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习奥峰会是中方应美方紧急要求而举行，虽然被中方解释成“是奥巴马政府为减轻中美‘互信赤字’的主动示好”，但中方也承认“形式轻松，内容并不轻松”。鉴于中方在“习奥会”之前曾热切期盼中美能够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共希望获得的“大国地位”也得到了奥巴马总统的祝愿：“欢迎中国继续和平崛起”，本文专就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做一探讨。
*中国“和平崛起”论的兴衰*
中国是全球大国，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以GDP总量衡量的经济规模，都稳稳坐定了“大国”交椅。但习近平总书记构想的“新型大国关系”，是要与美国平起平坐，希望美国承认其“世界领导者”地位。
问题在于，任何国家要想获得这“世界领导者”地位，不能只有美国的背书，必须依靠自身的实力——即“硬实力”与“软实力”说话。正是由于对自身实力评估，胡锦涛在其任期内对“中国和平崛起”曾经历过热衷到放弃这一过程。
当年“中国热”兴起之时，中共理论界的三朝元老郑必坚在《外交季刊》2005年9-10月号上发表“中国和平崛起”一文，从此开始，“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中国经济实力即将赶超美国”（有的还给出了年份，比如2020年或者2030年），“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 “21世纪必将是中国的世纪”，成为是国际社会各类中国通们挂在嘴上的常用语，连白宫的智囊人物也开始相信这些说法。其中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在《评论汇编》（Project Syndicate，2006年4月号）上撰写的专栏文章“美国的盲区”（America's Blinders），文章的观点在中国研究圈里颇有代表性，他作了如下预言：“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时代很可能即将走到尽头。随着那一时刻越来越近，最主要的问题将是美国准备得怎么样了”，他谆谆教导华盛顿的政治家们：“美国必须清醒过来认清这样的事实：随着中国经济的爆发式发展，到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美国的三倍”。
在各类预言家中，马凯硕先生比较聪明地将年限推迟到了2040年那个他可能见不到的年份。但他实在不够幸运。因为中国经济自2009年以后颓势已成，正因为看到了内部的问题，北京在中国荣夺世界GDP总量第二的桂冠之后，开始谦虚起来。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在中国外交部网站上发表专文“不当头， 不争霸，不称霸，是中国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称“‘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的说法是一个‘神话’”。各种官方言论也开始声明，中国还存在各种不足，GDP总量第二并不代表中国国力真正强大。从此，中国“和平崛起”这一词汇在中国官方用语中消失。
习总虽然没再提“和平崛起”，但以富国强兵为主诉的“中国梦”却与“和平崛起”的主诉一脉相承，奥巴马总统的祝愿应该很对他的胃口。
*检测国力的“包容式财富增长”*
话说中国的经济实力，可值得夸耀的主要是GDP规模。传统的宏观经济研究一般都是通过国民经济核算账户（National Accounting）来衡量一国经济的进步。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经济学界已经认识到这种GDP测算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GDP 本身是一个流量概念，它只能度量在一定时期内一国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总价值，却不能度量社会总福利、社会分配是否公平、生产活动所导致的自然资源与环境损耗等等。
由于以上缺陷，以GDP作为评估一国社会财富的指标，有明显的局限性。许多经济学家希望能够改进或者构建衡量经济体进步性更为恰当的指标。目前被接受的一个说法是“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建立在“包容性财富”之上。意指，一国财富应该包括可再生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社会制度、人口等等，以下我只要略作陈说，读者就会明白中国并不具有优势。
1、可再生资本。包括生产活动中使用的厂房、机器、社会生活中使用的道路、交通工具等等。厂房、机器等中国最多也就是世界平均水平。道路、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当中，豆腐渣工程不少。前几年，国家住建部曾承认中国建筑寿命只有30年。中国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所营造的建筑却只能持续30年，因此产生的天量建筑垃圾，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巨大的环境威胁。
2、人力资本。包括劳动者从事生产的技能水平、经验积累以及劳动者自身的健康状况。中国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水平一直颇受诟病，环境污染导致全民体质下降。我曾搜集国内官方数据，写过一篇“别让中国成为一个疾病蔓延的大国”，其中提到，中国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超过2亿人。
3、自然资源。这既包括矿藏资源，例如水、石油和各种稀有金属，还包括整个生态系统及环境状况。中国在这方面只有劣势而无优势，环境污染之严重举世皆知。这里只说资源的对外高度依存。《2011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目前中国大宗矿产品对外依存度居于高位，石油、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均达56%以上。2011年，中国热能煤进口量达9000万吨。铜矿进口量占世界的40%。铝土、锰、铬、镍等矿产品均高度依赖进口。作为世界石油消费第二大国，到2015年，中国石油的进口依存度预计将达到65%，2020年可能达到70%以上。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国，粮食自给率更是早已下降至90%以下。
中国拥有十几亿人口，资源对外依存度如此之高，资源安全必然存在隐患。一旦国际市场发生风吹草动，或者合作方变卦，就会影响国内经济。比如，中石化近日在非洲加蓬投资开采的一油田遭遇收回厄运。据说，目前已经有好几个非洲国家针对中国高调宣布，对石油投资者经营行为进行全面调查，包括打击转移定价等行为，其目的之一是收回石油开采权。
5、社会制度。包括一国经济的产权安排和其他法律设计。中国的所有公共资源都由国家垄断，所有社会组织与企业对政府产生高度的“资源依赖”，民营资本必须依附于政府获得官员庇护才能“发展”，这种政府垄断资源的“不完全竞争”严重扼杀经济主体的创造力。中国的“法治”更是恶名昭彰，党与政府凌驾于法律之上，任意捉弄法律。这样的制度还被中共宣传说成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并将继续坚持。近五年以来，每年与军费开支相侔的巨额维稳开支，本身就足说明中国的社会制度处于负面状态。
习总在做储君之时，对中国的家底应该早已盘清。以如此实力，想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共构G2框架，“平起平坐”地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就算美国为其背书，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周边邻国能够接受吗？
习奥峰会是中方应美方紧急要求而举行，虽然被中方解释成“是奥巴马政府为减轻中美‘互信赤字’的主动示好”，但中方也承认“形式轻松，内容并不轻松”。鉴于中方在“习奥会”之前曾热切期盼中美能够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共希望获得的“大国地位”也得到了奥巴马总统的祝愿：“欢迎中国继续和平崛起”，本文专就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做一探讨。
*中国“和平崛起”论的兴衰*
中国是全球大国，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以GDP总量衡量的经济规模，都稳稳坐定了“大国”交椅。但习近平总书记构想的“新型大国关系”，是要与美国平起平坐，希望美国承认其“世界领导者”地位。
问题在于，任何国家要想获得这“世界领导者”地位，不能只有美国的背书，必须依靠自身的实力——即“硬实力”与“软实力”说话。正是由于对自身实力评估，胡锦涛在其任期内对“中国和平崛起”曾经历过热衷到放弃这一过程。
当年“中国热”兴起之时，中共理论界的三朝元老郑必坚在《外交季刊》2005年9-10月号上发表“中国和平崛起”一文，从此开始，“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中国经济实力即将赶超美国”（有的还给出了年份，比如2020年或者2030年），“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 “21世纪必将是中国的世纪”，成为是国际社会各类中国通们挂在嘴上的常用语，连白宫的智囊人物也开始相信这些说法。其中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在《评论汇编》（Project Syndicate，2006年4月号）上撰写的专栏文章“美国的盲区”（America's Blinders），文章的观点在中国研究圈里颇有代表性，他作了如下预言：“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时代很可能即将走到尽头。随着那一时刻越来越近，最主要的问题将是美国准备得怎么样了”，他谆谆教导华盛顿的政治家们：“美国必须清醒过来认清这样的事实：随着中国经济的爆发式发展，到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美国的三倍”。
在各类预言家中，马凯硕先生比较聪明地将年限推迟到了2040年那个他可能见不到的年份。但他实在不够幸运。因为中国经济自2009年以后颓势已成，正因为看到了内部的问题，北京在中国荣夺世界GDP总量第二的桂冠之后，开始谦虚起来。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在中国外交部网站上发表专文“不当头， 不争霸，不称霸，是中国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称“‘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的说法是一个‘神话’”。各种官方言论也开始声明，中国还存在各种不足，GDP总量第二并不代表中国国力真正强大。从此，中国“和平崛起”这一词汇在中国官方用语中消失。
习总虽然没再提“和平崛起”，但以富国强兵为主诉的“中国梦”却与“和平崛起”的主诉一脉相承，奥巴马总统的祝愿应该很对他的胃口。
*检测国力的“包容式财富增长”*
话说中国的经济实力，可值得夸耀的主要是GDP规模。传统的宏观经济研究一般都是通过国民经济核算账户（National Accounting）来衡量一国经济的进步。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经济学界已经认识到这种GDP测算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GDP 本身是一个流量概念，它只能度量在一定时期内一国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总价值，却不能度量社会总福利、社会分配是否公平、生产活动所导致的自然资源与环境损耗等等。
由于以上缺陷，以GDP作为评估一国社会财富的指标，有明显的局限性。许多经济学家希望能够改进或者构建衡量经济体进步性更为恰当的指标。目前被接受的一个说法是“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建立在“包容性财富”之上。意指，一国财富应该包括可再生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社会制度、人口等等，以下我只要略作陈说，读者就会明白中国并不具有优势。
1、可再生资本。包括生产活动中使用的厂房、机器、社会生活中使用的道路、交通工具等等。厂房、机器等中国最多也就是世界平均水平。道路、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当中，豆腐渣工程不少。前几年，国家住建部曾承认中国建筑寿命只有30年。中国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所营造的建筑却只能持续30年，因此产生的天量建筑垃圾，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巨大的环境威胁。
2、人力资本。包括劳动者从事生产的技能水平、经验积累以及劳动者自身的健康状况。中国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水平一直颇受诟病，环境污染导致全民体质下降。我曾搜集国内官方数据，写过一篇“别让中国成为一个疾病蔓延的大国”，其中提到，中国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超过2亿人。
3、自然资源。这既包括矿藏资源，例如水、石油和各种稀有金属，还包括整个生态系统及环境状况。中国在这方面只有劣势而无优势，环境污染之严重举世皆知。这里只说资源的对外高度依存。《2011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目前中国大宗矿产品对外依存度居于高位，石油、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均达56%以上。2011年，中国热能煤进口量达9000万吨。铜矿进口量占世界的40%。铝土、锰、铬、镍等矿产品均高度依赖进口。作为世界石油消费第二大国，到2015年，中国石油的进口依存度预计将达到65%，2020年可能达到70%以上。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国，粮食自给率更是早已下降至90%以下。
中国拥有十几亿人口，资源对外依存度如此之高，资源安全必然存在隐患。一旦国际市场发生风吹草动，或者合作方变卦，就会影响国内经济。比如，中石化近日在非洲加蓬投资开采的一油田遭遇收回厄运。据说，目前已经有好几个非洲国家针对中国高调宣布，对石油投资者经营行为进行全面调查，包括打击转移定价等行为，其目的之一是收回石油开采权。
5、社会制度。包括一国经济的产权安排和其他法律设计。中国的所有公共资源都由国家垄断，所有社会组织与企业对政府产生高度的“资源依赖”，民营资本必须依附于政府获得官员庇护才能“发展”，这种政府垄断资源的“不完全竞争”严重扼杀经济主体的创造力。中国的“法治”更是恶名昭彰，党与政府凌驾于法律之上，任意捉弄法律。这样的制度还被中共宣传说成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并将继续坚持。近五年以来，每年与军费开支相侔的巨额维稳开支，本身就足说明中国的社会制度处于负面状态。
习总在做储君之时，对中国的家底应该早已盘清。以如此实力，想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共构G2框架，“平起平坐”地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就算美国为其背书，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周边邻国能够接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