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目前中国正热播电视剧《欢乐颂》，虽然只看了一半多，但已经被剧中五位女子那种难以承受的生活之累压得有点喘不过气。中国观众因这部剧的“接地气”，争相观看，引出了万千思绪。有人从中看出了中国的阶层固化与转型绝望；有人看出了中产向上攀爬之梦的破裂；有人从中看出了社会的势利与拜金；还有人从中看出了自身处境的影子，因而不胜唏嘘。
我从这部电视剧中看到的是拜金之国的累与痛。
奋斗之累：就为与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在人物塑造上，外企HR樊胜美最成功。深圳生活十余年，这种集美貌、伶俐于一身、善于经营人生的女子我见过太多，相信在当代北上广的白领中产中也很具代表性：一位来自中小城市的女子，深谙美貌与人际关系就是资源的道理，努力向上攀爬，通晓人情世故但不失热心。正是在她身上，几乎集中了这个阶层成员的一切负累。
这累，首先是附加物欲之下的情累，男女之情，贵乎自然。太多的外在附加物，无论情感中的哪一方，都累得慌。剧中一开头就用几句话勾勒了樊胜美这位胡同公主的现状：人美、生活历练丰富，情感上高不成、低不就，她看得上的“高富帅”，因她缺了“白富美”中的“富”字，不屑于将其娶回家；追求她的人，又因为无法提供她要求的“富裕”资产，因而难入其夫婿之选，迟至30岁还名花无主。她的命运揭示了中国当下现实：当改革催生了第一代起自草莽的富翁，中国已经过早形成了阶层固化现象，资源的代际传递已成社会成规。在阶层固化的身份型社会中，中国高端婚姻市场中已经形成“门当户对”观念，所谓富家子为情而娶寒门女的故事早就成了“都市传说”。梦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无论是男是女，都希望自己成为婚姻市场上有效率的寻觅者，找个富二代，少奋斗20年。
富二代曲筱绡深知财富的魅力。当她看到邱莹莹的男友白主管之时，极尽挑逗之能事，并悄悄往白主管口袋里塞了一张名片，白男立刻放了他信誓旦旦只爱她一个的邱莹莹鸽子，为她搬家。邱莹莹视为至宝的白男对爱的承诺，在富家美女的一场戏弄面前不堪一击。
80年代，中国机会尚多，为寒门出身者留下了一些向上攀升的机会。那时候，一个励志故事广为流传：一位寒门出身的少年，仰慕居住在某别墅的美丽女孩，从此励志向上，终于考上名牌大学、出国、海归，成为多金成功男，实现愿望：我奋斗了20年，就为与你有朝一日相对而坐喝咖啡。这故事有多个版本，随着中国进入阶层固化的身份型社会，实现梦想的可能性越来越微渺。
心身之累：装成不是自己的一个人
樊胜美生活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为装成功人士而经营形象，这形象包含两部分，一是外在衣着，二是假装成有房者即成功者。
于女性而言，经营外在衣着实在情有可原。由于中国社会早就只敬罗衣不敬人，衣服既可标识着衣人是否富裕，还可以成为身份标签，在钱倾天下的北京、上海等地，新入职场不久的低阶女白领也都练就了凭衣识人的一双毒眼，资深女白领樊胜美自然特别着意经营自己的形象，衣服于她具有特别的意义，既是进入各种“高大上”场合的通行证，又是她为自己形象增色，钓取金龟婿的重要工具，就算买不起真正的名牌也得买仿冒名牌。难怪有网评讽刺说，樊胜美的衣柜就是她的精神避难所。
但装成有房者却是极端虚荣。她的老同学王柏川来上海发展，对她表达了仰慕之情。正处于感情空窗期的樊胜美为了展示自己在上海的成功，装作有房者。由于上海房价已是天价，好地段一套100平米以下的房子动辄五六百万，有房即意味着有身家，意味着自己是在上海“趟得开”的成功人士，樊胜美在虚荣心驱使下宣称自己有房。王柏川在与樊的接触中感受到樊胜美对成功人士的偏好，为了不让心仪的“公主”小看自己，租了一辆宝马代步；虽然事业刚起步，用钱的地方还很多，但却购买上万元的名包、数千元的品牌丝巾送给“公主”。一个装有房，一个装有车，为两人的情感发展平添了许多障碍，只能说是今天中国都市一景。
樊胜美因这种“装”与努力向上攀爬的行为，被从不饶人的富二代曲筱绡视为“捞女”。这位曲小姐对自身魅力的十二分自信，至少有十分来自家庭财富，因此她对患了财富饥渴症患者樊胜美从不留口德，樊小姐从拎包到睡衣那一身冒牌行头，无不成为曲调笑的噱头。看到王柏川开着宝马车来接樊胜美，也不辞劳苦地去搜索车主是谁，屡屡揭穿王的“租车男身份”，打击樊努力撑出来的骄傲与自尊。
当真是好一个“累”字了得。
亲情成了榨取亲人的藉口
但于樊胜美来说，生活千般累，根源是家累。剧到中场，樊胜美父母出场了，人们终于发现，樊公主这么拜金，原来是因为她家里拼命吸金，网友因此评曰：樊胜美有一对极品父母，还有一个没心肠的哥哥。
其实，樊胜美的父母并非特例，更非银幕形象。中国农村及小城镇有许多这类父母。很多多子女家庭，难免重男轻女，将女儿当作摇钱树，搜刮女儿的钱财供养没出息的儿子，樊胜美只不过是千百万中国女儿当中的一位。
中国女孩，如果是生在大城市，或者知识分子、干部家庭，都算比较幸运，因为这类家庭对女儿与儿子大致同等看待。但如果出身于农村及文化不高的多子女城市家庭，都会体会到重男轻女这一中国特色。我当年在深圳时，曾做过几十个性工作者的访谈，凡来自农村与小城镇的女孩，故事基本相同：家中多子女，十五六岁就外出打工，很快在经济压力下走上性服务这条路，成为家中的提款机，家中的房子、兄弟娶媳妇等一切费用全由这架提款机产出。因为故事太雷同，以至于我有时怀疑她们是否在编故事。直到后来我历事渐多，方才明白这是中国底层社会不少女孩子的共同命运。即使侥幸通过读书留在大城市工作的小城镇或者农村出身的男女青年，家累大都也很重。我的熟人朋友当中，有好几位或因此婚姻不就，或因此夫妻失和。
这方面最著名的中国故事，当然要属山东省烟台招远市贾庄那位惨死在父亲刀下的留美女博士赵庆香。赵庆香依靠自己努力读完大学，与丈夫魏涛在夫家的资助下赴美留学。在留美五年中，一直打工寄钱回家，应付父亲永无止境的需索。尽管这位女儿多年来从未断过对家里的接济，包括帮家里盖房、买房，最后还是在回老家探亲之时，与其丈夫被其父亲双双砍死在家。父亲砍死女儿女婿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女儿没答应拿钱出来为弟弟买房娶亲。有人将赵庆香案例与另外两个极端事例集录，以《三个真实故事：女儿还是女奴？》为题发表，山东范泽县龙周集来到加祥县后申庄那个12岁女孩供养四个大学生哥哥的故事，令人不忍卒读。
爱情、亲情本是人类最后的现实依托，中国人的爱情成了通往满足物欲的桥梁，亲情成了榨取亲人的藉口，这样的社会要恢复正常，恐怕要经过几代人不懈地努力。
中国这个没有政治自由与政治权利的国度，因为有各种政治禁忌，这部《欢乐颂》当然也只能去政治化，比如刻意去掉了官二代与穷二代这两端的人物，但还是很接地气。通过这五位女性及她们的情感生活，描述了阶层固化状态下的残酷现实，形象地揭示了时下中国人的累与痛：一个让社会成员找不到向上流动机会的国度，一个被剥夺政治权利、极端纵容拜金主义的社会，人性是何等扭曲变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