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薄案庭审长达四天，应该说，给外界看到的庭审实录并非全部，而是经过严格筛选后的部分“实录”，关键情节被屏蔽不少。
*我对《庭审实录》的总体印象*
我仔细阅读这些庭审实录，发现第一天的实录有数处不衔接，比如薄熙来指责唐肖林证词矛盾时，有薄的自辩却无唐肖林的原证词。第二天庭审干脆多由新闻人代述庭审过程，公诉人的内容较详细，对薄的自辩则一语带过。与此同时，官媒还万炮齐轰地对薄的自辩行为加上“无赖狡诈”等批语，完全忘记被告有自辩的权利。第三天有关与王立军的当庭质辩及500万元贪污则比较详细，但因为庭审编号混乱，也不能据此就说已经公布了全部。第四天庭审过程短，对外公布的信息更加简略。
尽管如此，只要仔细爬梳，里面还是有一些很值得推敲的细节。魔鬼往往就在细节之中，它至少可以让观察者更接近真相。
薄熙来这几天坚持庭辩，我个人认为，不管结果如何，这是他的权利，他自己要根据目前处境做出最优选择。但薄熙来显然受限于几点：
一是信息严重不对称，比如，他在庭审时完全不了解，谷开来杀人案的证词表明，王立军不仅在2011年11月12日为谷开来提供了毒药，参与了此事，还有意偷录了谷开来述说此事的讲话。无论是法庭还是他的代理律师，都未向薄提供这条信息，王立军本人当然也不会在庭上讲出来；否则薄可能指称王不诚实。在西方，证人不诚实，其证言就不会再被法庭采信。
二是由于深感被妻子及曾经深深受惠于自己的亲信们叛卖（包括寒微时结交的朋友唐肖林），伤心之下，在庭上用了许多批评对方人格的词。其实，这时候用事实细节说话更有力。不过，这是共产党政治文化特点，两代为中共权贵的薄熙来不可能改掉这一从小就浸染的政治文化。就他的个性来说，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已经算很克制了。
*王立军的“不安全感”究竟来自何处？*
让薄熙来迅速成为阶下囚的直接事件当然是他与王立军反目，“导致”王立军出奔成都美领馆。其中反目的原因，据王立军所言，是他不想帮“五哥”谷开来隐瞒杀害海伍德的事情，找薄熙来谈此事，惹怒薄，最后招致一拳（薄说是一掌），王立军感到，“当时很危险，首先我受到暴力，我身边工作人员和案件的侦办人员失踪了。”（见“王立军与薄熙来当庭对质 讲述叛逃缘由(实录)”）。
但是王立军的证词显然不真实。有几件事情可供将来真相还原参考。
在薄案庭审中，王立军作证说，他是2011年11月14日中午才知道谷开来杀人的（2012年1月28日王找薄谈谷开来与海伍德死亡有涉也是这样说的）。但根据王立军在合肥谷案审判中的供述，他11月12日下午帮谷拆装毒药，13日指使徐明安排人诬告尼尔贩毒并实施监控，13日晚送谷上车去宾馆见尼尔，然后故意不接谷的电话，直至14日中午谷详述杀人经过，他用手机偷偷录了音。（见“谷开来案激辩暴露19大疑问”，新浪网，2013年03月08日）
如果在美国、日本，薄熙来的的律师绝对不可能放过这点，一定会用这一条证明王立军不诚实，其证言不足采信，让案子峰回路转。但薄的律师没有抓住这点，在与薄熙来的四次见面中，显然也未提及此点，以至于薄本人根本不知道王立军在谷案庭审时有这份证词。对于这点，我只好这样想，并非律师无能，而是律师被中国当局“接受”的前提是配合当局顺利完成庭审大戏。
这个细节极为重要。至少可以据此判断，在谷开来准备杀海伍德时，王立军已经开始着手在抓薄熙来的把柄。这个动作说明，王立军此时已经有严重的“不安全感”了，这是他为自保而采取的措施。但这不安全感并非来自薄熙来这一方，因为此时薄夫妻对王立军的信任未减，还是视为“忠仆”对待。谷开来仍然让“王立军负责瓜瓜在美国的安全”，并且越过丈夫找王立军帮忙杀人，这等于将全家的身家性命都托付给王立军。这种情况下，王立军的不安全应该不是来自薄熙来，而来自于他对政治形势的判断（这种判断既有他自己的，也可能会有别人提点的）。
从重庆开始，薄、王二人早就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谁比王立军自己更清楚这一点。王立军离开辽宁时，在其任过职的铁岭、盘锦都留下一大堆冤案，当地早就冤声动地。薄有望入常，王立军那些事情就不会有人挑出来说事；但如果薄熙来政治前途遇到危机，王立军在辽宁与重庆任上许多胡作非为之事，就会成为获罪之由。因此薄王的利益同盟是否稳固，以及王对薄的忠心，都建立在薄熙来的政治前途之上。如果薄一露出失势现象，一旦有比薄更大的政治势力对其游说，并许诺只要有立功表现，可免死罪，王立军上述有意抓把柄行为就可以解释了。
我曾在薄熙来案的重重疑云一文里排列了一个时间表：2011年11月15日英商海伍德被发现死于重庆南山丽景度假酒店；2012年1月28日王立军找薄熙来谈谷开来与海伍德之死有关；2月2日王立军被解职，转任重庆市副市长；2月6日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告诉美国外交官有关海伍德的谋杀案。
*王立军的真实角色：海伍德死亡案嫌疑人兼薄案推手？*
在2011年11.15海伍德死亡案到2012年1月28日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王立军为什么既要促成谷开来杀人，又要在11月14日刻意留下谷开来自述杀人经过以存证？根据媒体上后来透露的消息，辽宁其实早就在查王立军制造的冤案。他临离开盘锦时指示要办成涉黑大案的张俐众案，已经于2011年1月11 日由锦州市古塔区法院一审判决判定“涉黑”罪名不成立。王同时也知道，他在铁岭制造的冤案也在重新调查。富有政治经验的王立军从中嗅出靠山不稳的信息。但他此时还不敢作出选择。
由薄主导的重庆模式宣传到2011年9月之后就基本停止了。201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一直被外界冠上左右路线之争的薄熙来与粤督汪洋握手言欢，彼此祝贺对方主政区域所取得的成就，并表示“渝粤合作，十分愉悦”。2012年1月11日，薄熙来在香港对记者断然宣称，“我们从没提过什么重庆模式”。我曾就此写过一篇“‘重庆模式’的戏剧”，认为薄已经受到巨大压力，因此主动降调收敛，终止问鼎之举，以求保全。
但至今仍然不清楚的是，这段时期内，王立军对形势的判断，是否受到其他人“谈话”的影响。外界只知道，这段时期，薄家进入多事之秋，先是谷开来多年老友海伍德突然现身，索要1400万英镑中介费（对这点我将在有关谷开来的分析中谈自己的看法），说要威胁瓜瓜安全；谷开来不找瓜爹商量，而是找王立军商量，并且让王准备了毒药去杀人，还被王悄悄录了音。王立军持证据两个月，未曾举报，但在自家主子2012年1月11日宣布我们从未搞过重庆模式中看出了主子将要失势的信号，于是去找主子通报主母的杀人罪，为自己后来反水做准备。
他去美国驻成都领馆到底是自选动作还是高人指点，这只有留待时间来查证了。也许永远是个谜。
薄熙来在庭审时的一段话说明，薄在第一时间的反应很准确。据薄说：“自己听王立军讲谷开来杀人，突然来了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我个人有一种隐约的感觉，我觉得，他是不是还有种别的什么想法，甚至觉得这里面他有个人目的；因此我当时确实心情不好，进了办公室，就是我那个1号楼。以后我就质问了王立军。”
薄希望妻子与王立军到庭，就是想看看这两人是否“良心”发现。VOA记者安华在8月24日文章中有段文字颇值参考：“仔细观察，薄熙来一直盯着王立军看，眼中并无仇恨和怒气，倒是有些长辈的慈祥。王立军尽量避免和薄熙来有 目光接触，但是不多的几次目光对视中，王立军显得有些局促和紧张。”
从私交层面说，王立军显然有愧于恩主，卖主以换自己安全，他充分利用了谷开来的愚蠢及信任。
薄案庭审长达四天，应该说，给外界看到的庭审实录并非全部，而是经过严格筛选后的部分“实录”，关键情节被屏蔽不少。
*我对《庭审实录》的总体印象*
我仔细阅读这些庭审实录，发现第一天的实录有数处不衔接，比如薄熙来指责唐肖林证词矛盾时，有薄的自辩却无唐肖林的原证词。第二天庭审干脆多由新闻人代述庭审过程，公诉人的内容较详细，对薄的自辩则一语带过。与此同时，官媒还万炮齐轰地对薄的自辩行为加上“无赖狡诈”等批语，完全忘记被告有自辩的权利。第三天有关与王立军的当庭质辩及500万元贪污则比较详细，但因为庭审编号混乱，也不能据此就说已经公布了全部。第四天庭审过程短，对外公布的信息更加简略。
尽管如此，只要仔细爬梳，里面还是有一些很值得推敲的细节。魔鬼往往就在细节之中，它至少可以让观察者更接近真相。
薄熙来这几天坚持庭辩，我个人认为，不管结果如何，这是他的权利，他自己要根据目前处境做出最优选择。但薄熙来显然受限于几点：
一是信息严重不对称，比如，他在庭审时完全不了解，谷开来杀人案的证词表明，王立军不仅在2011年11月12日为谷开来提供了毒药，参与了此事，还有意偷录了谷开来述说此事的讲话。无论是法庭还是他的代理律师，都未向薄提供这条信息，王立军本人当然也不会在庭上讲出来；否则薄可能指称王不诚实。在西方，证人不诚实，其证言就不会再被法庭采信。
二是由于深感被妻子及曾经深深受惠于自己的亲信们叛卖（包括寒微时结交的朋友唐肖林），伤心之下，在庭上用了许多批评对方人格的词。其实，这时候用事实细节说话更有力。不过，这是共产党政治文化特点，两代为中共权贵的薄熙来不可能改掉这一从小就浸染的政治文化。就他的个性来说，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已经算很克制了。
*王立军的“不安全感”究竟来自何处？*
让薄熙来迅速成为阶下囚的直接事件当然是他与王立军反目，“导致”王立军出奔成都美领馆。其中反目的原因，据王立军所言，是他不想帮“五哥”谷开来隐瞒杀害海伍德的事情，找薄熙来谈此事，惹怒薄，最后招致一拳（薄说是一掌），王立军感到，“当时很危险，首先我受到暴力，我身边工作人员和案件的侦办人员失踪了。”（见“王立军与薄熙来当庭对质 讲述叛逃缘由(实录)”）。
但是王立军的证词显然不真实。有几件事情可供将来真相还原参考。
在薄案庭审中，王立军作证说，他是2011年11月14日中午才知道谷开来杀人的（2012年1月28日王找薄谈谷开来与海伍德死亡有涉也是这样说的）。但根据王立军在合肥谷案审判中的供述，他11月12日下午帮谷拆装毒药，13日指使徐明安排人诬告尼尔贩毒并实施监控，13日晚送谷上车去宾馆见尼尔，然后故意不接谷的电话，直至14日中午谷详述杀人经过，他用手机偷偷录了音。（见“谷开来案激辩暴露19大疑问”，新浪网，2013年03月08日）
如果在美国、日本，薄熙来的的律师绝对不可能放过这点，一定会用这一条证明王立军不诚实，其证言不足采信，让案子峰回路转。但薄的律师没有抓住这点，在与薄熙来的四次见面中，显然也未提及此点，以至于薄本人根本不知道王立军在谷案庭审时有这份证词。对于这点，我只好这样想，并非律师无能，而是律师被中国当局“接受”的前提是配合当局顺利完成庭审大戏。
这个细节极为重要。至少可以据此判断，在谷开来准备杀海伍德时，王立军已经开始着手在抓薄熙来的把柄。这个动作说明，王立军此时已经有严重的“不安全感”了，这是他为自保而采取的措施。但这不安全感并非来自薄熙来这一方，因为此时薄夫妻对王立军的信任未减，还是视为“忠仆”对待。谷开来仍然让“王立军负责瓜瓜在美国的安全”，并且越过丈夫找王立军帮忙杀人，这等于将全家的身家性命都托付给王立军。这种情况下，王立军的不安全应该不是来自薄熙来，而来自于他对政治形势的判断（这种判断既有他自己的，也可能会有别人提点的）。
从重庆开始，薄、王二人早就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谁比王立军自己更清楚这一点。王立军离开辽宁时，在其任过职的铁岭、盘锦都留下一大堆冤案，当地早就冤声动地。薄有望入常，王立军那些事情就不会有人挑出来说事；但如果薄熙来政治前途遇到危机，王立军在辽宁与重庆任上许多胡作非为之事，就会成为获罪之由。因此薄王的利益同盟是否稳固，以及王对薄的忠心，都建立在薄熙来的政治前途之上。如果薄一露出失势现象，一旦有比薄更大的政治势力对其游说，并许诺只要有立功表现，可免死罪，王立军上述有意抓把柄行为就可以解释了。
我曾在薄熙来案的重重疑云一文里排列了一个时间表：2011年11月15日英商海伍德被发现死于重庆南山丽景度假酒店；2012年1月28日王立军找薄熙来谈谷开来与海伍德之死有关；2月2日王立军被解职，转任重庆市副市长；2月6日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告诉美国外交官有关海伍德的谋杀案。
*王立军的真实角色：海伍德死亡案嫌疑人兼薄案推手？*
在2011年11.15海伍德死亡案到2012年1月28日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王立军为什么既要促成谷开来杀人，又要在11月14日刻意留下谷开来自述杀人经过以存证？根据媒体上后来透露的消息，辽宁其实早就在查王立军制造的冤案。他临离开盘锦时指示要办成涉黑大案的张俐众案，已经于2011年1月11 日由锦州市古塔区法院一审判决判定“涉黑”罪名不成立。王同时也知道，他在铁岭制造的冤案也在重新调查。富有政治经验的王立军从中嗅出靠山不稳的信息。但他此时还不敢作出选择。
由薄主导的重庆模式宣传到2011年9月之后就基本停止了。201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一直被外界冠上左右路线之争的薄熙来与粤督汪洋握手言欢，彼此祝贺对方主政区域所取得的成就，并表示“渝粤合作，十分愉悦”。2012年1月11日，薄熙来在香港对记者断然宣称，“我们从没提过什么重庆模式”。我曾就此写过一篇“‘重庆模式’的戏剧”，认为薄已经受到巨大压力，因此主动降调收敛，终止问鼎之举，以求保全。
但至今仍然不清楚的是，这段时期内，王立军对形势的判断，是否受到其他人“谈话”的影响。外界只知道，这段时期，薄家进入多事之秋，先是谷开来多年老友海伍德突然现身，索要1400万英镑中介费（对这点我将在有关谷开来的分析中谈自己的看法），说要威胁瓜瓜安全；谷开来不找瓜爹商量，而是找王立军商量，并且让王准备了毒药去杀人，还被王悄悄录了音。王立军持证据两个月，未曾举报，但在自家主子2012年1月11日宣布我们从未搞过重庆模式中看出了主子将要失势的信号，于是去找主子通报主母的杀人罪，为自己后来反水做准备。
他去美国驻成都领馆到底是自选动作还是高人指点，这只有留待时间来查证了。也许永远是个谜。
薄熙来在庭审时的一段话说明，薄在第一时间的反应很准确。据薄说：“自己听王立军讲谷开来杀人，突然来了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我个人有一种隐约的感觉，我觉得，他是不是还有种别的什么想法，甚至觉得这里面他有个人目的；因此我当时确实心情不好，进了办公室，就是我那个1号楼。以后我就质问了王立军。”
薄希望妻子与王立军到庭，就是想看看这两人是否“良心”发现。VOA记者安华在8月24日文章中有段文字颇值参考：“仔细观察，薄熙来一直盯着王立军看，眼中并无仇恨和怒气，倒是有些长辈的慈祥。王立军尽量避免和薄熙来有 目光接触，但是不多的几次目光对视中，王立军显得有些局促和紧张。”
从私交层面说，王立军显然有愧于恩主，卖主以换自己安全，他充分利用了谷开来的愚蠢及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