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国治理雾霾的两个瓶颈约束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中国中东部地区连续多日笼罩在严重的雾霾之中，CCTV称赞雾霾五大好处的奇文在网上流传并遭受痛诟，但它播报的另一条消息，即治理雾霾需要20-30年，引起的关注却没这么大。

*雾霾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产物*

中国雾霾的形成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与中国的能源结构、工业结构以及能源消耗方式等均有关，其中任何一项解决都非易事，所以CCTV评论说20多年能解决，已经是基于现状的最乐观之预期。由于雾霾扰乱监控摄像头，“影响国家安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为一个军事和一个民间团队提供资金，要求他们在4年内找到解决办法。此消息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做好长期与雾霾共存的准备，

综合各种信息，中国雾霾的形成大概有以下几个主要来源：煤炭燃烧排放引起的空气污染；燃油燃烧排放的污染（即汽车尾气）、工业污染。还有官员指出，部分餐饮业集中地区的空气污染出于厨用油烟。

考虑到这几个来源之后，就知道中国治理空气污染难度很大：

1、煤炭燃烧引起的空气污染。煤炭在中国能源结构中占比很大，目前，中国煤炭占能源消费约67-68%，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在全球绿色增长论坛承诺，到2017年，中国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将降到65%以下。2013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资料表明，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占世界煤炭消费总量半数以上。

2、汽车尾气排放引起的污染。今年12月初刚发布的数据表明，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5亿辆，每百户家庭拥有汽车21.5辆。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按照国际通行的每百户家庭20辆车的“汽车社会”标准，中国已进入汽车社会。

3、工业污染。据调查，在各行业当中，以火电、钢铁、水泥、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冶炼等6个行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比较高。2012年，中国用煤炭为燃料的火电发电量39108亿千瓦时，占全国发电量的78.6%。

以上这三大空气污染来源，只要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能源消耗方式不变，就不可能有所改变。至于餐饮业集中之地的污染比较次要，不说也罢。

中国环境维权事件逐年增多，与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等构成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据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透露，自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年均增长29%，2011年，环境重大事件增长120%。这些抗争冤有头、债有主，比如大多数环境维权者针对的是造成污染的企业与庇护污染企业的地方政府。但今年两度雾霾降临，中国人却无法找到具体的抗议对象了。

有人想起了1940年代的洛杉矶毒雾与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也以这些地方的雾霾最后治理成功为由，说明雾霾可治。但我知道以中国国情而论，雾霾治理远比那两个城市困难。这种由经济结构与生活方式带来的雾霾，意味着无法规避的灾难与无可奈何的悲哀。

*瓶颈之一：要“碳排放的发展权”还是要健康？*

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会议重点是讨论气候为什么会变化。中国当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碳排放国，坚持碳排放是一种新的发展权，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应该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提出的原则是：在坚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前提下，逐步实现从“差别原则”到“共同责任”的转变。在这转变过程中，“碳排放权的分配，意味着利用地球资源谋发展的权利”，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中国代表团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坚持要碳排放权是种发展权之时，中国的雾霾问题还不象今天这么严重。中国人意识到“空气有毒”，是在2011年10月22日之后。那一天潘石屹在微博上转发了美国驻华大使馆的PM2.5数据为439微克/立方米，评级为“有毒害”，中国人才悲摧地发现自己竟然“无处呼吸”。 以后中国人开始讨论空气污染的危害，如导致呼吸道、肺部、心血管病疾等等。最近这一轮雾霾到来后，中国媒体甚至开始讨论雾霾对生育能力的影响。

使用不清洁燃料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已引起注意，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年大约有350万人口因为在家中吸入污染空气而过早死亡，与在户外呼吸污染空气而过早死亡的人数相比，多出约20万人左右。这些在家中吸入受污染空气的人主要是穷人，他们受经济条件所限，做饭、取暖只能使用不清洁燃料，如煤炭、木头、农作物秸秆等。但哥本哈根共识中心主任比约恩•隆伯格（Bjorn Lomborg）另有见解，最近他在《纽约时报》发文，称“穷人使用非清洁能源有理”，并以中国做为理论支持的论据，“过去30年里，中国之所以能让6.8亿人摆脱贫困，一个原因是中国为这些人提供了主要来源于煤炭的现代能源”。

这就导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坚持碳排放权是种发展权，燃烧不清洁能源是穷人的权利与某区域全体人民的健康之间，二者孰轻孰重。做这一权衡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个大问题。

*瓶颈之二：改善能源结构的钱从哪里来？*

中国的能源结构改善还遇到一道硬门槛，即钱的问题。减少用煤，使用清洁能源，需要大量金钱投入。以绿色能源先锋德国为例，自2005年启动绿能计划，到2012年底，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已占到总发电量的25%以上。德国实现新能源战略获得成功，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德国政府实施了良好的补贴政策。仅 2013年5月为提高太阳能发电的稳定性和利用效率向太阳能蓄电池提供的专项补贴一项，就高达2500万欧元。

二是德国民众承担了迅速上涨的电费。自2005年以来，德国电费上涨了44%。最近一次涨价是2013年初，“绿色电力分摊费”上涨47%。在欧盟国家中，德國的住宅电费价格仅次于丹麦，排名第二，工业用电提名第四。据媒体报导，目前一些德国的低收入户回家后，为了节省电费开支，只能在5瓦的昏暗灯光下吃晚餐。数千户人家因为付不出电费遭受民营电厂断电威胁，只得申请调解。

用电成了“奢侈品”，这是德国绿色能源政策带来的新问题。民调显示，尽管80%的德国人认同能源转型目标，但有50%的人开始抱怨政府的绿能政策，还有40%认为在处理从传统发电转身绿能的措施上有所疏漏。以纳税人的钱对业者进行大笔补贴的政策也遭到诟病。

美国正开始考虑限制烧媒。美国富豪、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曾向环保组织Sierra Club捐款5000万美元，要求限制煤炭开发和利用。据《纽约时报》最新消息，就在12月9日，美国东北部八位州长计划向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请愿，要求对“铁锈地带”和阿巴拉契亚地区的九个州强制采用更为严格的空气污染管理，因为这些州对于使用煤炭的火力发电厂、工厂及尾气造成的污染纵容姑息，靠廉价能源获取经济收益。但与此同时，喷薄而出的粉尘和烟雾却随风飘散至美国各处。

综合以上分析，中国雾霾是否该治，近20年内是否可治，答案其实已经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