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潮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世人都知道曼德拉对南非社会的民主正义转型的丰功伟绩，甚至也知道与曼德拉同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前总统德克勒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 )的殊勋，但是很少人了解南非白人政府中的博塔 (P.W. Botha)、库瑟 (Kobie Coetsee)、巴纳德 (Neil Barnard)等人所作的重要贡献。
绰号叫“大鳄鱼”的博塔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从1978年到1989年，博塔先后以总理和总统身份统治南非11年。执政期间，他无视国际社会压力，坚持种族隔离政策；拒绝给黑人公民和政治权利；他打压言论自由，抓捕了成千上万的批评和反对其政策的民众，其手下的安全部队杀害了无数的反对派人士；博塔被国际社会视为八十年代的希特勒、残酷的种族主义独裁者。
另一方面，博塔推进宪法改革，企图建立一个联邦国家。他让有色人和印度人同白人分享权力，分别建立议会立法议事； 博塔还废除了种族之间不准通婚的法律，取消《通行证法》和对多种族政治党派的禁令，放宽了种族混居的限制。他还建立黑人家园，给黑人更多的自治权。博塔当时的一句名言是，“不改革求变，就是死路一条。”
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位独裁者博塔启动了南非“协商式革命(Negotiated Revolution)”，最终实现了南非社会的转型。
早在1985年，博塔就授权司法部长库瑟主动与正在狱中服刑、主张暴力夺取政权的曼德拉接触和对话; 库瑟与曼德拉的绝密谈判在前者的家中断断续续进行了三年，打下了互信的基础；1988年，博塔又让学者型的南非情报头子巴纳德率3人团队接手谈判，直接向他汇报。
博塔认为曼德拉是共产党人，其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长期接受苏共的经济和军事支持；他担心南非共产党掌控政权后会将白人置入死地。虽然博塔多次提出释放曼德拉，但坚持要求曼德拉必须放弃暴力。曼德拉的立场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反对暴力，但由于黑人要求获得政治权利的谈判一次次被拒，被逼得只有使用暴力争取权利，他坚持自己不是共产党人，也不准备在南非推行共产主义，并表示新宪法谈判开始后共产党即不复存在。这些立场的澄清，共识的达成，主要得力于巴纳德团队多次与曼德拉沟通，改变博塔的观念而实现的。
在巴纳德的说服下，博塔1989年7月5日与曼德拉首次会面。这次会面是在中共镇压八九六四民运几周之后，中国的民运或许也对博塔有所触动，促进他实现了此次的历史性会晤。曼德拉描述称，这是一次极为平等的会面，博塔彬彬有礼，外人根本看不出两人谁是总统谁是囚犯。
博塔1989年中风，随后被德克勒克等同僚逼出局，回到偏僻的西开普省韦尔德尼斯(Wilderness )的家乡过着隐居的生活。1994年，曼德拉就任南非总统后仍然高度评价博塔，并多次前往探视，相谈甚欢。曼德拉曾表示，他一生中最令人失望的事情之一，是未能与博塔完成谈判，而不得不与德克勒克打交道。
博塔2006年去世后，南非政府下半旗致哀，并拟为其举行国葬，因其家人反对而放弃。曼德拉向博塔的家人发出唁电并表示：“对许多人来说，博塔先生仍旧是种族隔离的象征。但我们也应当铭记，他一步一步地铺平了道路，最终让我们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达成解决方案。”
情报主管巴纳德为曼德拉和博塔穿针引线，铺路搭桥，他不仅利用情报信息引导博塔正确决策，而且也为曼德拉出谋划策，教他如何与博塔谈判，并给予曼德拉应有的未来国家领导人的礼遇。1994年，巴纳德又参与宪法起草工作，在南非社会转型上起了关键作用，是一位真正的无名英雄。
人们会问，当时博塔的国民党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拥有在非洲大陆至高无上的权力，完全可以通过武力镇压来保证占总人口不到15%的白人继续执政，统治其他85%的人民。但是为什么博塔选择了对话呢？很多学者认为，以美国、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给南非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困难，削弱、孤立了白人政权。还有的认为南非国内的动乱和革命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逼得博塔找到解决方案。
当然，这些都是推动变革的因素，但是，我认为另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力是，博塔南非白人统治集团内部已经开始意识到，尽管他们大权在握，但是却没有来自被统治者赋予的执政合法性；继续坚持拒绝与大多数人民分享权力，既没有道德基础，又不符合联合国原则以及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这样的政治模式难以为继。因此，越来越多的白人精英们在能保证白人权益的基础上，愿意让占多数的黑人执掌政权。
其实，博塔在开始授权与曼德拉谈判之始，就已经做了这个准备。譬如，情报主管巴纳德曾努力使博塔意识到，与曼德拉谈判最终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一个由其担任总统的多数人掌权的政府。博塔回答说，“你不必对我进行说教，我非常清楚这一点。”
中共目前的处境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南非白人政权本质上颇为相似。统治中国的权贵不足1%，不仅广大的劳动人民没有公民和政治权利，中共8800万党员的绝大部分也并不享受这些权利，甚至所谓党内的“民主权利”同样是形同虚设。统治者由最高层指定，买官卖官大行其道。从这点来说，它连南非的国民党都不如。此外，主要的资源和财富被少数特权阶层垄断占有，统治集团的制度性腐败，以及利用专政机器强取豪夺、拒绝国内外改革的呼声、严厉打压批评意见、使用暴力维稳来为其长期执政保驾护航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完全丧失了执政的道德基础，因而出现执政安全危机。
我听说习近平主席最害怕别人说他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极力打造一个坚决捍卫共产党统治地位的“男儿”形象；他以拯救中共为使命，企图以中共的大救星青史留名，但却一叶障目，没有看到共产党寡头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的内在致命矛盾，以及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本质，反而得出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是理想信念动摇的结论。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在目前的政治生态下，呼唤中国的博塔与习近平上台前人们呼唤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一样天真可笑。不过，我个人还是对习近平抱有一线希望。虽然他是党内各派利益平衡的产物，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但其本人和家庭也曾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很难相信他内心没有像其父亲那样反思这个体制。
特别考虑到习近平几年前讲过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 如果此话当真，自由派、民主宪政派、左派就和习近平有了对话的基础，可以通过程序的设置，落实马克思的权力观。如果是谎言，他只能欺骗民众一时，无法欺骗他们一世，人民迟早要觉醒，不再需要被代表，而要抗争维权。全国每年十几万起群体抗争事件，以及最近上万老兵包围军委维权都说明不可能永久地唬弄老百姓。
中共统治集团内部已经开始出现裂缝。党内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改革困境是体制所致；个人集权和个人崇拜会重犯毛时代致命错误；选择性反腐和权斗，以及强化党纪的措施治标不治本，救不了党，反而造成懒政、不作为的局面；除引起各国的猜忌和焦虑之外，撒币外交交不到真朋友；官民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经济的L型下滑、潜在的房屋泡沫和金融危机、人民生存环境的恶化，言论和政治空间的巨大萎缩、海峡对面台湾民主成功发展等等，从各个方面挑战着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我们呼唤中共中博塔、巴纳德式的人物，是希望中共领导人应当像当年的南非白人政权尽早认识到少数人执政的政权在高度信息化、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中难以为继，再强大的专政机器，也防范不了突发事件引发的坍塌和暴力革命，而在这场革命中，被统治者或许失去旧枷锁，得到新枷锁，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损失最大的群体恐怕则是权贵精英们，他们不仅会失去巨额财富资产，还将失去安全。
像南非一样，启动中国的“协商式革命”，开始中国社会有序的、和平民主正义转型，虽然不能保证中共的永久执政，但能确保权贵精英的安全和利益，绝对不会出现“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局面；同时又能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落实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权力观，让国家走向长治久安的道路。何乐而不为呢！
我希望习近平主席以民族国家大局为重，以真正男人博塔为榜样，将刘晓波等人从阶下囚变成座上宾，开启全国各派的政治协商谈判，至少应按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让党内民主先行，逐渐推而广之来实现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
我也希望习近平主席周围的谋士们，不要光吹喇叭、抬轿子，尽出馊主意，而应学习巴纳德，高层次地为主上排忧解难。
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任重道远，势在必行，而当务之急是需要体制内的博塔、巴纳德式的务实思想家、政治家来启动， 我肯切期冀体制内的有识之士有勇气承担这一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