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习李执政以来的政治管制比胡温时期更严酷，对这点海内外评价一致，但因其执政不到两年，很少有人从经济上去考较。最近，我在一次Call-in节目中遇到两位听众，都强调经济上习李远不如胡温，其中一人举例说，温减免了农业税，农民都称颂不已，习李执政之后，老百姓没有得到什么实惠，连低保都没有提高，因此他周围的人认为习李不如胡温，有所“觉醒”。
对胡温的幻想消失是在其执政十年的末期，习李执政不到两年。这种明君期盼递减现象的背后，与其说是底层百姓的权利意识觉醒，不如说是政府“花钱买安定”的资源严重匮乏，但上述比较实在过于简单化，完全没考虑两代领导人从前任接班时的“家底”。
*两代领导人接班时的“家底”厚薄不同*
胡温时期，“花钱买安定”成了“治国良方”，以至于地方官的口头禅成了“能够用人民币摆平的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花钱买稳定需要资源支撑，之所以敢花钱，是因为胡温接班时“家底”丰厚，交班前敢大肆举债。到 2012年胡温交班时，红色江山已从各方面显出败相。
最能体现“家底”的是财政收入与政府债务。
胡温接班时，中国政府进入最富裕的年代。据《新中国财税事业辉煌60年》（2009年9月），江朱执政，直到1999年，政府财政收入才突破万亿大关，达10315亿元。2003年是胡温接班后第一年，政府财政收入突破2万亿元，2008年达6.13万亿元，2012年达11.72万亿元。十年期间，国家财政收入从2万亿飚升至11.72万亿元，国家财用不可谓不富。
2013年2月，重庆居民在朝天门公园，背景是新建的社会保障房。薄熙来由于社会保障房等项目而在当地得人心，但也留下巨额债务
但国家债务总规模也同样飚升。2003年，中国国家财政债务总规模为6153.53亿（据《中国历年国家财政债务发行情况统计》）。2013年3月，中国政府正式换届。同年5月13日 ，里昂证券公布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债务总规模107万亿 ，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债务增长发生在2009年以后4年间，规模相当于GDP的110%，其中大部分来自于影子银行和债券，面临极大债务风险。这一报告说明，中国GDP的高速增长，其实依靠大量举债支撑。
从6100多亿飚升到107万亿，这债务的增加幅度可谓巨大。借方是谁？当然是银行，2010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曾直言：“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2009年以来，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先后超过日本、美国、欧元区，成为全球最大的“印钞机”。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占近一半。21世纪网评估发现，均衡人均收入差异后，中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高居全球前列。
习李接班之时，GDP总量虽然号称世界第二，但已经深陷巨大的债务泥潭，面临高通胀风险，虽然努力想改变这条依靠超发货币与举债发展经济的路子，但已经不可改变。
*胡温十年：“世界工厂”从辉煌到衰落*
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2003年胡温接班时，中国制造的玩具、纺织、制鞋等三大行业在世界拥有50-65的市场占有率，其余如箱包、成衣、电子产品等20余个行业也拥有4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直到2007年中国厂商生产的玩具含铅量过高引发欧美市场恐慌性退货，“中国制造”开始沦为劣质品的代名词，“世界工厂”开始陷入衰落。此后几年，中国土地价格、物流成本、劳动力工资逐渐上涨，外资到 2008年下半年开始撤资，逐渐形成撤资潮。
外贸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随着外资的逐步撤走，到了2010年，中国官方媒体及学者不得不承认，过去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外贸、投资、内需）齐齐死火，有人曾将2000-2010年这段时期称之为“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我曾在《“黄金十年”留下的经济遗产》一文中论述了中国由于“比较优势”丧失而导致外资撤资，“黄金十年”正好见证了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由盛而衰的历史。
到习李接班之时，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已经是落日余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非常困难。
*环境生态竭泽而渔，资源对外高度依赖*
在北京郊区的雾霾中，游客在“希望树”旁照相。许多人希望中国改善环境，消除雾霾
要盘点江朱时期留下来的环境家底不易，但可以肯定，到胡温接掌大位时，中国的环境生态已遭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是中国第一份GDP核算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包括20多项，该次核算仅计算了其中的10项，未涉及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要部分，而且在已经核算出的10项损失中还存在低估和缺项的问题，即便如此，环境损失也已占到GDP的3.05%。2006年，将地下水污染造成的损失估算进去之后，中国公布的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10% 。今年国土资源部公布，中国遭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达3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6，该数据其实是2007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所得，一直被列为“国家重大机密”不予公布。
以上这些，当然不是胡温时期所造成，其中有不少是承接改革以来为发展而付出的“环境代价”。但可以确定的是，胡温时期环境生态持续恶化，到十八大权力交接之时，雾霾已经成为一个遍及全国的大问题，此时，中国官方才承认“海陆空立体化污染”成为现实。
在胡温第二任期内，中国已成为一个从资源对外高度依赖的大国，从石油、天然气、铁、铜、煤等，包括粮食在内，需要大量进口，部分资源进口高达60%以上。
*群体性事件十年间大幅增长*
在杭州西郊的余杭镇，在一夜骚乱之后，防暴警察在余杭镇入口处把守（2014年5月11日）
对农民而言，温家宝取消农业税是德政，但地方政府却发现了另一个财源，即土地收入。从此以后，伴随着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征地拆迁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政务”，其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反抗进入高发期。2003年是胡温接班第一年，当年高达5万8千起，此后逐年上升，2005年为8.7万起，2007年逾10万起。自2008年之后政府不再公布具体数据，据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推算，2010年的群体性事件至少有18万起，以后几年估计都超过20万起。
社会反抗高发，导致中国维稳经费猛增。2011年之后三年，“公共安全开支”数量直逼军费。习李无法改变这一趋势，今年中国财政部提交《关于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提及本年度“公共安全支出”预算为2050.65亿元人民币，增长幅度为6.1%。
*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如果要列一份中共第四代向第五代交班时的“资产负债表”，可以盘点的“家底”还有多项，上述四项算是其中的核心项目。西谚用“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形容建设之难，从另一个角度观之，一个国家的衰败也不是短期内造成的。以上数据与事实说明，除了环境生态的衰败始于80年代走“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方略之外，其余经济与社会问题的严重化主要发生在胡温十年。这一点，除了社会底层之外，有识之士看得很清楚。2011年6月，“红二代”张木生在接受共识网采访时，批评胡温不作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之说，确实有事实基础。
回顾明朝衰亡过程，史家得出“明亡，实亡于万历”。不知今后史家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将会得出何种结论？
习李执政以来的政治管制比胡温时期更严酷，对这点海内外评价一致，但因其执政不到两年，很少有人从经济上去考较。最近，我在一次Call-in节目中遇到两位听众，都强调经济上习李远不如胡温，其中一人举例说，温减免了农业税，农民都称颂不已，习李执政之后，老百姓没有得到什么实惠，连低保都没有提高，因此他周围的人认为习李不如胡温，有所“觉醒”。
对胡温的幻想消失是在其执政十年的末期，习李执政不到两年。这种明君期盼递减现象的背后，与其说是底层百姓的权利意识觉醒，不如说是政府“花钱买安定”的资源严重匮乏，但上述比较实在过于简单化，完全没考虑两代领导人从前任接班时的“家底”。
*两代领导人接班时的“家底”厚薄不同*
胡温时期，“花钱买安定”成了“治国良方”，以至于地方官的口头禅成了“能够用人民币摆平的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花钱买稳定需要资源支撑，之所以敢花钱，是因为胡温接班时“家底”丰厚，交班前敢大肆举债。到 2012年胡温交班时，红色江山已从各方面显出败相。
最能体现“家底”的是财政收入与政府债务。
胡温接班时，中国政府进入最富裕的年代。据《新中国财税事业辉煌60年》（2009年9月），江朱执政，直到1999年，政府财政收入才突破万亿大关，达10315亿元。2003年是胡温接班后第一年，政府财政收入突破2万亿元，2008年达6.13万亿元，2012年达11.72万亿元。十年期间，国家财政收入从2万亿飚升至11.72万亿元，国家财用不可谓不富。
但国家债务总规模也同样飚升。2003年，中国国家财政债务总规模为6153.53亿（据《中国历年国家财政债务发行情况统计》）。2013年3月，中国政府正式换届。同年5月13日 ，里昂证券公布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债务总规模107万亿 ，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债务增长发生在2009年以后4年间，规模相当于GDP的110%，其中大部分来自于影子银行和债券，面临极大债务风险。这一报告说明，中国GDP的高速增长，其实依靠大量举债支撑。
从6100多亿飚升到107万亿，这债务的增加幅度可谓巨大。借方是谁？当然是银行，2010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曾直言：“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2009年以来，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先后超过日本、美国、欧元区，成为全球最大的“印钞机”。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占近一半。21世纪网评估发现，均衡人均收入差异后，中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高居全球前列。
习李接班之时，GDP总量虽然号称世界第二，但已经深陷巨大的债务泥潭，面临高通胀风险，虽然努力想改变这条依靠超发货币与举债发展经济的路子，但已经不可改变。
*胡温十年：“世界工厂”从辉煌到衰落*
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2003年胡温接班时，中国制造的玩具、纺织、制鞋等三大行业在世界拥有50-65的市场占有率，其余如箱包、成衣、电子产品等20余个行业也拥有4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直到2007年中国厂商生产的玩具含铅量过高引发欧美市场恐慌性退货，“中国制造”开始沦为劣质品的代名词，“世界工厂”开始陷入衰落。此后几年，中国土地价格、物流成本、劳动力工资逐渐上涨，外资到 2008年下半年开始撤资，逐渐形成撤资潮。
外贸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随着外资的逐步撤走，到了2010年，中国官方媒体及学者不得不承认，过去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外贸、投资、内需）齐齐死火，有人曾将2000-2010年这段时期称之为“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我曾在《“黄金十年”留下的经济遗产》一文中论述了中国由于“比较优势”丧失而导致外资撤资，“黄金十年”正好见证了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由盛而衰的历史。
到习李接班之时，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已经是落日余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非常困难。
*环境生态竭泽而渔，资源对外高度依赖*
要盘点江朱时期留下来的环境家底不易，但可以肯定，到胡温接掌大位时，中国的环境生态已遭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是中国第一份GDP核算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包括20多项，该次核算仅计算了其中的10项，未涉及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要部分，而且在已经核算出的10项损失中还存在低估和缺项的问题，即便如此，环境损失也已占到GDP的3.05%。2006年，将地下水污染造成的损失估算进去之后，中国公布的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10% 。今年国土资源部公布，中国遭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达3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6，该数据其实是2007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所得，一直被列为“国家重大机密”不予公布。
以上这些，当然不是胡温时期所造成，其中有不少是承接改革以来为发展而付出的“环境代价”。但可以确定的是，胡温时期环境生态持续恶化，到十八大权力交接之时，雾霾已经成为一个遍及全国的大问题，此时，中国官方才承认“海陆空立体化污染”成为现实。
在胡温第二任期内，中国已成为一个从资源对外高度依赖的大国，从石油、天然气、铁、铜、煤等，包括粮食在内，需要大量进口，部分资源进口高达60%以上。
*群体性事件十年间大幅增长*
对农民而言，温家宝取消农业税是德政，但地方政府却发现了另一个财源，即土地收入。从此以后，伴随着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征地拆迁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政务”，其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反抗进入高发期。2003年是胡温接班第一年，当年高达5万8千起，此后逐年上升，2005年为8.7万起，2007年逾10万起。自2008年之后政府不再公布具体数据，据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推算，2010年的群体性事件至少有18万起，以后几年估计都超过20万起。
社会反抗高发，导致中国维稳经费猛增。2011年之后三年，“公共安全开支”数量直逼军费。习李无法改变这一趋势，今年中国财政部提交《关于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提及本年度“公共安全支出”预算为2050.65亿元人民币，增长幅度为6.1%。
*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如果要列一份中共第四代向第五代交班时的“资产负债表”，可以盘点的“家底”还有多项，上述四项算是其中的核心项目。西谚用“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形容建设之难，从另一个角度观之，一个国家的衰败也不是短期内造成的。以上数据与事实说明，除了环境生态的衰败始于80年代走“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方略之外，其余经济与社会问题的严重化主要发生在胡温十年。这一点，除了社会底层之外，有识之士看得很清楚。2011年6月，“红二代”张木生在接受共识网采访时，批评胡温不作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之说，确实有事实基础。
回顾明朝衰亡过程，史家得出“明亡，实亡于万历”。不知今后史家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将会得出何种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