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影视串流媒体（大陆称：流媒体）网飞(Netflix)的人气韩国影集《鱿鱼游戏》(Squid Game)自9月17日播出以来，勇夺逾80国收视冠军，成为罕见在国际造成轰动的非英语系影视作品。专家剖析，《鱿鱼游戏》爆红的原因是剧情内容写实、尤其反映后疫情时代的贫富差距，引发全球观众共鸣，也让外界一窥韩国社会之结构性不平等的问题。
网飞暴力惊悚影集《鱿鱼游戏》，以一场残忍的生存游戏为主轴，描述456名因为债台高筑而对人生感到绝望的韩国平民，不惜赌上性命，也要勇闯6轮游戏的关卡，以求脱颖而出、独拿高达456亿韩元(约3900万美元)的奖金。
游戏很简单，都是韩国人童年时期玩过的游戏，不过一旦失败，代价就是死亡。
像《鱿鱼游戏》逃杀类的影剧作品颇为常见，过去在日本以及欧美都有不少经典作品。不过《鱿鱼游戏》掀起全球热议，成为网飞史上最受欢迎的影集之一；其成功也带动网飞新一波的用户成长，拉抬股价在今年累计走升超过两成，表现优于科技巨头苹果以及亚马逊。
过去全球爆红的韩剧，像是2002年播映的《冬日恋歌》、2003年的《大长今》以及2019年的《王国》等影视作品，大多不离爱情剧和古装剧的框架。不过，2019年的韩国电影《寄生虫》以及今年的《鱿鱼游戏》，勇于跳脱过往题材反倒大受好评，让韩国影视圈再创耀眼的新里程碑。
为何《鱿鱼游戏》能在全球掀起话题？
位于成都的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SCUPI)人文及创作系助理教授郑雅凛(音译，Areum Jeong)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鱿鱼游戏》剧情写实，容易引发观众共鸣。
郑雅凛说：“我想这部戏剧中探讨的包含社会不平等、阶级意识，资源争夺等韩国社会存在的现象，目前也冲击全球其他国家。像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许多国家的贫富差距正逐渐加大。”
《鱿鱼游戏》导演黄东赫(Dong-hyeuk Hwang)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剧情源自10年前的构想，但当时乏人问津，无论是投资方还是演员都对剧本兴趣缺缺；随着新冠疫情冲击社会及经济，民众现在更能感受到故事的真实性。
郑雅凛也说，尽管《鱿鱼游戏》以韩文播映、玩的也都是韩国童玩游戏，不过海外观众仍跨越语言藩篱，将剧情结合自身经验产生巨大共鸣。另外，郑雅凛说，引人注目的场景设计以及搭配得当的悬疑配乐也是《鱿鱼游戏》创下国际佳绩的原因。
近年来，韩国音乐及影剧风光攻占全球市场，不仅为流行文化带来崭新的商业格局，也进一步翻转欧美观众看待亚洲社会及生活的观点。郑雅凛说：“韩国大众文化的成功，必然会让西方观众对亚洲文化更有兴趣， 可能可以减少部份人士对于亚洲人的偏见、或是去除一些先前所抱持的刻板印象。”
“汉江奇迹”背后的残酷真相
《鱿鱼游戏》剧中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不过多半属于社会边缘人。他们一度放弃参赛，但在感受到现实生活令人喘不过气的压力后，纷纷回笼一决生死，希望能逆转颓势。这部影集虽然成功，但也反映了韩国人引以为傲的“汉江奇迹”背后的真实社会面貌。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视觉及东亚研究教授金暻铉(Kyung Hyun Kim)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亚洲四小龙韩国的经济发展形塑了其“汉江奇迹”，他说：“ 你可以看到韩国在过去三、四十年内从贫穷走向繁荣，可以说是全球经济发展最成功的例子之一。”
金暻铉表示，韩国经历长期独裁之后走向民主化，不过除了经济发展与民主改革的成功之外，韩国却有“黑暗”的一面。他说：“韩国有像是高自杀率、年轻世代竞争激烈等社会问题，而且韩国(去年)还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生育率只剩下0.84。这些问题让韩国人很难相信未来是一片光明，尽管韩国正享受经济成功带来的丰硕成果，但民众也讥讽像是活在‘地狱朝鲜’ ”。
郑雅凛则说，韩国年轻人认为就算努力工作，也看不见未来的希望，她说：“ 老一辈可能只要认真工作就能获得报酬， 他们大多一辈子努力赚钱，就能买房子。但对年轻世代来说，买房的梦想几乎不可能实现， 除非他们仰赖爸妈金援。”
根据台湾媒体《中央社》9月14日报道，韩国首都首尔市房价飙涨，其房价所得比涨到8倍，意味着当地居民必须不吃不喝8年，才可能买到房子。
郑雅凛说，韩国社会现在流行“汤匙阶级论”，就是以“金汤匙”、“银汤匙” 、“铜汤匙”或是“土汤匙” 、“屎汤匙”等字眼，来象征与生具来的社会阶层高低。韩国人普遍认为，家庭背景比自身的努力还来得重要。
郑雅凛说：“《鱿鱼游戏》剧中反映了韩国社会残酷的真相， 这甚至让不少人看到一半就得喊卡，因为他们看剧就好像是在看他们的人生一样。”
韩国沦为“负债社会”
尽管《鱿鱼游戏》部分剧情看似荒谬，不过许多观众认为，剧中真实描绘社会底层人物欠下巨额债务的无奈。根据统计，韩国家庭债务近年明显上升，去年总家户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 103%，成为亚洲最高，也是唯一一个家庭负债比飙破100%的国家，显示韩国已沦为“负债社会”。
对此，金暻铉分析，这与韩国年轻人争相挤进大财团窄门的现象有关。他说：“对于韩国拥有大学学历的人而言，他们非常难以接受蓝领阶级的工作，这成为相当棘手的问题，因为韩国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口比率相当高，然而在过度教育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从事非白领的工作，只希望到类似三星那样的大企业任职，也让年轻人贷款需求激增。”
位于台北的台湾世宗韩语文化苑创办人崔峼颎(Ho Kyung Choi)表示，韩国年轻人借贷的比例愈来愈多，这主要与房价飙涨及疫情有关。崔峼颎告诉美国之音：’他们(韩国年轻人)在房价更高之前，要先贷款来买，这就变成一个负债。还有韩国的负债比率激增，韩国的自营业者非常地多...像韩国卖炸鸡、开便利商店(小型自营业者)等等。因为Corona(新冠疫情)的状况发生之后，他们(生意走向)两极(化)的状况也发生了，所以他们为了生存而贷款的比例增加。”
学者：韩国歧视移工问题严重
在《鱿鱼游戏》 剧中，唯一一位非韩国籍的人物是巴基斯坦非法移民工“阿里”，他遭雇主欺凌，手指还因公受伤。对此，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媒体、传播、创意艺术、语言和文学学系讲师李圣爱(Sung-Ae Lee)指出，这反应出，韩国的外籍移民工仍受到诸多不平等的待遇。李圣爱告诉美国之音：“韩国许多戏剧经常描述外籍劳工处境，在《鱿鱼游戏》中可以看到阿里的雇主不愿意支付他的薪资，显示移民工经常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也让人意识到韩国社会剥削移民工的问题很严重。”
在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任教的郑雅凛也表示，《鱿鱼游戏》设定阿里这个角色，凸显移民工在韩国社会遭受到制度性的剥削和歧视。她说：“你看阿里对其他参赛者非常有礼貌…如果他不对韩国人展现尊敬的态度，他有可能遭到殴打或是遇上不利情况。”
郑雅凛说，《鱿鱼游戏》一剧呈现韩国社会“局外人”之移民工的真实写照，也显示韩国社会的阶级歧视根深蒂固。
位于台北的崔峼颎说，韩国有相当多的非法外籍移民工，他们很多人语言不通，处境更为艰难。他说：“他们都是在农村、渔村，一级产业里面，或是制造业的工厂那边工作为主，但韩国人对他们的印象......不是在我们社会的一个成员的眼光来看待，(而是认为)他们还是一个下层阶级，就是他们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是很有贡献，但是社会对他还是有某种的偏见，不应该是这样。”
社会积弊已久 短期难改善
《鱿鱼游戏》不仅在全球爆红，也触及韩国社会积累已久的问题，甚至成为总统选战的造势话题。韩国不少角逐明年总统大选的参选人都曾以剧情为比喻来攻击对手。
韩国国家革命党名誉代表、曾两度参选总统的许京宁(Kyung-young Huh)甚至表示，他愿意高价买下剧中用于报名参赛的电话。他还宣称，当选后将签署紧急财政命令，让全国人民每人都可比照剧情、分得1亿韩元(约合83,600美元)。
不过，在《鱿鱼游戏》沦为韩国政客的宣传手段之际，外界也关注下一任的总统能否大刀阔斧改善韩国社会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对此，郑雅凛看法悲观，她表示：“要在一位总统任期内，或是仅靠几位政治人物的力量，就要改变(韩国)社会问题、以及每位民众内心的想法，恐怕难以做到。”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金暻铉教授也一样不乐观。他说：“像是过度教育、高自杀率等社会现象是(韩国)长久以来的结构性问题，已经深植在韩国社会文化中…我想韩国无论谁当选总统，要改变现状都非常地困难，可能需要一个世代的时间，才能让韩国社会走上正确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