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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世界对全球化的爱与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中)在年会记者会上(美国之音莫雨拍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中)在年会记者会上(美国之音莫雨拍摄)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2016年的世界大事件当中,应当首推全球化进程逆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WTO的年会,向来是全球经济领袖这些精英的聚会,但最近这次三大世界经济组织召开的会议上,这些全球化推手们开始讨论长达20余年全球化进程遭遇到的抵制。这倒并非他们改变了观念,而是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

经济领袖们如何表述全球化的困境?

有关全球化影响的经典陈述如下: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让人才的国际流动更容易;富国、发展中国家、穷国将在这一进程中统统受益。当然,随着全球化版图的扩张,随着全球化打包发送的还有普世价值,只是中国拒不接受。

而移民演化成去年席卷欧洲的难民潮,则成为全球化形势逆转的转折点。现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反对自由贸易与移民,就连全球化主帅美国,左右翼民粹主义也通过2016大选由虚入实,让今年大选成了一场污泥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开年会,就把制订对这一潮流的反攻计划列入议程,把美国大选和英国决定退欧所滋生的政治风险和不确定性列为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迫切问题。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在会上直言:从英国脱欧公决,到美国狂攻全球化的竞选造势,有一个共同的导火索,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对精英、对政治和经济领袖失去了信任。

美国2016年大选是各国经济领袖高度关注的话题,因为共和党参选人川普的言论吸引了众多选民,让他走上了总统竞选的辩论台,有参会者将本次大选称之为“反全球化狂潮”。美国本是自由贸易最大的鼓吹者,也是全球化当之无愧对的第一推手。在世界经济领袖聚会之时,白宫主人是谁尚难定论。因此IMF会议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世界经济精英纷纷提到他们对保护主义、对全球化面临存亡危机的恐惧,同时避免直接提到川普的名字。但他们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也有那么一点不放心,认为民主党另外一位参加初选的总统候选人桑德斯就是以批判全球化的面目出现,现在民主党推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正向桑德斯靠拢。

在美国第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的会场,唐纳德·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9月26日)
在美国第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的会场,唐纳德·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9月26日)

英国退欧步伐坚定

在欧美国家中,英国是唯一一个不凭热情而凭理性做事的国家。退欧的选择并非心血来潮,在BBC的政论片当中,关于英国退欧的专题片少说也有20多部,从历史到现状,从50年代就参与欧洲一体化谈判的政府官员,直到当今欧美政界、经济界的各种大腕,再到英国的中小企业主与工人,记者采访了各类人物,其中有一部我印象至深 ,那就是《Paxman在布鲁塞尔之谁主沉浮》(Who Really Rules Us),该片从欧盟近于荒谬的香蕉法、黄瓜法谈起,记录了记者随同一个英国公民自发组团访问欧盟之旅。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和她的丈夫菲利普在首相官邸前面(2016年7月13日)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和她的丈夫菲利普在首相官邸前面(2016年7月13日)

这几十位英国公民在访问欧盟的数天中,向欧盟议员及工作人员,以及欧洲大陆国家的人士询问了各种问题,涉及极广,最后集中于两大问题:1、英国在欧盟的议员并非民选,而是任命,因而不能对本土选民与纳税人负责,所立之法不反映英国公民意愿,却强迫英国公民遵守;2、英国在欧盟中,失去了主权地位。结果是:欧盟制定的法律,大部分不适应英国国情,导致法律多了不少,司法却陷入混乱无所适从状态。记者与访问者对不同年龄段的法国人、比利时等国的青年人都问了同一个问题:加入欧盟到底有什么好处?得到的回答几乎相同:我们成了一个5亿人的大家庭,在世界上变得更有力量。

至于英国媒体的态度,我已经在《世界共同的焦虑:受众对媒体的信任弱化》一文中谈过,欧美媒体大都受政治正确之惑,影响了它们作为“社会风险瞭望者”(普利策语)这一角色,但在保守主义传统尚存的英国,媒体表现截然不同。在6月23日英国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退欧之前,英国各大小报刊并不舆论统一,主张留欧、退欧与观望的都有,这些媒体几乎都用头版、新闻和评论版聚焦周末开始的最后冲刺中双方毫厘不让的肉搏。因为媒体观点不一,受众可以兼听则明,这比德国媒体保持与政府立场一致、自觉保持政治正确的社会影响好得多。

一个不被触及的英国退欧理由:主权独立

一般公认,维系欧洲一体化的是三大核心支柱,即欧洲共同体、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司法内务合作。日前,英国新任首相特雷莎·梅宣布明年3月以前英国将正式执行《里斯本条约》第50条法令,开始脱欧程序,最迟在2019年就会告别欧盟,恢复成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英女王下次发表国会演说时,还会加入《大废除法案》(Great Repeal Bill),将其中1972年欧洲共同体的法案移除,让英国再次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与西方其他国家领导人相比,首相特雷莎·梅是个善于审时度势、极有主见的人。她原属留欧派阵营,也反对中国在英国欣克利角核电站的项目。但她接任首相之后,面对国内留欧派要求二次公投的压力,非常坚定地表明,公投只有一次,决不会有第二次。并且出于现实考虑,恢复与中国在欣克利角核电站项目上的合作。

世界普遍认为,英国脱欧是反全球化,但全球化是不是都对主权国产生正面效应呢?未必,比如最近瑞典籍欧盟反种族主义和不宽容专员Christian Ahlund要求媒体隐瞒恐怖分子的宗教信仰。这位专员认为,英国的hate speech(仇恨言论)在上升,脱欧后更甚,因此“敦促英国政府对其记者进行更严格的训练”,不要报导恐怖分子的穆斯林信仰。英国否决了欧盟这种管制新闻的要求。(FREE SPEECH CRACKDOWN: Europe tells British press NOT to reveal if terrorists are Muslims

《大废除法案》与英国拒绝接受欧盟舆论一致的要求,实际上是英国对全球化下的欧洲融合运动的否定。欧洲融合运动的终极目标是消灭国家主权,负责欧洲宪法的副总长朱利亚诺·阿马托(Guiliano Amato)2000年7月12日接受La Stampa采访时说:“我宁愿慢慢前进,并且将主权一点一点击碎,以及在此过程中,避免从民族权限突然过渡到联盟权限。……没有(单个国家的)主权,我们就将不会有极权主义。民主不需要君主。”

英国在做的事情,正是恢复一个主权国家的法律系统,而欧盟消灭主权这点,英国最先感受到。

全世界都在看美国

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既是领导者,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推手。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将川普当选视为全球化的克星与灾难,尽管美国2016年大选早就由问题导向(issue oriented)变成了人品导向(character oriented),希拉里的胜算似乎增大。但世界经济领袖们仍然担心,希拉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继续扛起全球化的领军大任。

英国《金融时报》10月10日发表《美国大选的表与里》,作者不纠缠于大选表面的喧闹,而是直辟美国的“里”,作者认为,无论大选结果如何,美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都将受到抑制。具体而言,这些深层趋势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结构性改革进程放缓。无论何人当选,结构性改革都是不可回避的关键挑战。但在成熟的制衡机制下,只有当总统本人对其他权力中心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和凝聚力,才能有效地进行改革。否则,总统的单边行动就将陷入无休止的程序纠缠。作者的言下之意是:两位候选人当中,无论是谁当选,由于本身的缺陷,对政界并无强大的说服力与凝聚力,结构性改革将很困难。第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大。第三,民粹主义风险由虚转实。川普是美国右翼民粹的代表,而且在桑德斯的冲击下,希拉里也需要取悦左翼民粹选民。因此,无论大选结果如何,民粹主义都将登堂入室,并在政策实践中有所体现。

全球化进程的逆转,2016年只是开了一个头。唯一的办法就是面对这一局面并想办法解决全球化负面清单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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