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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4:01 2024年11月28日 星期四

何清涟:中国新战略:从“与国际接轨”到“两类规则”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11月29日,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外媒关注点集中在“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些词汇上,却忽视了“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这一讲话的核心内容。

上世纪90年代前期,中国提出“与国际接轨”,表达了融入国际社会的愿望;如今提出“两类规则”,表示将高筑政治壁垒,只保持经济上的继续“融合”。

*从“与国际接轨”到“两类规则”的背后*

2014年APEC北京峰会后,《人民日报》曾发文宣称“2014年APEC会议是中国改写国际游戏规则的开始”,将那篇文章与习的外事讲话放在一起看,就会明白中国的外交战略从“与国际接轨”这种融入姿态到“两类规则”表示的拒绝融入,只是主导国际规则的序曲。

外交只是内政的延续,“与国际接轨”在中国政治中曾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1989年六四之后,美欧等国曾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直到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才逐渐解禁。其时,北京为了争取西方的支持,将“与国际接轨”作为对外开放政策的主题辞。

“与国际接轨”的标准解释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艺术、体育、卫生等领域所有规则与当今国际社会的规则相统一”。外国媒体与中国观察家们虽然也注意到中国“与国际接轨”的解释不包括“政治”,但都认为,随着经济市场化及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加上中国2001年加入WTO,将被迫遵守国际游戏规则,中国民主化必将到来。但从2005年中国“和平崛起”开始,国际社会已经为中国不遵守国际承诺苦恼,美国不断敦促中国“应该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

就在美国不断督促中国“成为负责任的成员国”之时,中国开始明确表明,中国不能只是国际游戏规则的被动遵守者,应该是国际游戏规则的主导者(至少是主导者之一)。中国这番“亮剑”,发生于2011年APEC夏威夷峰会期间。

*2011年APEC夏威夷峰会:中国“亮剑”*

美国总统奥巴马非常看重中美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其任职的6年内,只对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表达过一次强烈不满,那就是2011年APEC峰会上,奥巴马总统要求中国“停止玩弄国际体系”,“要象成年人那样行事”, 并表示对中国这类行为“受够了”。中国外交部官员庞森在回应奥巴马这一批评时称:“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协议共同制订出来的而且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将会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

国内官媒对庞森的回答一片欢呼,《中国外交部强硬宣言:中国无义务遵守他国“准则”!》这篇报道充斥各大网站。我当时写文章指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后来者,大多数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都在中国未加入前就已经成立,这些组织的规则包括《联合国宪章》,中国都未加入制订,如果按庞森的表态行事,中国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

庞森官阶虽然不高,但他的话却并非其个人意见——外交官没有个人意见,在中国尤其如此。此后的事态发展也证明,中国一直在努力获得制订国际规则的主导权。 2014年APEC峰会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中国赢得区域反腐主导权。经济合作会议上获得一项非经济合作成果,外人难以理解成“重大成果”;但北京却将其看作一项非常重要的国际政治承认,人民网11月8日发表《中国为什么如此看重APEC:从被融入者变成主导者》,认为2014年APEC会议是中国改写国际游戏规则的开始(见本人文章《APEC观察:中纪委反腐获国际承认》)。就在20天之后,习近平就在外事工作讲话中就明确提出“国际国内两类规则”,公开表明了中国外交战略(其实也是政治战略)的重大调整。

奥巴马总统对中国的误解在于:他将中国视为西方文明中的迟到者,因此以“未成年人”比喻之。但事实上,中国在政治上从未打算进入西方世界。在东方文明中,中国早已是一个深谋远虑、富有政治谋略的老人,百年前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今天依旧如此。

*外事政策上的习氏个人特点*

习近平的“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思想,其端倪其实从习近平2009年2月11日的墨西哥讲话中可见。习在登基前的公开讲话不多,但很有个人特点,虽然直白却不乱言。他在墨西哥说的那番话包含着他对中国国情与世界大势的判断,如“中国能够基本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已经是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段话就是今天习近平外事思想的蓝图:

一、中国以吃饱饭为目标,不再怀抱当年毛泽东那种争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雄心,在东南亚等国输出革命。此举可算作“不干预他国内政”。

二,中国即使有饥饿与穷困,也会自己消化,不会象非洲一样,将各种难民送到国外制造麻烦——这也算是实话,因为中国目前的合法移民多是富人与中产上层,偷渡者并非赤贫者,是还付得起偷渡费的人群。

一、二两点都做到,当然就是“不折腾你们”。

三,中国政治上不会与西方接轨,即坚决不走民主化道路。中国人民的人权与言论自由等,那都是中国内政,外国人最好不要“吃饱饭没事干”,成天找茬。自从香港占中运动开始以来,由于“占中三子”之一的港大教授陈健民被指与美国NED有联系,打击“境外势力”就成为中国当前的主要政治任务,凡使用外国资金的项目,体制内的要求登记说明,民间则一律重重打击,比如传知行的主要工作人员陆续被抓捕。

说来有趣,透明国际刚公布《2014年清廉印象指数》,正好给中国坚持“两类规则”提供了最好的理由:习近平上任后反腐力度空前未有,但清廉指数排名却从去年的第80位下降至100位。不仅中国外交部表示抗议,就连国内舆论都不接受这一排名。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透明国际报告考虑了政治透明度(比如媒体对反腐的参与)、问责制及公民社会等因素,但习近平反腐的同时,打压媒体与NGO,不断抓捕各种社会活动人士,政治状况大退步。可预见到的是:中共并不打算增加政治透明度、发展公民社会,开放媒体自由,在此情况下,干脆不再假意表示“与国际接轨”,直言保持中国特色,实行“两类规则”。

概言之,“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不是毛式闭关锁国,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习近平版本。中国今后政治上将高筑壁垒,防范西方价值观侵入。你西方国家实行你的民主制,我中国继续坚持“特色社会主义”。你西方不要再对中国搞渗透,以资助公益项目为名,策划颜色革命;经济上,中国仍将与世界融合。“两个市场、两类规则”的意思是:中国到外国投资或办事,按外国规矩办,比如到外国缉拿贪官,按国际规则分享赃款;外国公司到中国投资,就得按我的规矩来。经济上,西方是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政治上,美国等是包藏祸心的“境外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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