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创造基因编辑婴儿，中国表示其“严重违反”国家规定，贺建奎的做法也引发伦理担忧，基因筛查已经成为辅助生育诊所的常规项目，那么基因编辑是否也离我们不远了呢？改变人类的基因面对怎样的伦理学挑战？当科技与伦理产生冲突的时候，美国社会如何处理？

贺建奎在香港的基因学术峰会上发言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伯曼生命伦理学院院长杰夫·卡恩（Jeffrey Khan）也在现场。他说贺建奎以为他会得到赞扬和祝贺，这让他感到惊讶。卡恩认为贺建奎的做法受到广泛谴责。

贺建奎的做法引起伦理学方面的巨大争议，卡恩认为对安全方面的担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如此强烈的反对声浪。“第一是我们不知道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的风险是什么，”卡恩告诉美国之音记者，“第二，我们不知道改变这一特定基因的效果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改变CCR5的后果。”进行基因编辑在两个层面都存在不确定性。卡恩说：“在你知道答案之前，不应该用基因编辑制造一个孩子。”

卡恩表示，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必须有足够好的理由。“只有威胁到生命的疾病，比如亨廷顿舞蹈症，父母双方都可能把亨廷顿舞蹈症遗传给后代，几乎一定会患病，或者患病风险极高。在这样的案例中，可以对胚胎使用基因编辑来纠正这种基因突变。”卡恩说，“‘纠正’这个词很重要，不是修改，不是增强，而是使其致病基因恢复正常。这是一个非常窄的范围，适用案例极少，而且CCR5肯定不在适用范围内。”

基因编辑技术正在高速发展，卡恩告诉记者，目前科学界和伦理学届都非常明确，现在基因编辑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更不会在近期成为一项常规治疗方法。“在我们开始第一例临床实验之前，还需要很多步骤，更不要说在临床应用了。”卡恩说，“我认为那还要再过几十年。”

贺建奎的做法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卡恩认为：“现在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确保不再有更多的无赖科学家去进行或者试图进行这样的实验。”“靠科学界的自主监管从来都不够，以后也不够。”

卡恩和一批生命伦理学者在鼓励政府采取行动。“但我担心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大范围的限制令，我认为那不是正确的方向。”卡恩解释说，“因为这样的话实施禁令的国家会将让科学家到没有禁令的国家，到时会有更无赖的行为出现。那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在美国，违反伦理规范可能面临惩罚。比如“细胞质转入”技术，这是将一个卵子的细胞质植入另一个女性体内，帮助受孕的技术。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对实施这项手术的诊所下达了制止令，对不终止手术的诊所将会寻求刑事处罚。“这有效地制止了这种行为，”卡恩说，“所以在一些案例里，建议或实施制裁是避免出现无赖行为的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