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五、“革命翻身成元勋”的激励
社会底层仅有翻身意识还是不够的，得有途径，途径就是革命。中共的革命教育承担了这种教诲功能，几十年如一日地用各种版本的翻身故事教导本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从奴隶到将军、放牛娃成了革命元勋的励志故事充斥小学、中学语文课本，以及各种革命教育读本。在赞扬革命者大无畏牺牲精神的同时，也展示了革命者成为元勋的光明前景。
这些故事的主角，主要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地，各省的大中城市也有一些。现实生活中，这些元勋家庭子女享受的特殊待遇让人羡慕。我的小学同学中有三位姜姓同学，父亲是长征老干部，双胞胎中的女孩成绩平平，但听话温和，有利于学校培养，因此各种荣誉集于一身；男孩则集坏学生的特点于一身，不写作业，逃学，经常捣蛋，老师都不敢批评。低两个年级的弟弟向这位哥哥学习，都是全校有名的捣蛋鬼。一位体育老师因忍无可忍在拉大姜同学时拧了一下耳朵，结果是老师被迫向学生家长道歉。虽然从未有老师正式宣示过这三兄妹的特权，但孩子们都非常清楚他们这种特殊待遇与其父亲的“长征老干部”身份有关。一位市粮食局局长的儿子被姜姓兄弟打得头破血流，衣服撕得稀烂，学校还停课一周以示惩罚。这位男生心中不平，认为这是他爸的地位是南下干部，低于长征老干部所造成的结果，不肯来复课，对他爸爸说：“都怨你，为什么不早点参加革命？不去长征？”
至于红二代们在文革中那句著名的血统论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以及改革以来红二代们在资源先占方面的优势，已经成了社会不公、腐败横行的根源之一。一个声称要消灭私有制与社会不公、建立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权，最后却将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史上最腐败、最不公正的社会，只能说是对中国人的严重讽刺了。
六、中共统治下社会上升管道的严重扭曲
人类社会中，越是等级色彩严重的社会，越压抑不住社会底层的上升愿望。一个社会只要有正常的社会上升通道，这种愿望会成为社会向上的动力机制，既给社会带来活力，也为统治阶层吸纳人才。中国是个等级社会，由于特权无处不在，体现在生活的每一细微处，社会成员向上攀爬、出人头地的欲望特别强烈。但是，这个社会的向上流动管道却非常狭窄。中国自隋唐以来，每次王朝更替之际以爵位奖赏了军功人士之后，都会通过科举制吸纳社会各阶层的优秀人才进入统治集团，尽管通过科举一途跻身于社会上层的人数相当少，但只要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榜样的力量在，就会给社会成员以希望，“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就是中国传统社会认可的上升途径。自清末取消科举制以来，社会上升通道就未能制度化。由于社会动荡，“乱世英雄起四方”，辛亥革命时期，军功与革命资历是主要上升资本；国民政府早中期社会重建，机会多，军功、学历与才能让不少中下层有志青年获得升迁。
中共建政后，消灭了旧精英，但由于建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注定是个机会稀缺的体制，因此，到了50年代末期，连就业都算政府对社会成员的一种政治奖赏，比如出身好的青年可以招工、参军，报考大学，可以提干，而出身不好的青年在50年代末就取消了升大学的资格，与招工、参军无缘，幸运的可以在集体制作坊式企业、小工场就业，更多人只能成为社会闲散人员，或被发配去支边，即到青海、甘肃、新疆、海南岛等地的农场就业。
正常社会的上升通道是凭借能力，但此时却被毛泽东的逆向身份歧视扭曲成凭借“出身”与基层干部的印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青年优先获得机会。谁能获得这些机会并没有严格的考核标准，由青年家庭居住所在地的居委会、公社大队干部凭印象“考核”，这印象的形成，既可以通过参加居委会活动的表现，也可以通过拍马屁取悦。在1976年以前，读大学机会稀少，参军一直被视为中国青年最好的出路，招工次之。那时候，谁家有个孩子参军，父母亲及家人在当地就是“光荣军属”，享有政治特权，一切优先。我的街坊中有一位邓姓人家，其儿子在1962年参军，上升很快，他家因为“拥军优属”（优待军属之意）而逐渐成为街道一霸，其小儿子有轻微智障，留级三次，考试从不及格，1964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教育开始，他突然被选拔成少先队大队长，经常在全校少先队大会上口吃地代表全体少先队员发言。
如果说中国几千年的人才选拔都是择优，只有毛泽东时代实现了择劣。
七、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群众基础就是社会底层要继续“翻身”
简要概括，文革前的中国社会状态如下：中国社会底层的上升愿望，被中共革命50年代的“翻身运动”鼓动起来，但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却改变不了经济上的贫穷，以及文化地位的实质性低下。这些拥有政治优越感的底层仍然只能仰望有特权革命干部，用复杂的眼光看待那些政治地位低于他们，但经济文化地位却相对优越的知识技术阶层。一旦遇到最高领袖鼓动红卫兵造反，有了“将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的机会，这种“翻身”欲望就进入井喷状态。翻身，将这些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践踏一番，再将平常只能仰望的走资产阶级路线的党内走资派与反动学术权威、名演员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践踏这些阶层的快感中让自己升华。这就是社会底层参与文革的动力。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一大群红卫兵、街道积极分子涌进我家来抄家时，在家里将线装医书与各种书籍乱扔一气，打开柜门翻检衣物，砸坏红木椅子与雕花床时，躲在窗外看着这一切的我，甚至能感受到他们那种“终于可以作践你们了”的快感。
权力与民间暴力在文革中，终于遇到了千载难逢的一次结合机会。毛泽东鼓励下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就成为权力、军队与工人农民造反派三结合的机构。这个机构在毛泽东打碎旧权力格局之后接管了权力，让尝到造反甜头的一些工人、农民实现了“翻身”的愿望。但“上升”与“翻身”是有本质区别的，“上升”是通过努力将自身变强、升华，最后成为精英；“翻身”则是通过暴力掠夺获得地位与财富，翻身者无需改变原有素质，就成为“社会精英”，如中共革命中的工农干部，其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并没有随着社会地位而精英化，常说粗口，整个社会前所未有地以自己是“大老粗”自豪。
八、今日中国，谁在呼唤文革归来？
今天的中国社会转型，最大的失败还不是政治转型的蹉跎，而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失败。如果说中国改革前是一个倒T字型的社会结构，即80%以上的人口是底层（农村人口占总人口70%，还有部分城市贫民），只有20%左右的干部、知识分子是上中层，还有国企工人因收入稳定、政治地位高而起了类中产阶级的作用，那么如今耗尽中国资源换来的经济发展，也仍然只有30%是中上层（中产阶级只有25%左右，加上少数上层与富裕阶层）。中国仍然是一个穷人过多、社会缺乏上升通道的社会。这种结构就算中国实行民主化，短期内也不会得到改观。印度、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等民主化之后的社会状态可做证明。
社会底层过多的社会，注定与革命有不解之缘。中国尤其如此，因为中共政府自建政以来，持之以恒地灌输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自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将革命翻身视之为天经地义，“要将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早就成为社会底层的天然意识。尤其是改革以来，中国人目睹官员通过寻租活动聚敛，商人通过权钱交易成为巨富，这些人垄断了财富、资源，他们的后代垄断了机会，形成了阶层固化现象，这种革命的想法更强烈。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不公不义、没有正常上升管道的社会，指望在中共革命意识形态教育下成长的社会底层不产生革命翻身的愿望，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我的观察是：其实真正需要文革的人，不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知识三大精英集团，而是毛左与部分底层。习近平等政治精英，对毛左仇恨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的态度只是有意利用、顺势而为。德国纳粹统治及毛时代的文革经验告诉世人，极权政治常用的手段之一，就是依靠险恶的暗示和伪善操纵民意。中国当局有意暗示放纵大众仇恨经济精英与外国资本，可以转移社会仇恨，减轻政治压力；让大众仇恨知识精英，可减轻当局面临的民主化压力。
这些希望文革回归的人其实是政治懦夫，他们希望“将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但并不想付出中共革命时“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只想奉旨造反。他们的目标其实远比文革的造反派复杂，文革的造反派们面临的是普遍贫穷的中国，社会不存在土豪，翻身意愿没太明确的经济目标。但今天呼唤文革归来的人，其实潜意识里还包含着“打土豪、分财产”这一意图。
但让希望文革回归的人失望的是，习近平并无发动文革的实际需要，毛与社会底层结合的契机，目前还未出现。原因很简单，第一，权力在习近平手中，党内目前暂时无人能够动摇他的位置；第二，习的独裁不需要回到文革就已经实现。以他目前的状态，无论是压制党内异己，还是压制政治反对者，都不需要借助于全国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第三，当年发生三年大饥荒之后，中共党内均知这是毛的失政，对刘少奇的恢复经济举措比较认同。现在中国各群体对习的不满是多层次，其目标甚至互相抵牾：官员不满习近平反腐，但却希望习近平高压维稳。维权人士反对政治迫害，但不见得喜欢中共政府放纵官员腐败。知识群体反对控制言论，但官员觉得管制有利。因此，各种类型的不满很难形成对习近平的政治压力。更何况，习近平并非不清楚，如今的“群众”只要发动起来，恐怕就不那么听话。这次处理魏则西事件，就可看出习近平操纵民意的娴熟：一旦达到其军改目的即停止军队有偿化服务之后，所有针对医疗系统的批评也就停止了。所谓网络舆论，其功能对习近平来说，有如当年大字报之于毛泽东。
为本文论及的问题做一总结，那就是：中国文革的毒地依然在，但今天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并无要与底层“翻身”愿望相结合的政治需要。因此，习近平不会发动文革，让底层用“奉旨造反”的方式来颠覆中共的统治秩序。但是，一个社会底层过多且无上升通道的社会，注定是个通向失败的高风险社会。习近平的强硬统治，只是为中国的精英阶层将“帝国红利”变现赢得时间而已。中国未来最好的出路可能是阿根廷式、委内瑞拉式民主。最坏的出路就是再翻一次烙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