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近两年，随着制造业企业大批倒闭，公共工程与建筑业陷入萧条，中国3亿农民工的出路再度成为话题。3亿多失业者，是美国人口的总数。失业者达到这个数量，占社会总劳动年龄人口的32%，无论是数量还是比率，任何社会都不容小觑。
他们为什么有家难归？
今年7月，澎湃新闻发表了一篇《中国3亿新工人现状：待不下的城市 回不去的农村》，文中的“新工人”，是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对农民工使用的新称呼。文章列举了一组数据：2014年全国打工者共计2.74亿人，其中8400万人从事制造业，6000万人从事建筑业，2000万人从事家政服务。全国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流动儿童达3600万。
文章发表之时，中国正面临更大的失业潮，贵州毕节刚出现一家四位留守儿童喝农药集体自杀事件，总理李克强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以便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这次五中全会提及要普及高中教育，含有让农村青年在学校继续接受教育、推迟进入社会的意思。
问题是：这些进城的农民失业之后，固然因为“城市居，大不易”而无法在城市里生存下去，但真要回到乡土，也会发现自己有家难归。其间原因有多重，澎湃文章叙述时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对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有所了解的人，均明白那几句话勾勒了中国乡县社会生态。
农业生态系统在崩溃
文章提到“农业生态系统在瓦解”，“瓦解”其实是“崩溃”的好听说法。所谓农业生态系统主要由水、土、气候（空气、雨水等）构成，中国农业这三大基本要素都面临严重破坏。2014年4月，中国政府发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指出调查范围达6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约有5000万亩耕地因受到镉、镍和砷等重金属污染而无法耕种。这些土地主要集中在中国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
中国水资源被概括为“两大痛点”：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2014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数据是政府的保守测算，但也让人沮丧：近三分之二地下水和三分之一地面水人类不宜直接接触。水污染对工农业、市政工业和人体健康等方面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达2400亿元。空气污染有雾霾为证，各地经常会下黑雨、红雨等含有各种严重污染物的雨水。
污染物会通过农业用水传导至农产品。加上农药的过度使用，中国有机物农药的超标大概20%（2014年中国农业部总经济师钱克明透露的数据）。这就注定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毫无竞争力。由于污染、生产成本上升等各种原因，中国粮食质量次，但价格却比国际市场高出20-30%。如果不是政府补贴并限制农产品进口，中国农业早就垮掉了。为什么要限制更便宜的外国农产品进口？中农办主任陈锡文说得很清楚，除保证供给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关系之外，“更要考虑还在农村居住生产生活的6亿多农民”。
更重要的是，近十几年以来，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总收入的主要部分。仅仅依靠种田，就算政府补贴维持高于国际市场价的收购价格，由于人均耕地太少，种地收入仍然非常微薄，远低于打工收入，无法维持农民家庭生活。也就是说，农民工即便想回归，其家乡已经失去支撑其回归的物质条件。
乡村社会痞子化
与农业生态系统瓦解同样严重的问题是乡村社会的痞子化，农村基层组织村委会基本由地痞流氓把持。当年我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已经指出这一问题，此后情况越来越恶化。2003年开始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之后，政府在放弃从农村直接提取资源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农村社会秩序的关注，农村基层组织逐渐沦为黑恶势力把持之地。国内媒体的相关报道与调查报告有很多，本文以《瞭望》新闻周刊的《引导好农村特殊群体》（2009年第30期）为例。
《瞭望》文章说，自税费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基层组织与农民的关系由“紧密型”变为“松散型”，基层组织职能出现某种“空位”，一些乡村恶势力趁机把持了乡村基层政权。这种势力约有三大类：一是农村家族势力。这类势力既可能帮助党和政府化解矛盾纠纷，管理不好也容易成为基层政权的“毒瘤”。主要原因是大姓可以操纵基层选举，因此只顾及本家族的利益，容易与弱势家族发生利益冲突；二是农村宗教势力。有些宗教势力在导人向善方面具有一定积极因素，但一些邪教、流教却危害不浅。三是农村一些刺头、混混即乡村痞子等逐渐活跃，通过操控基层选举或与村干部勾结实现自身政治诉求。
比较值得关注的是文章结论。该文说，对这些乡村恶势力不能一棒子打死，建议政府要利用诱导这些势力管理好乡村。文章作者显然借鉴了中国小学教师使用刺儿头当劳动委员、体育委员的经验，但显然没考虑的是：中国乡村社会不是青少年世界。这些乡村恶势力唯一的制约是政府权力。在政府权力面前，这些势力当然会服从，因为他们深知，再恶的黑社会也斗不过政府这台国家机器，但可以通过金钱等物质利益结纳官员，换取官员对其在乡村治权的认可。但面对民众，这些强横的乡村痞子又怎会考虑对方利益与乡村的社区公共利益？
现阶段，中央政府与乡村的关系，其松散有点像民国时期。不同的是：民国时期，延续千年的乡绅自治传统犹在，虽然已经出现了土豪劣绅，但总体上乡绅还保留着传统道德，以维持乡村社会公共利益为自身责任，因此，乡绅主导下的乡村自治是良性的。中共消灭了乡绅，培植农村边缘人甚至痞子做为土改骨干，并让这些骨干成为合作社、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基层干部。传统的乡村自治早被痞子文化摧残殆尽，因此，中国政府放松对农村的管制，留出来的权力空白必然由痞子恶霸填补。
如果说《瞭望》新闻周刊这篇文章比较骨感，习惯于通过故事感受现实的人可以去读近年来中国媒体网络大量刊载的《我的家乡在沦陷》或者《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这类文章，所有的故事都在诉说相同的现象，即乡村社会的痞子化，弥漫在乡村上空的绝望（有的文章称之为“死亡气息”）。
正常的社区是个利益共同体，但已经严重痞子化的中国乡村，却很难被称之为利益共同体。乡镇企业制造的污染，让周围乡民受害，办企业的家族却从中获益。生活于乡村的人，大都将眼光放在眼前微薄的利益上，任何公共事业，哪怕是与村民就业有关的企业，也会因这些短视而受到破坏。BBC《大家谈中国》栏目曾登载过一篇河南网民的来稿《农民工扎根家乡的现实之困》，文章末尾所述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拿笔者所在的村庄来说，去年曾有外地商人在村里建了个服装厂，但厂房建成后，当地各种部门就隔三差五的‘光临’，以各种理由吃拿索要。顶着这种压力，工厂开工后，由于工人都是当地村民，他们想方设法从厂里‘揩油’，就连做羽绒服所用的羽绒，都被人隔着墙扔了出来。就这样，工厂运转不到半年就倒闭了。”这种现象当然并非河南独有。
也因此，中国乡村再也不是农村游子可以回归的田园，家乡只存在于他们的念想之中。许多新工人失业之后，宁可游荡在城市，也不想回到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