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王歧山与《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福山见面，他想传达什么，外界见仁见智。我仔细读过之后，感觉到有两个层面的蕴涵值得关注：一是王明显地表达了中共政府不会按照西方世界的预期，向民主政治方向迈进；二是福山也许可以从这次面对面的玄学讨论中，重新修正自己的“历史终结论”。
王歧山清晰地传导了什么？
一、中国特色的“政治”理念。王说：“政治在中国解释为，‘管理众人之事’。顾名思义，首先把词理解好”。
这一解释与西方解释完全不同。关于“政治”的解释，西方政治学的共识是：政治是由各种团体或个人为了各自的利益所结成的特定关系，各种社会团体进行集体决策的一个过程。“结成特定关系”的必经途径是选举，集体决策除了民选政府之外，还有民意代议机构监管。王完全没谈政府的权力由何产生这一根本问题。
二、一党执政（专制）不能改，党大于法是原则。
福山在好不容易得到的一次说话机会中谈到自己研究过法治：“关键是‘rule of law（法治、法的统治）’。我的《政治的起源》中分析法律的精神来源于宗教，各教派之间的冲突形成了一定“相互的监督”作用，但最终神是唯一鉴别真理的标准，也是统治支配的力量，所以法律（神）的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来源于宗教精神的法律统治（rule of law）包括统治者在内，司法独立于政府的脉络是这样来的。不知中国的宪法能否做到“rule of law”，并司法独立。”王对此的回答是：“我们的信心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还要走出来。”对福山提出中国能否落实法治及司法独立的问题时，王断言行不通：“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再说宪法是文件，也不就是人写的吗。总统、国会以外还有宪法，宪法应有神圣性，但它不是神，是公众的法。”
这里说宪法是“公众的法”，字面上没问题，但问题在于公众是指民主国家那些有政治自主权的公众，还是中国这种完全没有政治自主权的公众。美国是“民有、民治、民享”，中国宪法却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的领导与代表”，中共在制订《宪法》时，通过自我赋权规定了中共拥有垄断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的“法定权利”。
三，中国不需要向西方学习。王说：“我们要研究孔孟之道”，并对福山说“你讲国家、法治、问责三要素在中国的历史里都有DNA，说明中国文化里有这个DNA。”这意思是说中国本身的政治智慧已经够了，不需要学习西方。这一点上，王与习近平相通，就在王歧山会见福山之后，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表示，习近平带有强烈反西方色彩的言行限制了美中关系的发展，并使目前美中之间严重缺乏互信。
福山得重写《历史的终结》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是弗朗西斯·福山根据他1989年发表在《国家利益》上的论文《历史的终结》扩充而成，1992年成书。福山曾充满希望地在书中预言，人类意识形态之争已经到达终点，自由民主已经取得了最终胜利，西方自由民主制政府将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未来人们将不再致力于思想斗争，而是致力于解决世间的经济和技术问题。虽然全球范围内仍会有一些小的冲突和矛盾，但是大范围的战争和激烈的冲突将不复存在。由于这一观点发表于苏联崩溃前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福山的老师亨廷顿觉得福山过于乐观，他在《文明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里，说明“一个世界、乐观和谐”是不可能的，在共产主义制度瓦解后，世界依然不会变成一个和谐的存在。因为在这个消灭了共产主义新的世界里，最普遍、最重要的危险和冲突不再是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而是不同文化实体之间的冲突，这个新世界的政治是种族的政治，是文明的冲突。
冷战结束后的历史看起来证明了亨廷顿的观点。而围绕着“文明”的冲突突然间变成了主流。尤其是极端伊斯兰势力迅速崛起之后，已经成为最令西方世界头疼的问题。在中国之外，缠绕了人类一个多世纪的阶级政治的幽灵看起来似乎消失不见了，但是在中国境内，除了与维人、藏人的种族冲突之外，阶级冲突也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最近徐纯合事件发生后，虽然舆论开始是集中在警察暴力执法枪杀徐，以及当局删改视频掩盖真相这些问题上，但最后还是因徐的长期无业、对家庭不负责任而不可避免地滑入了徐的身份陷阱，孟晖在一条微博上说徐是“垃圾人口”，引起极大反弹，五岳散人明智地看到这话题的危险性，认为这样会落入三个陷阱：多元价值取向被消解；权利平等被消解；最后日益收紧的评判标准，最终成为法西斯社会（贡献值衡量）。
我认为，这一讨论无意中揭开了中国社会一个巨大的伤口，因为中国有三亿多失业人口，将来滑入徐纯合境地的人会越来越多。徐纯合事件等于揭开了“穷富马克思主义之争”的帷幕。阶级冲突将成为中国今后社会冲突的重点。
中国经济将进入“黑铁时代”
美国《外交事务》最近就“如果今后十年中共当局不进行重大改革它将无法生存”这一问题征询32位中国问题专家和学者（包括华裔、华人），问题虽然设问有点模糊，没指明“重大改革”是指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指中共自我定义的重大改革，但结果是各人按自己的理解投票：非常同意4人，同意3人，中立6人，不同意16人，非常不同意3人。鉴于习近平与王歧山屡屡表达“绝不搞西方那一套”的态度，以此为前提，我想到另外几个问题：
一、不管前景是不是崩溃，中共都不会认为改革就能消解危机。王岐山当年大力推介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人们发现他其实是钟情“托克维尔定律”：“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按中共现在的危机感，恐怕认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十分危险。如果不启动改革，就只有两个选项，第一个是中共在社会反抗下主动交出政权。历史上，由共产党主动交出政权，只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是镇压未遂型，如东德、罗马尼亚、苏联；二是主动协商型，如波兰、捷克、匈牙利。第二个是通过革命推翻政权，这得要反对派积蓄起足够的力量。
二、无论中共统治是否延续，经济改革带来的好日子——胡温的“黄金十年”已经结束，经过几年挣扎之后，终于进入“黑铁时代”。不管是中共继续统治还是未来的民主政府，都得面对提振经济，为数亿失业人口提供工作，为两三亿老龄人口养老，以及改善舒缓资源生态困境。这都需要大量的钱，而中国国内的财富流失（资本外逃），在中共统治时期，是时进时出，趋利而来，避害而去；中共政权结束后，中国陷入政权更替期不可避免的动荡萧条，这些资本短期内不会再流入大陆。
三、无论是中共1949年“解放中国人民“，还是1978年以后“解放生产力、先富带后富”，都没能改变底层人口过于庞大的阶层结构，居于温饱及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60%以上。因此，在中国现在这种“砍人头”的政治中，由徐纯合事件引起的命运共同感而迸发的舆论力量已经很可观；如果中国有幸民主化，这个庞大阶层在“数人头”的政治中的能量将居于优势。对于中国来说，部分人憧憬的美式民主不会到来，其卑视的印度民主、委内瑞拉式民主与巴西式民主可能是中国未来民主的姐妹行。因此，大家修正一下民主期望值，也许比较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