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近十年来，中国媒体一直在预测中国经济何时超过美国。如果不是《金融时报》报道，相信90%以上的中国人不知道过去一年时间内，中国政府为拒绝成为世界经济的No.1而顽强地抗争了一年（被贬称为“整整闹了一年”）。除了脑筋急转弯，大多数人实在想不明白以下因由：一直说西方反华势力害怕中国强大而唱衰中国，到头来却是中国害怕“被强大”而进行“国际抗争”。
这都是中国统计数据造假惹出来的“祸”。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几根舌头*
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来测算一国经济规模的GDP数据都是由该国相关部门提供，在中国就是国家统计局。世行对各国送来的数据，按统一标准分析，因此，问题并不是出在世行，而出在中国国家统计局。
我那本《雾锁中国》的第十四章，叫做“中国的GDP高速增长神话”。为什么在研究媒体控制的书中写这么一章，就是因为考虑到中国的统计数据早就成了党渲染成就的重要扮靓工具，是“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该章的“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几根舌头’”一节中，我专门指出，因为中国国统局的功能并不同于民主国家的政府统计机构：它不仅负责收集、处理、公布统计数据，同时还扮演着“党的喉舌”这一政治角色。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用统计数据“营造”出中国经济繁荣的“事实”。
国家统计局有公开发布统计数据的出版物，这就是各地书店都出售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列出的统计数据，其特点是“报喜不报忧”。但一般社会公众不知道的是，中央政府各部和各省政府的官员还有另一套信息来源，那就是由国家统计局分发、只在政府机关“内部”流通的分析报告。凡是政府认为属于“负面”的数据、或者可能导致对中共当局不利结论的数据，在中国都属于“国家机密”，不能公开，而只能在“内部”出版物中刊登，“供领导参考”。
国家统计局有几种“内部”出版物，其中保密级别最低的是《统计资料》，它属于“机密”级，发送至中央政府各部和各省政府。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是少数几家能够看到《统计资料》并摘抄刊登有关中国经济情况数据的媒体。国家统计局内部出版物当中保密级别最高的是《统计报告》（“绝密级”），通常只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内副委员长（非中共党员的副委员长不在此列）等高级领导人阅读。由于《统计报告》的功能是向政府高层报告真实的经济动向，所以会涉及最敏感的数据和判断，其中的真话要多一些。但在中国能看到《统计报告》的人数不多，据说不超过一百人。
*官方数据经常打架*
由于国家统计局有“几根舌头”，同一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就被诠释得面目不一。我在“被数据迷宫绕晕的北京”（VOA，2011年7月15日）举过一些事例，2011年6月24日总理温家宝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称，中国已成功地遏制国内通胀，抑制住价格压力。十余天之后，即7月9日，中国国统局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6.4%，创近三年来新高，显示在货币紧缩政策之下，通货膨胀触顶过程仍在继续。这类事情在温身上不止一次发生：2009年2月1 日，温相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透露，中国现有失业农民工1,200万。次日即2月2日，中国政府公布，中国有超过2000万农民工失业并返乡，与温相公布的1200万多了800万。无巧不成书的是，其时，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李保东在联合国人权审议会上宣称，中国农村贫困人数在30年间已经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而中国政府在国内庄严声称，30年间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至2,000多万，比李团长宣称的多了600万。
只能推想，在欧洲相当于一国人口总数的数百万人口，在中国属于正常的“统计误差”。
*GDP显露中国数据造假的冰山一角*
中国统计信息严重失真，让政府的决策层失去了制订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因为各类统计信息的主要功能是帮助政府与相关行业了解情况，以便政府做出相应的政策决定或者供行业作为投资参考。
GDP用来做为中国经济核算体系的历史至今也只有30余年。邓小平与华国锋当年讲的“工农业总产值”几年内翻一番时，用的还是服务于计划经济的以苏式MPS（物质产品平衡体系）为基础的核算体系。1985年开始国民生产总值（GNP）核算，以GDP为主，建立国家和省两级GDP核算制度。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次年中国停止了MPS体系的核算方式，全面转向GDP为核心的SNA体系，即国际通用的国民核算体系）。
由于干部考核标准中的核心指标是GDP增长速度，从此以后，GDP在中国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既是数字，更是政绩，还代表着国家实力，“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形成恶性循环，弄得美国经济学界从2001年至2008年之间，两度就中国GDP的真实性进行讨论，用电量与能源消耗量与GDP不匹配就是那时提出的质疑依据。中国媒体关于GDP注水的讨论也从未停止过。2003年2月，《21世纪经济报道》在“GDP平均增长率：为何地方比中央高2个点”中，引用国家计委政策法规司长曹玉书谈GDP数字出笼内幕：地方往往比中央定的增长指标高两个百分点，“如果中央要定8%，地方就会定10%”，中央的对策是“挤掉两个百分点的水分”。
这种数据造假的报道从来没断过。就算是对GDP数据持怀疑态度的李克强任总理，也无法让其变得真实起来。今年1月，国统局公布的2013年全国GDP总量为56.9万亿，与28省市区GDP总和58.9万亿的误差为2万亿。承受了造假批评的国统局感到委屈，认为“挤地方GDP水分，……要转变政府职能和政绩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是治本之策。如果干部的升迁和任用不仅看当地经济增长快慢，还要看老百姓的反映好坏，看环境指标如何，看政府债务情况，进行综合评判，就会消除GDP造假的内在原因”。
*拒绝成为No.1成为闹剧*
最后，将中国过去一年的新国际抗争简述如下：从毛时代以来，中国政府就以经济上超英赶美为目标；江胡两任总书记任上，媒体上关于中国何时赶超美国的讨论都有了具体日期，从2020年到2030年实现的预测一应俱全。对中国经济的批评与怀疑往往被北京及爱党爱国者看作是反华势力在“唱衰中国”。如今中国求仁得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梦想提前实现，但骨子里未脱计划经济思维的中国政府，对这提前实现非常不满，尽管这是世界银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测算出来的结果，中国还是坚决拒绝接受，并为此进行了一年顽强的国际抗争——问题出在哪里，相信脑子不糊涂的读者自有判断。
2007年，世行发布报告，称中国每年死于污染的人口达75万，中国政府“抗争”过，世行妥协并修改之。如今成为No.1，这本是中国政府梦寐以求的强国目标，也引起中国政府长达一年的抗争。思来想去，让中国政府高兴的办法只有一个，让北京自选排名，“纵横天下任我行”。
近十年来，中国媒体一直在预测中国经济何时超过美国。如果不是《金融时报》报道，相信90%以上的中国人不知道过去一年时间内，中国政府为拒绝成为世界经济的No.1而顽强地抗争了一年（被贬称为“整整闹了一年”）。除了脑筋急转弯，大多数人实在想不明白以下因由：一直说西方反华势力害怕中国强大而唱衰中国，到头来却是中国害怕“被强大”而进行“国际抗争”。
这都是中国统计数据造假惹出来的“祸”。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几根舌头*
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来测算一国经济规模的GDP数据都是由该国相关部门提供，在中国就是国家统计局。世行对各国送来的数据，按统一标准分析，因此，问题并不是出在世行，而出在中国国家统计局。
我那本《雾锁中国》的第十四章，叫做“中国的GDP高速增长神话”。为什么在研究媒体控制的书中写这么一章，就是因为考虑到中国的统计数据早就成了党渲染成就的重要扮靓工具，是“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该章的“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几根舌头’”一节中，我专门指出，因为中国国统局的功能并不同于民主国家的政府统计机构：它不仅负责收集、处理、公布统计数据，同时还扮演着“党的喉舌”这一政治角色。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用统计数据“营造”出中国经济繁荣的“事实”。
国家统计局有公开发布统计数据的出版物，这就是各地书店都出售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列出的统计数据，其特点是“报喜不报忧”。但一般社会公众不知道的是，中央政府各部和各省政府的官员还有另一套信息来源，那就是由国家统计局分发、只在政府机关“内部”流通的分析报告。凡是政府认为属于“负面”的数据、或者可能导致对中共当局不利结论的数据，在中国都属于“国家机密”，不能公开，而只能在“内部”出版物中刊登，“供领导参考”。
国家统计局有几种“内部”出版物，其中保密级别最低的是《统计资料》，它属于“机密”级，发送至中央政府各部和各省政府。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是少数几家能够看到《统计资料》并摘抄刊登有关中国经济情况数据的媒体。国家统计局内部出版物当中保密级别最高的是《统计报告》（“绝密级”），通常只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内副委员长（非中共党员的副委员长不在此列）等高级领导人阅读。由于《统计报告》的功能是向政府高层报告真实的经济动向，所以会涉及最敏感的数据和判断，其中的真话要多一些。但在中国能看到《统计报告》的人数不多，据说不超过一百人。
*官方数据经常打架*
由于国家统计局有“几根舌头”，同一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就被诠释得面目不一。我在“被数据迷宫绕晕的北京”（VOA，2011年7月15日）举过一些事例，2011年6月24日总理温家宝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称，中国已成功地遏制国内通胀，抑制住价格压力。十余天之后，即7月9日，中国国统局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6.4%，创近三年来新高，显示在货币紧缩政策之下，通货膨胀触顶过程仍在继续。这类事情在温身上不止一次发生：2009年2月1 日，温相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透露，中国现有失业农民工1,200万。次日即2月2日，中国政府公布，中国有超过2000万农民工失业并返乡，与温相公布的1200万多了800万。无巧不成书的是，其时，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李保东在联合国人权审议会上宣称，中国农村贫困人数在30年间已经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而中国政府在国内庄严声称，30年间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至2,000多万，比李团长宣称的多了600万。
只能推想，在欧洲相当于一国人口总数的数百万人口，在中国属于正常的“统计误差”。
*GDP显露中国数据造假的冰山一角*
中国统计信息严重失真，让政府的决策层失去了制订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因为各类统计信息的主要功能是帮助政府与相关行业了解情况，以便政府做出相应的政策决定或者供行业作为投资参考。
GDP用来做为中国经济核算体系的历史至今也只有30余年。邓小平与华国锋当年讲的“工农业总产值”几年内翻一番时，用的还是服务于计划经济的以苏式MPS（物质产品平衡体系）为基础的核算体系。1985年开始国民生产总值（GNP）核算，以GDP为主，建立国家和省两级GDP核算制度。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次年中国停止了MPS体系的核算方式，全面转向GDP为核心的SNA体系，即国际通用的国民核算体系）。
由于干部考核标准中的核心指标是GDP增长速度，从此以后，GDP在中国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既是数字，更是政绩，还代表着国家实力，“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形成恶性循环，弄得美国经济学界从2001年至2008年之间，两度就中国GDP的真实性进行讨论，用电量与能源消耗量与GDP不匹配就是那时提出的质疑依据。中国媒体关于GDP注水的讨论也从未停止过。2003年2月，《21世纪经济报道》在“GDP平均增长率：为何地方比中央高2个点”中，引用国家计委政策法规司长曹玉书谈GDP数字出笼内幕：地方往往比中央定的增长指标高两个百分点，“如果中央要定8%，地方就会定10%”，中央的对策是“挤掉两个百分点的水分”。
这种数据造假的报道从来没断过。就算是对GDP数据持怀疑态度的李克强任总理，也无法让其变得真实起来。今年1月，国统局公布的2013年全国GDP总量为56.9万亿，与28省市区GDP总和58.9万亿的误差为2万亿。承受了造假批评的国统局感到委屈，认为“挤地方GDP水分，……要转变政府职能和政绩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是治本之策。如果干部的升迁和任用不仅看当地经济增长快慢，还要看老百姓的反映好坏，看环境指标如何，看政府债务情况，进行综合评判，就会消除GDP造假的内在原因”。
*拒绝成为No.1成为闹剧*
最后，将中国过去一年的新国际抗争简述如下：从毛时代以来，中国政府就以经济上超英赶美为目标；江胡两任总书记任上，媒体上关于中国何时赶超美国的讨论都有了具体日期，从2020年到2030年实现的预测一应俱全。对中国经济的批评与怀疑往往被北京及爱党爱国者看作是反华势力在“唱衰中国”。如今中国求仁得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梦想提前实现，但骨子里未脱计划经济思维的中国政府，对这提前实现非常不满，尽管这是世界银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测算出来的结果，中国还是坚决拒绝接受，并为此进行了一年顽强的国际抗争——问题出在哪里，相信脑子不糊涂的读者自有判断。
2007年，世行发布报告，称中国每年死于污染的人口达75万，中国政府“抗争”过，世行妥协并修改之。如今成为No.1，这本是中国政府梦寐以求的强国目标，也引起中国政府长达一年的抗争。思来想去，让中国政府高兴的办法只有一个，让北京自选排名，“纵横天下任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