔日旧罪处罚，只会让官员们惕惕日励：只有不办事，才能不出错。更何况，台湾今日之局，主要原因之一是“天然独”一代成长，“当然统”一代退出历史舞台，并不完全是龚某办差不力。
以政策与人事之改变来救制度之弊，就算皇帝本人再勤政，恐怕最后也难逃崇祯那句“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之叹。如今对官员讲“只有朝廷大河水涨，才能有官员小河水满”这类道理，效果不会比当年蒋总统临战之间对众将官讲“一个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