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的两月多月里，他先后签署了1.9万亿经济刺激法案，推出了2万亿基础设施计划，另一份造价或在1万亿左右的“美国家庭计划”也将在数周后出炉。这一系列开支计划是美国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修建州际高速公路并展开太空竞赛以来最大手笔的公共投资，在很多人看来，这标志着一个新的“大政府时代”的到来。
不同于“罗斯福新政”的大政府？
从“美国援助法案”到“美国就业计划”再到”美国家庭计划”，拜登总统提出的总开支已超过4万亿美元。在昂贵的价签背后，是更为宏大的愿景——1.9万亿经济刺激法案涉及了大量社会福利项目的扩张；2万亿基础设施计划中，用以修建道路和桥梁的钱只占总开支的6%，真正占重头的开支则被用以那些提升种族、性别和经济平等，带动美国向清洁能源新经济转型，提振高级制造业和护理产业，以及抢占未来技术高地的项目。
在拜登看来，政府投资是撬动这些宏伟项目的关键，随之产生的公共成本则需要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为此，他提议将企业税从21%提升至28%。
有人称这是拜登的一场“豪赌”，赌政府能比市场更有效地提振经济，能完成私人部门做不到的事情。
雪城大学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托弗·法里西（Christopher Faricy）对美国之音感叹道：“我们所看到的开支倡议的规模真的是巨大的”。他甚至认为，这是自林登·约翰逊提出“伟大社会”以来对于“大政府”的一次最强推动。
所谓“大政府”，是指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中扮演更大的角色，这通常伴随着政府规模、财政支出、税负和政府监管的增加。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政府”行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总统为应对“大萧条”而提出的“新政”（New Deal)，以及上世纪六十年代林登·约翰逊总统提出的“伟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
与“大政府”相对应的“小政府”，通常是指政府为自己“瘦身”和让权，让自由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里根总统是让这一概念深入人心的关键人物。他在任上采取减税、去监管、福利改革等举措，被称为“里根革命”。在1981年就职演说中，里根的那句“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更是成为了无数小政府主义者的座右铭。
不过，里根也并未能扭转自“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政府越来越大的趋势。无论从职能范围、财政收支还是人员规模来看，美国政府都处在持续的扩张之中，即使是共和党总统在任时也不例外。
拜登雄心勃勃的开支计划显然将为政府的扩张提速。不过，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管理项目主任托德•贝尔特（Todd L. Belt ）教授认为，拜登提出的开支规模虽然庞大，但从具体的开支方式来看，此时的“大政府”跟“罗斯福新政”时期相比已有很大不同。
他对美国之音说：“当你想到罗斯福新政时的大政府，你想到的是那些’政府项目’，也就是由政府来雇人、由政府来支付和运作的项目。而人们对大政府的一个担忧就是这样的’政府项目’一旦设立就很难取消。但如今，拜登的做法是由政府来投资项目，而这些项目是由私营部门来提供服务的，并不是成立新的政府机构。”
“大政府”路线面临争议
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对于到底应该走“大政府”的道路还是奉行“小政府”的原则争论不休。对于“大政府”的批评者而言，“大政府”所带来的财政赤字上升是经济的一大隐患。
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预算问题研究员戴维·迪奇（David Ditch）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目前有28万亿美元的债务，平摊到每个美国家庭头上就是22.5万美元。这是不可持续的。联邦政府支出的增长速度持续快于经济增长，这是个问题。我们花得越多，就越难为之买单。”
此外，很多保守派人士认为政府天然的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大政府”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带来资源浪费。迪奇以拜登的经济计划为例说：“我们特别是在今年看到的大量支出都是机会主义的，并没有与美国人和美国经济的需求紧密相连。”
他同时指出，“大政府”带来的中央集权对美国民主而言也是不健康的。
“拜登的开支计划会将目前商业、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手中的职能都集中到华盛顿手里。而华盛顿离美国的大多数地方都很远，我们这样做出的决定很难反应不同地区的需求，”迪奇对美国之音说，“除此之外，我们现在面临着政治极化和怨恨情绪的问题，这是因为联邦政府变得越大，联邦选举就会变得越重要，所有事情都是由哪个党在某个时间刚好控制华盛顿决定的，这是很不健康的。如果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私营领域手中有更多的掌控力，情况会更好。”
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些对于“大政府”的担忧缺乏事实依据。
雪城大学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托弗·法里西对美国之音说：“说到财政赤字的问题，20年前就有担忧说如果政府让财政赤字过高，就会影响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但随着财政赤字越来越高，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些担忧真的应验了。所以在财政赤字的问题上，经济学理念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同时表示，那些认为政府效率低下，自由市场能够比政府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的说法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反驳”。
“很多政府的倡议其实是在补贴私营部门，大量的公共开支是花在政府和私营领域的合作上。大多数的政府项目并不是简单的由政府来做某件事，然后不让私营市场做，而是由政府和私营领域合作。”
“大政府”具有民意支持？
在“大政府”和“小政府”两种思潮的角力之下，美国民众的态度随着经济和安全状况的变化而波动。
风调雨顺之时，民众往往更倾向于“小政府”。比如25年前，当时美国经济刚刚走出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困境，进入了一个失业率下降、低利率和低通胀的活跃时期，近60%的美国人希望政府不要插手应该留给个人和企业做的事情。那一年，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站在国会面前宣布，“大政府的时代结束了”。这让他在随后的总统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了连任。
而危机时刻则更多地提醒着人们联邦政府存在的原因以及它相较于私营部门的优势。彼时，民众往往更希望政府扮演更大的角色。于是，“大萧条”催生了“罗斯福新政”；2001年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总统成功推动了国家安全项目和军费开支的大规模扩张；2008年金融危机为奥巴马总统开启大刀阔斧的经济和医保改革提供了民意支撑。
显然，新冠疫情所带来的民意变化成为了拜登推行“大政府”的东风。
自去年起，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依赖度明显上升。盖洛普最近一次的“年度治理问题调查”显示，54%的美国人希望政府“做得更多”，这是该民调自1992年创办以来在这个问题上所见到的比例最高的一次。
不过，分析普遍认为，随着疫情结束、经济复苏，这样的民意支撑或将减弱。此外，还有一些民意迹象暗示着“大政府”路线所面临的逆风。
首先，美国民众对于政府的看法依旧呈现严重的分裂之势，比如拜登的1.9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虽然整体上获得了超过60%的支持率，但这主要是靠民主党选民给予了它90%左右的支持率。该计划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只有30%左右。
其次，美国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依然整体偏向负面。去年9月，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只有五分之一的美国人相信政府会一直或在大部分时间里“做正确的事情”。盖洛普同期的民调则显示，只有25%的美国人在“更多的政府服务和更高的税”以及“更少的政府服务和更低的税”中间选择了前者。
与此同时，有60%左右的美国民众对“社会主义”这样的概念持负面看法，这意味着即使民众支持政府扮演更大的角色，但他们依旧对政府的边界有严格的设定，并对政府的手伸得过远充满警惕。
美中“大政府”也有大不同
拜登的开支计划从提出到变成法案再到付诸实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成功走下去的关键，就是要尽可能地说服美国民众。在这个过程中，拜登往往会提到中国。
他常说，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基础设施和科技研发领域有大量的公共投资，其GDP占比甚至远超美国。拜登强调，增加公共投资是赢得与中国的竞争的关键，甚至是证明民主优于专制的关键。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管理项目主任托德•贝尔特认为，中国的“大政府”是“指令式”的。政府可以通过命令轻易引导经济的方向，甚至可以要求企业为了所谓“大局”或“长远目标”而承担损失，“如果政府说你要承受些损失，你对此没有发言权”。
而美国的“大政府”则更多是“说服式”的。贝尔特教授说，“在美国，政府需要付出更多努力，需要为某些经济活动提供激励、补贴，让人们相信这是有利可图的，从而推动经济向某个方向发展，这不是中央政府一声令下就能做到的”。
他同时指出，美国的政治制度使得即便是“大政府”也面临很多权力的限制，“这是我们的宪法体制的设计初衷”。
不过，在反对“大政府”的人看来，中央集权的“大政府”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都不适合。
传统基金会预算问题研究员戴维·迪奇对美国之音说：“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控制着一个庞大的国家是不可能健康的。中国各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美国各地区之间也有很大差异。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你有一个中央政府，一直试图在整个国家推行一刀切的解决方案，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