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薄熙来案件从8月济南庭审至9月22日宣判这一过程，无论是中国当局还是薄熙来的庭辩，都集中于薄是否贪污腐败，刻意回避了薄案的真正缘由，即薄案是权力斗争的产物。
中南海极力要抹去薄案政治斗争与权力斗争的色彩，自有其难以言表的苦衷。
*苦果之一：利益分裂与党内政治竞争*
中共奉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一元化政治，权力传承也是上一代党魁们协商后指定（但却宣称是“人民选出来”的）。薄熙来为中共所不容的就是他高调挑战了这一党内游戏规则。更麻烦的是，薄熙来的支持者并非被党视若寇仇的自由知识分子与异议人士，而是党内政治势力，以及与党有千丝万缕关系、由党大力扶持，专门对付民主自由人士的新老左派。让党尤其不开心的是，西方社会也有人对薄十分称许，不少人意犹未尽，希望薄熙来还有可能复出。
对于党内高层的挺薄势力，即陈元、刘源、张海阳等一干太子党成员，习近平采取了恩威并施、打击与给出路并用的方式，或是从原来的岗位被调走，比如曾贷数百亿巨款支持“重庆模式”的陈元，已从炙手可热的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位置上调离；或是在原岗位上等候退休“荣养”，如刘源、张海阳。陈、刘还分别赐予了一个全国政协的职务以示安抚。
上述这些人支持薄，其实各有利益盘算，比如刘源一直惦记着恢复其父亲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即使在薄未系狱之时，也有风险考量。今年8月31日《纽约时报》在“薄熙来称依照中央命令处理王立军”一文透露的细节颇值玩味：“王立军被送到北京后，令计划负责的中央办公厅秘密地命令首都的一家部队医院对王立军进行精神病检查。……该医院确认王立军患有间歇性精神问题。如果这个消息传播开来，可能会让人们质疑王立军关于谋杀的说辞，还有他提出的其他指控”，因此，薄熙来请求监督这座北京医院的刘源将军帮助泄露检查结果，但却遭到了拒绝，使薄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薄熙来的重刑可能对这些人有威慑作用，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党内自家人的争权之意。令习恼火的是另外两种评判，其一是薄熙来富有政治才能，党出于自身前途考虑，应该任用有才能的政治人物，其二是薄熙来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比如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凯瑞•布朗（Kerry Brown），就对薄熙来的殒落充满了惋惜之情，认为“中共丧失了一个当今最有才能的政治人物”，薄“是他这一代人当中仅有的既拥有显赫权力，又真正接触人民、和人民直接对话的人”，“他的遗产不会轻易消失，有关他权力沉浮的质疑也不会消失。薄熙来最后的告别对中国和共产党的政治生活来说是一个巨大损失，或许多年以后会因此后悔不已。”
这位教授对薄熙来“真正接触人民、和人民直接对话”的看法大概是缘于薄在重庆曾向下汲取社会支持并获得一定成功。但这位布朗教授完全忘记了中国是中共统治下的新极权政治，这种政治的最大难题就是人才的逆淘汰机制与权力更替的不确定性，两者结合在一起，结果就是劣胜优汰，领袖人物一代不如一代，这既是苏共经验，也是中共与北韩的经验。布朗教授认可的薄熙来的个人魅力与才能，正好成为薄在政治竞争中的招祸之由。
共产党政治不允许政治竞争，认为竞争的存在就意味着党的分裂，不再是一个团结的整体；高层接班人也只能由最高层“集体商定”，谁要主动争取则是无视党的组织纪律，藐视最高领导层的权威。因此，党中央无法公开解释：为什么薄熙来这么多年能够“特立独行”不受干预，为什么薄的“重庆模式”曾红透一时，吸引党内高官蜂拥捧场。如果中共想解释这些，只会加剧党内分裂，导致更大的政治麻烦，所以还是祭出反腐法宝比较省事。
*苦果之二：薄向下汲取社会支持符合中共意识形态*
薄熙来在其争取“入常”的政治竞争中，除了获得部分“太子党”成员的隐形支持之外，他还努力向下汲取社会支持，“唱红”与“分蛋糕”，前者是用左派那套自称代表底层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压榨的话语系统加以包装，后者是动用薄熙来运用关系网络借来的巨额资金，如从国家开发银行借来巨额贷款，改善重庆的公共服务与民生，比如建立交巡警平台、改善治安、为底层提供廉租房，进行福利补贴等。“打黑”打击的是民营企业主，虽然其中有不少是被冤枉的，但在被贫富悬殊撕裂的中国社会，大多数民众对这些有“原罪”的企业家并不同情。
可以说，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挑起的乃是中国改革30余年以来不断积累的深层矛盾，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社会分配不公与贫富差距鸿沟不断扩大。这种矛盾日益尖锐，导致社会底层将毛时代的“均贫”不断理想化，镀上了一层厚厚的“社会平等”色彩。他们当中不少人相信薄熙来是能够为他们谋福利的领袖。这些经济改革的利益受损者，如下岗工人等并无自组织能力，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只是无数个零的汇合，但一旦找到他们的那个“1”，即领袖人物，因其人数众多，蕴含的政治能量不可小觑。
这一点让中共极其尴尬，熟知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当年起家时号称“穷人党”，以“剥夺剥夺者”为号召，发动底层革命。中共改革以来的现实与当初建政时的许诺完全相悖，中共对此假作不见，教育宣传仍然沿袭旧的意识形态。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完全占据据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制高点，是利用社会底层这些“穷马克思主义者”，为自己政治竞争增添筹码。
有政治眼光的清醒者当然都明白薄熙来只是因为政治需要，才采取这种向下汲取社会支持的做法。他的“打黑”变成“黑打”，表明他骨子里是一位坚决主张用毛泽东的专制高压手段维护中共现存统治的专制者。问题是，习近平上任以来的所作所为，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实行的其实只是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严格控制思想言论，反对民主宪政、打压资本（习还包括外国资本），唯一不同的是，习没有花力气改善公共服务系统，用福利安抚社会底层。习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与薄处于不同的位置：薄位在督抚，用的是朝廷的银子，比如国家开发银行那无硬性偿债责任的巨额贷款；习位在“主君”，朝廷的银子用得太多，拉下的亏空是自己的。
薄熙来的个人命运已经尘埃落定，但薄案留下的这两颗政治苦果犹在，它会在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悄悄成长，很难说什么时候会再次卡住中共的喉咙（底层的平均主义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另一个瓶颈）。这一次中共硬生生地将这两颗苦果吞了下去，下次中共是否还有同样的幸运？只有天知道。
薄熙来案件从8月济南庭审至9月22日宣判这一过程，无论是中国当局还是薄熙来的庭辩，都集中于薄是否贪污腐败，刻意回避了薄案的真正缘由，即薄案是权力斗争的产物。
中南海极力要抹去薄案政治斗争与权力斗争的色彩，自有其难以言表的苦衷。
*苦果之一：利益分裂与党内政治竞争*
中共奉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一元化政治，权力传承也是上一代党魁们协商后指定（但却宣称是“人民选出来”的）。薄熙来为中共所不容的就是他高调挑战了这一党内游戏规则。更麻烦的是，薄熙来的支持者并非被党视若寇仇的自由知识分子与异议人士，而是党内政治势力，以及与党有千丝万缕关系、由党大力扶持，专门对付民主自由人士的新老左派。让党尤其不开心的是，西方社会也有人对薄十分称许，不少人意犹未尽，希望薄熙来还有可能复出。
对于党内高层的挺薄势力，即陈元、刘源、张海阳等一干太子党成员，习近平采取了恩威并施、打击与给出路并用的方式，或是从原来的岗位被调走，比如曾贷数百亿巨款支持“重庆模式”的陈元，已从炙手可热的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位置上调离；或是在原岗位上等候退休“荣养”，如刘源、张海阳。陈、刘还分别赐予了一个全国政协的职务以示安抚。
上述这些人支持薄，其实各有利益盘算，比如刘源一直惦记着恢复其父亲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即使在薄未系狱之时，也有风险考量。今年8月31日《纽约时报》在“薄熙来称依照中央命令处理王立军”一文透露的细节颇值玩味：“王立军被送到北京后，令计划负责的中央办公厅秘密地命令首都的一家部队医院对王立军进行精神病检查。……该医院确认王立军患有间歇性精神问题。如果这个消息传播开来，可能会让人们质疑王立军关于谋杀的说辞，还有他提出的其他指控”，因此，薄熙来请求监督这座北京医院的刘源将军帮助泄露检查结果，但却遭到了拒绝，使薄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薄熙来的重刑可能对这些人有威慑作用，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党内自家人的争权之意。令习恼火的是另外两种评判，其一是薄熙来富有政治才能，党出于自身前途考虑，应该任用有才能的政治人物，其二是薄熙来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比如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凯瑞•布朗（Kerry Brown），就对薄熙来的殒落充满了惋惜之情，认为“中共丧失了一个当今最有才能的政治人物”，薄“是他这一代人当中仅有的既拥有显赫权力，又真正接触人民、和人民直接对话的人”，“他的遗产不会轻易消失，有关他权力沉浮的质疑也不会消失。薄熙来最后的告别对中国和共产党的政治生活来说是一个巨大损失，或许多年以后会因此后悔不已。”
这位教授对薄熙来“真正接触人民、和人民直接对话”的看法大概是缘于薄在重庆曾向下汲取社会支持并获得一定成功。但这位布朗教授完全忘记了中国是中共统治下的新极权政治，这种政治的最大难题就是人才的逆淘汰机制与权力更替的不确定性，两者结合在一起，结果就是劣胜优汰，领袖人物一代不如一代，这既是苏共经验，也是中共与北韩的经验。布朗教授认可的薄熙来的个人魅力与才能，正好成为薄在政治竞争中的招祸之由。
共产党政治不允许政治竞争，认为竞争的存在就意味着党的分裂，不再是一个团结的整体；高层接班人也只能由最高层“集体商定”，谁要主动争取则是无视党的组织纪律，藐视最高领导层的权威。因此，党中央无法公开解释：为什么薄熙来这么多年能够“特立独行”不受干预，为什么薄的“重庆模式”曾红透一时，吸引党内高官蜂拥捧场。如果中共想解释这些，只会加剧党内分裂，导致更大的政治麻烦，所以还是祭出反腐法宝比较省事。
*苦果之二：薄向下汲取社会支持符合中共意识形态*
薄熙来在其争取“入常”的政治竞争中，除了获得部分“太子党”成员的隐形支持之外，他还努力向下汲取社会支持，“唱红”与“分蛋糕”，前者是用左派那套自称代表底层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压榨的话语系统加以包装，后者是动用薄熙来运用关系网络借来的巨额资金，如从国家开发银行借来巨额贷款，改善重庆的公共服务与民生，比如建立交巡警平台、改善治安、为底层提供廉租房，进行福利补贴等。“打黑”打击的是民营企业主，虽然其中有不少是被冤枉的，但在被贫富悬殊撕裂的中国社会，大多数民众对这些有“原罪”的企业家并不同情。
可以说，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挑起的乃是中国改革30余年以来不断积累的深层矛盾，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社会分配不公与贫富差距鸿沟不断扩大。这种矛盾日益尖锐，导致社会底层将毛时代的“均贫”不断理想化，镀上了一层厚厚的“社会平等”色彩。他们当中不少人相信薄熙来是能够为他们谋福利的领袖。这些经济改革的利益受损者，如下岗工人等并无自组织能力，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只是无数个零的汇合，但一旦找到他们的那个“1”，即领袖人物，因其人数众多，蕴含的政治能量不可小觑。
这一点让中共极其尴尬，熟知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当年起家时号称“穷人党”，以“剥夺剥夺者”为号召，发动底层革命。中共改革以来的现实与当初建政时的许诺完全相悖，中共对此假作不见，教育宣传仍然沿袭旧的意识形态。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完全占据据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制高点，是利用社会底层这些“穷马克思主义者”，为自己政治竞争增添筹码。
有政治眼光的清醒者当然都明白薄熙来只是因为政治需要，才采取这种向下汲取社会支持的做法。他的“打黑”变成“黑打”，表明他骨子里是一位坚决主张用毛泽东的专制高压手段维护中共现存统治的专制者。问题是，习近平上任以来的所作所为，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实行的其实只是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严格控制思想言论，反对民主宪政、打压资本（习还包括外国资本），唯一不同的是，习没有花力气改善公共服务系统，用福利安抚社会底层。习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与薄处于不同的位置：薄位在督抚，用的是朝廷的银子，比如国家开发银行那无硬性偿债责任的巨额贷款；习位在“主君”，朝廷的银子用得太多，拉下的亏空是自己的。
薄熙来的个人命运已经尘埃落定，但薄案留下的这两颗政治苦果犹在，它会在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悄悄成长，很难说什么时候会再次卡住中共的喉咙（底层的平均主义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另一个瓶颈）。这一次中共硬生生地将这两颗苦果吞了下去，下次中共是否还有同样的幸运？只有天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