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英国伦敦奥运会闭幕在即，各项比赛如火如荼，美国中国两家“独大”局面尚无重大挑战。最新金牌榜前三名是（截至星期五上午）：美国39；中国37；英国25。
由于跨栏选手刘翔退赛和泳将叶诗文成绩“神勇”“不同凡响”，海外不少舆论和不少中国网民提出质疑或发出负面评价。中国光明日报星期五发表记者发自巴黎的报导题目是“‘西方运动员多业余’是可笑神话 每天也训练六小时”。
报导说：“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记者也对我年轻运动员就训练的‘辛苦与代价’等提出挑衅性问题。”文章说，“西方记者戴着有色眼镜对我奥运佳绩及‘举国体制’评头论足的做法倒不足为奇，令人难解的是，国内居然也有一些人对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颇有微辞，认为西方运动员都是‘业余’的，而中国以国家之力培养竞技运动员的做法值得商榷。”
文章以法国为例，“法国运动员大都很早就参加专业俱乐部的训练。在他们成名前，一些运动员或许还多少有着业余味道，但一旦取得了成绩，其名义上的‘业余’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专业’。”
这篇文章说，法国许多有天赋的运动员，很早就走上专业之路，国家和地方当局也会对这些未来的“金牌希望之星”提供各种各样的“赞助”。“这与中国的‘举国体制’培养只是形式不同罢了。”
文章提到了法国柔道金牌得主里内的例子，提到了法国游泳名将这次奥运会50米自由泳冠军洛朗.玛努杜的例子，说：“这些人从俱乐部培养到进入国家队，国家和地方政府都给予大量的补贴，其训练毫无‘业余’可言。至于法国人钟爱的足球运动员，更是十足的专业运动员，拿着不菲的工资和奖金，生活除了足球还是足球。”
通观整篇报道，作者把外界对中国‘举国体制’下选手行为和成绩的质疑，简化为“业余”和“专业”训练时间长短之争，从而模糊了焦点。
事实是，所有国家的运动员，能达到奥运标准的，都是“专业”人员，能到“伦敦”献技，都耗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人力和物力，付出超乎常人的艰辛努力，作出了大量牺牲。问题在于：你是“国家”运动员？还是“民间”运动员？你得金牌，用的是纳税人的钱？除了时间，你的财力物力主要来自何方？是国家出？还是你个人（或俱乐部）从民间筹？
从美国来看，显然是后者。（这点，所有移民到美国或在美国工作过的前中国金牌运动员李小平、高军、李孔政、陈跃玲、高风莲，郎平、周晓兰等等，都可以用自己的经历拿出最好证明）。更重要的一点是，美国金牌得主并不肩负着如此重大的民族和国家责任和荣辱，得冠之后首先要感谢党、国家、政府。他们首先感谢的是家人，亲人还有粉丝，没人感谢政府。
为何海外对刘翔退赛和15岁的游泳选手叶诗文提出了诸多质疑和批评？还因为，从历史上看，只有“举国体制”的共产党国家，才在这方面有很明显的“前科”和重大嫌疑。苏联解体之前，苏联集团的训练方式，特别是东德的训练方式，遭到人们强烈质疑，因为后来查出，东德的体育系统有着悠久的“集体”作弊嫌疑，即在国家体育部门统一指挥和默许下有系统的“嗑药”，以提高运动成绩。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以中国游泳选手为例，1994年世界游泳锦标赛上，中国游泳选手一下查出7名使用禁药，从那以后先后又有二十多名选手被查出用药（兴奋剂）。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作家赵瑜所着《强国梦》书，非常细致描述了这种“集体”用药的情况。数数历来体育大国强国甚至弱国，只有苏联、东德、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这种共产党国家，才拿纳税人的钱成立体育部（委、局）来培养运动员“为国增光”。这就是人们所诟病的“举国体制”。
为个人，可以输。为国家，输不起。这次奥运会跆拳道女子48公斤级的决赛中，中国选手吴静钰成功卫冕。 她在赛后说：“这是辛苦训练的结果，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国家，最重要的是感谢教练这么多年来的指导。”
美国中文世界日报星期四发表社论说，“中国对奥运金牌选手的培养的举国体制，确实有太过政治之嫌，在夺取金牌和发扬奥运精神、推广全民体育上，不但失衡，更走入误区。”
社论说，要清算举国体制，必须先从体育预算的审查上着手。钱从哪里来，钱到哪里去，应该让纳税人一目了然。
社论说，对中国举国体制的利弊是非问题的讨论，是一件大好事。奥运不可能没有政治，但政治不该第一。
社论说，在言论自由的地方，什么声音都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海内外中国人只盯着某些舆论意见，不仅显示自己心胸不开阔，也对为中国运动员叫好的西方媒体和评论员、运动员以及教练员不公平。
由于跨栏选手刘翔退赛和泳将叶诗文成绩“神勇”“不同凡响”，海外不少舆论和不少中国网民提出质疑或发出负面评价。中国光明日报星期五发表记者发自巴黎的报导题目是“‘西方运动员多业余’是可笑神话 每天也训练六小时”。
报导说：“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记者也对我年轻运动员就训练的‘辛苦与代价’等提出挑衅性问题。”文章说，“西方记者戴着有色眼镜对我奥运佳绩及‘举国体制’评头论足的做法倒不足为奇，令人难解的是，国内居然也有一些人对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颇有微辞，认为西方运动员都是‘业余’的，而中国以国家之力培养竞技运动员的做法值得商榷。”
文章以法国为例，“法国运动员大都很早就参加专业俱乐部的训练。在他们成名前，一些运动员或许还多少有着业余味道，但一旦取得了成绩，其名义上的‘业余’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专业’。”
这篇文章说，法国许多有天赋的运动员，很早就走上专业之路，国家和地方当局也会对这些未来的“金牌希望之星”提供各种各样的“赞助”。“这与中国的‘举国体制’培养只是形式不同罢了。”
文章提到了法国柔道金牌得主里内的例子，提到了法国游泳名将这次奥运会50米自由泳冠军洛朗.玛努杜的例子，说：“这些人从俱乐部培养到进入国家队，国家和地方政府都给予大量的补贴，其训练毫无‘业余’可言。至于法国人钟爱的足球运动员，更是十足的专业运动员，拿着不菲的工资和奖金，生活除了足球还是足球。”
通观整篇报道，作者把外界对中国‘举国体制’下选手行为和成绩的质疑，简化为“业余”和“专业”训练时间长短之争，从而模糊了焦点。
事实是，所有国家的运动员，能达到奥运标准的，都是“专业”人员，能到“伦敦”献技，都耗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人力和物力，付出超乎常人的艰辛努力，作出了大量牺牲。问题在于：你是“国家”运动员？还是“民间”运动员？你得金牌，用的是纳税人的钱？除了时间，你的财力物力主要来自何方？是国家出？还是你个人（或俱乐部）从民间筹？
从美国来看，显然是后者。（这点，所有移民到美国或在美国工作过的前中国金牌运动员李小平、高军、李孔政、陈跃玲、高风莲，郎平、周晓兰等等，都可以用自己的经历拿出最好证明）。更重要的一点是，美国金牌得主并不肩负着如此重大的民族和国家责任和荣辱，得冠之后首先要感谢党、国家、政府。他们首先感谢的是家人，亲人还有粉丝，没人感谢政府。
为何海外对刘翔退赛和15岁的游泳选手叶诗文提出了诸多质疑和批评？还因为，从历史上看，只有“举国体制”的共产党国家，才在这方面有很明显的“前科”和重大嫌疑。苏联解体之前，苏联集团的训练方式，特别是东德的训练方式，遭到人们强烈质疑，因为后来查出，东德的体育系统有着悠久的“集体”作弊嫌疑，即在国家体育部门统一指挥和默许下有系统的“嗑药”，以提高运动成绩。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以中国游泳选手为例，1994年世界游泳锦标赛上，中国游泳选手一下查出7名使用禁药，从那以后先后又有二十多名选手被查出用药（兴奋剂）。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作家赵瑜所着《强国梦》书，非常细致描述了这种“集体”用药的情况。数数历来体育大国强国甚至弱国，只有苏联、东德、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这种共产党国家，才拿纳税人的钱成立体育部（委、局）来培养运动员“为国增光”。这就是人们所诟病的“举国体制”。
为个人，可以输。为国家，输不起。这次奥运会跆拳道女子48公斤级的决赛中，中国选手吴静钰成功卫冕。 她在赛后说：“这是辛苦训练的结果，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国家，最重要的是感谢教练这么多年来的指导。”
美国中文世界日报星期四发表社论说，“中国对奥运金牌选手的培养的举国体制，确实有太过政治之嫌，在夺取金牌和发扬奥运精神、推广全民体育上，不但失衡，更走入误区。”
社论说，要清算举国体制，必须先从体育预算的审查上着手。钱从哪里来，钱到哪里去，应该让纳税人一目了然。
社论说，对中国举国体制的利弊是非问题的讨论，是一件大好事。奥运不可能没有政治，但政治不该第一。
社论说，在言论自由的地方，什么声音都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海内外中国人只盯着某些舆论意见，不仅显示自己心胸不开阔，也对为中国运动员叫好的西方媒体和评论员、运动员以及教练员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