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刚发生的贵州毕节张姓四兄妹自杀，引发的问题涉及几个层面：第一，谁是“杀害”四兄妹的真正凶手？第二，如何解决中国6000万留守儿童的问题？如果中国当局以及无数留守儿童的父母能够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从现阶段来说，类似悲剧将可能少发生一些；从长远来看，则关系到下一代中国人的心理健康亦即社会心理健康问题。
“联合家访”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导致四兄妹死亡之因，是所谓“联合家访”。这“联合家访”的内容，由于当事人现在已经死亡，遗书被怀疑是伪造（从笔迹上看，我认为这怀疑有充分理由），因此，外界对这次联合家访的猜想有多种版本，最极端的是基层干部“下毒说”、“殴打说”。这两个说法应该是猜测，因为多人集体下毒或殴打孩子致死，这种恶行不可能隐瞒，这十多位基层干部除非大脑出了毛病，否则不会干出这种只会引来无穷麻烦的事情。但是，在“联合家访”的基层干部当中，某几个人可能提及超生罚款之事，比如对孩子说，你家因生超生要交罚款，要通知你父亲赶快交钱之类，却完全有可能。在基层干部看来，欠款交钱天经地义，根本没想到他们催交对象是心理承受力远低于成年人的孩子，不是合适的谈话对象。中国人说话总体上低于文明社会水准，这些乡干部平常又习惯以上对下姿态在当地与乡民说话，不考虑其所说的话是否刺激别人，那是常态。但是对于张家这四个孩子尤其是13岁的长子张启刚来说，因遭受家暴性格内向，本来对生活已深感疲惫，听了这些话之后，会觉得自己来到世上本属多余，产生轻生之意。因此，乡干部被追责，也不算冤枉。
张方其（张启刚之父）的家庭问题，是问题家庭与留守儿童问题的叠加，不仅有留守儿童家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比如夫妻二人都曾对孩子实施家暴，孩子心理阴影严重；妻子出走，还未离婚，就与他人组建家庭，且从不过问相距一公里之外的孩子们的生活情况；张方其在外出打工之时，既未将孩子交给自己两位姐妹照管，也未为孩子寻找其他的监护人，就让13岁的长子领着三个妹妹独自生活。这实际上是将孩子置于一种无人照管的状态，发生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我仔细读过相关报道，认为要解决这类问题，必须从两方面入手。
技术上可寻觅的解决之道
有人认为留守儿童问题必须从政治制度入手解决，这实在扯太远了，如果要等到那一天，中国还不知道要发生多少悲剧。我认为至少从现在开始，可以先从技术层面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引入文明国家保护未成年人的通常做法：未成年人不是责任主体，因此不是任何机构及成年人合适的谈判对象。这方面可直接借鉴美国的一些涉及未成年人的法律及相关规定。就算照搬这些，既不牵涉当局忌讳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动摇中共的执政地位这一党国核心利益，试述如下：
美国的未成年人在学校里也会有各种违纪之事出现，学校对学生的惩罚，小至留校、停课，大至被罚社区服务，最严重的是劝退学。但美国保护未成年人隐私，这些事情不会公布，而且在处理之时会非常小心。如果仅仅是留校，学校会打电话通知家长（法律用语是“法定监护人”），告知为什么留校以及留校时间，家长应该于几点至学校接孩子回家。但如果是停课、被罚社区服务等，学校宣布这类决定时，一定要让学生的监护人到场，说清事由，并交监护人将孩子领回家。如果监护人不在场，向学生直接宣布特别刺激的决定，引发的后果，校方必须负法律责任。更重要的是，学校里专门配备了心理辅导教师，发现某学生情绪低落，就由心理辅导教师介入，进行心理辅导，同时还要与学生的监护人进行沟通。
如果中国能够制订相关法规并认真推行，这次毕节四孩子自杀之事就可以避免。乡干部等在去孩子家谈复学事宜（不应该对孩子谈他们无法负责的罚款）之前，可以先寻找几位有资格的监护人：住在一公里之外但自我解除监护人职责的孩子妈妈，或孩子的两位姑姑当中的一位，在她们到场的情况下约见孩子。这样一来，一是可以减少孩子的恐惧感；二是可以让乡干部及教师避免不必要的怀疑，也算是党对自己的基层干部的一种爱护。这样做并不增加政府投入，最多是基层干部要点小补助。
这种方法是保护青少年的长远之计，但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还得让孩子回复正常生活状态：与父母在一起生活。
留守儿童问题的最终解决：与父母在一起
贵州毕节事件发生后，中国总理李克强就此发表讲话，除表示对该县相关干部追责之外，还提到，留守儿童的父母们很大程度依靠外出打工增加收入，抛家别子，致使许多家庭被爱所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此，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解决就业问题与家庭分离之苦，带动东西部产业转移，推动中西部城镇化。
中国政府从鼓励农民工外出打工到鼓励其返乡创业，这种变化的大背景是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衰落，中国将失去1.24亿个工作机会，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留在城市里只会增加城市管理的困难，因此，中央政府“因势利导”，让农民工回乡创业。
让孩子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是个正确的方向。中国留守儿童问题之多，早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焦点，自中国妇联2008年发布《关于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阐述留守儿童的问题以来，每年都会有一些触目惊心的类似信息，比如“千万儿童一年见父母不到一次”，“被拐卖儿童中农村留守儿童居第二位”，“中国留守 儿童5800万，生存堪忧自杀率相对高”，“广东省《女童遭受性侵害情况的调研报告》显示，针对女童的性侵害，本地农村留守女童占94%”。虽然有些地区的公益组织动员志愿者关心留守儿童，但那只是几滴小雨，无法取代 父母的长期与持续关爱。
但是，广大农村并没有多少新的创业机会，寄希望于中西部城镇化为农民工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那是只有天知道有多少实现可能的中国梦。我多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为什么未能“消灭”小农阶级，这里的“消灭”，是指通过城市化，让农业人口进入现代经济部门，成为城市人口的一部分，而并非只是解决户口。我当时指出，中国的难题在于无法为新增长的劳动力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即使在世界工厂鼎盛时期，中国城乡仍然存在庞大的过剩劳动力。
留守儿童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在于中国特殊的人口迁徙模式。其他发展中国家是携家带口迁居，只有中国是让成年人成为“候鸟人口”，平常外出务工，骨肉分离，只有春节期间返乡，短期团聚。携家带口这一模式的缺点是让不少农村人口沦为城市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城市的贫民窟当中，比如印度的孟买、新德里，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与墨西哥城那些著名的贫民窟，优点是全家在一起承受生活的压力与享有少许欢乐。
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将贫民窟当作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象征，认为各种犯罪活动集中，严重影响城市的生活质量与外观，因此，一方面对“城中村”（中国对贫民窟的称呼）定期清理，另一方面，各大城市均对外来人口子女就学设置了障碍，迫使进城的农民无法将子女带在身边，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留守儿童问题。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农民工总量已达2.74亿，每年约新增600多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除了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之外，中国政府得从现实出发，允许“城中村”存在，用各种措施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尤其是要将青少年在户口所在地上学的规定，变成在居住地就地入学，尽可能地减少留守儿童数量，让孩子们在正常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