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这部轻喜剧《人民公仆》有两个小高潮，一个出现在16集，另一个出现在结尾，虽然都是喜剧表达，但仔细思考却很沉重。
人是文化的沉淀
针对基础设施部的严重腐败，女记者亚娜在新闻发布会上质问总统瓦西里：“我们觉得你当选之后变了，变得贼头贼脑、油嘴滑舌，……”
总统瓦西里被触动心事，心潮起伏之下发表了一场演讲，谈的是乌克兰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在我看来，这场演讲是面镜子，中国人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映像与影子：
“我们天生是正直的乌克兰人，我们生在这里，是我们的命运。无论是我们，我们的父母，还是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我可以保证，我们不是天生这样。
我们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小小的、胖胖的、脸蛋红扑扑的、7斤沉的小孩。这么一个小孩，怎么就变成一个一百多斤的油嘴滑舌的家伙了呢？发生了什么，我给你解释。这是我们自己的错，亚娜，就是你我这些人，我们所有人的错。
从妇产科医院的时候就开始了。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得塞钱，一定要塞钱，要给医生塞红包。要是不给钱，就别想见孩子。之后我们将孩子带回家，这时候，这个孩子还是个正直的乌克兰人。
等他开始记事儿的时候，他就变了。首先，他看到的是爸爸。爸爸坐在那里看电视，边看边说：‘都是这群蠢货的错。这群畜生，垃圾政客。’边说边数着手中那昨天去参加游行挣来的200格里夫纳。而参加这场游行支持的正是电视上那群蠢货和议员们，‘没什么，这个游行爸爸不去，也会有别人去。爸爸就去了，这些钱为啥要让别人挣，而不是我去挣呢？’
孩子就把这句话记住了。我们这个正直的乌克兰人，就一点一点地变成了和自己爸爸一样的人。你们觉得他还有一点良知没丢掉吗？并不是，全都丢了。他叔叔在外国人签证科工作，婶婶在技术情报局工作，大家都要把这个孩子的生活安顿好，该怎么做？送他到学费高昂的学校去，是特别贵特别贵的学校。孩子中学毕业了，一家人去第聂伯河度假。这个孩子的成绩很不错，肯定全是优啊，大家一起吃烤肉，一起喝白兰地。简直美味，垃圾怎么办？垃圾有人收拾，我们就兴高采烈地进了大学，一家人帮着一起做决定。大学毕业了，我们去哪儿啊？再去第聂伯河。怎么这么脏啊？怎么到处都是垃圾。这儿立着牌子：禁止倒垃圾，‘谁在这儿倒垃圾？为啥人们不知道把垃圾带走呢？’然后心情大好地开着自己的本田，那辆作为大学毕业礼物的本田。
我们这个良知丢了一半的乌克兰人，在凌晨的基辅，在没有路的基辅狂飚。他必定会影响到这个时间睡觉的人们，吵到刚下班回家的人，或者一个打了两份工、疲惫不堪的母亲，她喂过自己的孩子，刚刚把他哄睡着，而我们的主角，未来并不遥远，等他20-25岁的时候就能成为议员，这个正直的乌克兰人会成为一个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混帐，他的生活会很幸福，真的，他的子女会去瑞士读书，不会在国内读，为的是为那些混帐，他也不会去第聂伯河度假了，他已经在那折腾过。他可以去马尔代夫，为的也是远离那些混帐们，在伦敦给自己买个房，为的也是离混帐们远一点，离这些都远远的，和他无关。这就是我们乌克兰人，谜一样的内心。”
演讲中提到的乌克兰人，不是指一个特定的阶层，而是包括上中层与底层乌克兰人在内。中学毕业后的乌克兰人则主要指代上中层，因为只有他们有机会出国留学、进入政界。上述情形，中国人会觉得很熟悉，从婴儿出生开始要给医生送红包，直至大学毕业找工作，人生的每个环节，大多中国人都会经历。泱泱中华，与乌克兰历史上很少交集，民族传统文化的差别，就与黄河与第聂伯河的差别一样。那么两个国家的国民性会如此相象？只有一个解释，乌克兰被俄罗斯这个巨人绑在一起，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将近80年的历史；中共统治下的社会主义历史也长达70年左右。社会主义的全面垄断（政治、经济与文化）体制养成了特权阶级，有机会享受特权是人生荣耀与幸福的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更是养成了这种毛病：人人都将公共财视为私财，有权者先得多得，无权者后得少得，但有便宜不占，人们就心里难过。
当然，人是文化的沉淀，正如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所指出的那样，决定一个国家现状因素有多种，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惯性。乌克兰人与中国人还是有差别的，因为乌克兰人到底属于斯拉夫民族，政治幽默感远比中国人强，不像阿Q那样忌光讳亮，在揭露上层腐败及德行丧尽的同时，对底层民众的贪婪猥琐也多所揭露讽刺，但这种揭露讽刺决不是赵本山式的，看过之后，多少心里会有点沉重。
反腐良方的探讨永远在路上
听了总统这番推心置腹的话，人民似乎有所触动。但在后续的几集里，并未改变行为方式，一切照旧。于是总统还是非常辛苦地在“三条大鲸鱼”与总理的腐败同盟下周旋，这种周旋到了尾声时，进入戏剧化的高潮。
某家电视台邀请总统与外交部长，以及总理、议会多数党领袖同台辩论反腐败问题。嘉宾们纵论世界古今历史上的反腐经验，因为是喜剧，编剧就发挥想象，让剧中人物谈了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用极刑威慑，比如死刑与死后的羞辱。古代波斯国王冈比西斯二世（CambysesⅡ，前529～前522在位）因手下的法官腐败，一怒之下杀了法官，将他的皮剥下来做成座椅，赐给法官的继任者——法官的儿子，让他坐在这张可怕的人皮座椅上办案，以其父亲为诫，不敢再行腐败之事——笔者不研究古波斯历史，这故事的真实性留待史家考证，但中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将贪官剥皮实草，挂在县衙门前示众之事，却史有明载。
这种极刑，当然遭到总统、议会多数党领袖与总理的共同反对。剧中有个小小的插曲，谈到对腐败官员判死刑时，列举了中国一次枪毙了二万腐败官员的“成绩”，这当然是编剧的杜撰，因为中共近10多年以来，对贪官极少处以极刑。
二是羞辱刑。剧中谈到捷克实行了社会谴责制度，凡发现贪官，惩治的办法是让贪官开放自家的豪华居所，让人参观。众目睽睽之下，贪官一家人再也没有任何隐私，无论是吃饭还是休息，参观者可任意进入，指指点点，辱骂羞辱——捷克是否有这种刑罚，需要熟悉捷克的人证实。
三是罚没财产，并辅以坐牢。这种方式全世界通用，中国目前以这一种惩罚为主。反腐成果展览之类，中国倒是举办过，但不是剧中捷克那种，而是开个展览会，贪官及家人不需要在现场受辱。
上述三种刑罚，实际上是现阶段惩治腐败的三种形式，其中，对腐败者处以死刑受到越来越多的反对。2013年1月，在广东省人大代表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提出引进新加坡“鞭刑”的建议，认为只有这种刑罚才能起到“震慑犯罪分子”的作用，并表示他将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提出这一提案。当时国内舆论大多认为，陈伟提出的“鞭刑”，属于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所唾弃的酷刑（或称肉刑）。《人民公仆》的编剧身处比中国更接近西方文明的乌克兰，当然也只能让瓦西里在与伊凡雷帝对话中表态：施加各种酷刑后处死于现代文明不适用，希望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腐败问题。
乌克兰的现状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在电视台安排的那场有关腐败问题的现场辩论中，主持人问瓦西里：“人类社会中腐败现象存在了几千年，在你之前，历任乌克兰总统也腐败。你为什么认为只有自己能够反腐败?”那位与“三条大鲸鱼”勾结在一起、极为腐败的乌克兰总理也质问总统瓦西里：“逮捕贪官，没收财产，然后再枪毙他们，把他们抢走的东西再抢回来。我不明白，你到底想发动人民做什么？”这场景让我想起郭文贵在9·24发“不”会上宣布的第一条：“中国十九大必须法治国，必须给过去这几年冤枉的人和冤枉的家人一个公平的结果，包括郭文贵。包括这些人的资产，非法扣留资产，非法没收资产，非法转移的资产，该没收的没收，是归国家，该归还给个人的归还给个人。就是实现郭七条，平反冤案，还回合法资产。”
这部剧好比一面镜子，中国人可以在里面看到自己的形象。只是要注意乌克兰有一项排名比中国靠前，即新闻自由度。据记者无疆界发布的2017年度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报告（Press Freedom Index），在全球180个国家当中，乌克兰的新闻自由度排名102位，虽然欠佳，但尚有新闻自由；中国倒数第五，属于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度。在一个腐败国家，有无自由媒体，决定这个国家的人对腐败的危害认知程度。至少，乌克兰人还只能将腐败当作能力、而不能当成美德来歌颂，而看海外不少中文媒体自今年3月“郭氏推特革命”以来的表现，我则有这种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