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高文谦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作者按：这篇论文是为参加纪念文革发动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而写，全文分四个部分：一、邓小平应对毛文革遗产复活负责；二、毛的文革遗产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三、毛是红二代的精神教父；四、毛魅影下的习近平治国困局。现由美国之音首发。
毛是红二代的精神教父
以习近平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红二代治国的时代。红二代普遍对江泽民、胡锦涛两代治下的社会现状不满。习上台之初，红二代曾举行规模空前的聚会，为其呐喊造势。在讨论毛的文革遗产对习近平执政环境、治国思路和模式的影响之前，不妨先来看一下红二代群体的构成、成长环境、政治取向等，这会有助于理解习近平上台后的所作所为。
红二代是近几年蹿红的词汇，与官二代、富二代相对应，取代了以往的太子党、高干子弟一类的说法。首先，从构成上看，指的是父辈曾投身中共革命，参与创建红色江山；其次，从年龄看，大体是40后到60后，以文革前的老三届为主体。可以说，红二代是“红旗下的蛋”，或者说“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当然，这只是一个大略的划分，实际的情况可能有所出入。
红二代内部等级森严
红二代内部等级森严，分三六九等，呈金字塔形，各有各的圈子。最上面的是中共开国元勋、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其次是中共建政时，父辈职务是地方省部级以上或军队受衔时少将以上的子女——这两类是响当当的红二代，屡出风头的将军后代合唱团就是这些人，他们是红二代的核心圈子和头面人物；再往下是中共官场中属于高干级别（行政十三级以上）的子女；底层是中共建政前参加革命的子女。后面这两部分占红二代的绝大多数，其中分得改革红利一杯羹的不多，多数只是小康之家，与普通民众无异。
中共建政后，革命开始吞噬自己的儿女，文革中大批共产党干部更是在劫难逃，红二代中一部分人的命运由此发生重大改变，沦为政治贱民，由红色贵族变成“黑帮子女”和“狗崽子”。习近平就是文革前家庭遭遇变故的红二代。这里，需要注意文革前后的区别，这对理解习的性格为人很重要。由于文革前政治运动的波及面相对小一些，挨整的人及其家庭处境孤立，更容易被人歧视，同时这些子女年龄相对较小，正是性格形成的时候。习近平在其父落难时，只有九岁，严酷的环境直接影响到性格的形成，更善于隐忍韬晦，深藏不露，这是他与薄熙来的张狂跋扈不一样的地方。原因在于薄一波在文革中倒台的时候，薄熙来是高中生，性格已经定型，虽然他当狗崽子时也要靠隐忍生存，但一旦环境改变，以往张狂的性格就会旧态复萌。
文革是红二代的青春情结
尽管红二代们后来各自的命运经历大不相同，但他们成长的环境是相同的，是喝党文化的狼奶长大的，毛泽东是他们共同的精神教父。红二代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共官方所说的毛的左倾思想急剧发展即向文革一路狂奔的年代，他们青春期躁动的思想也正是定型于文革期间。文革可以说是他们的青春情结。毛的敌对思维、斗争哲学，崇拜暴力，挑动仇恨等思想，深入红二代的骨髓，成为他们的红色基因。
譬如，文革中大行其道的毛语录“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等等，都已经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成为集体潜意识和思维定势。
由于红二代的成长环境先天不足，完全被极权政治所主宰，他们的政治狂热到了一种违悖人性的程度，更形象地说，他们是疯狂时代产下的畸形儿。一方面，他们在上学的年龄，被剥夺了读书的机会，而且被灌输了一整套毛思想中的歪理邪说，知识结构残缺不全，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他们自视根红苗正，血统高贵，有强烈的“红色江山意识”，热衷参与政治，内心有强烈的愿望和激情去捍卫父辈开创的革命事业，保卫最高领袖，保卫党，保卫红色江山。红二代后来虽然经过命运浮沉和人生的摔打，其中不少人经历了失落、怀疑、幻灭的过程，但从整体而言，这种以保党天下为己任的人生底色始终保留下来，经过岁月的沉淀，转变为现实政治中强烈的掌权意识。
在崇毛、家仇上红二代陷伦理困境
在如何对待毛的文革遗产的问题上，红二代普遍陷入一种内心挣扎的困境：一方面毛是他们的精神教父、红色江山的开国之父，另一方面他们的父母在文革中又遭到毛的整肃，家破人亡。这一点，在红二代头面人物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现代精神分析学有一个术语——俄狄浦斯情结，说的是古希腊一个弑父恋母的悲剧故事而陷入伦理困境。红二代在崇毛和家仇的问题上，就陷入类似的伦理困境。
在红二代中，刘源、薄熙来、孔丹等人的父母都在文革中死于非命——刘少奇被活活整死，死后连姓名都是假的；薄熙来的母亲胡明在被押送回京的火车上死得不明不白；孔丹的母亲许明因江青点名，自杀身亡。此外，林彪之女林立衡，陶铸之女陶斯亮也是同样的遭遇：林彪被迫离国，死无葬身之地，被苏联人割去头颅；陶铸则是在重病中被强迫与家人生离死别，最后一人孤独死去。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也在文革中被关押多年，劫后余生，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得了。顺便一提的是，人们普遍认为习近平受其父牵连，因而对毛怀有怨恨。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毛对习家是恩大于怨。当年长征初到陕北时，毛对习仲勋有救命之恩，后来虽又整了他，但那是为了反击彭德怀的翻案，铲除西北山头，习父遭池鱼之殃。
虽然这些红二代的头面人物在文革中的遭遇不堪回首，但他们却无法像普通人那样公开诉说自己父辈的冤死，更不要说伸张正义，告慰父辈的在天之灵。红二代中除了少数对文革有所反思外，如陈毅之子陈小鲁、罗瑞卿之女罗点点、马文瑞之女马晓力等，多数人对文革的态度暧昧，避免公开批评文革，往往轻描淡写，避重就轻，一笔带过。
红二代崇毛实为政治算计
在这方面，刘源的表现很有代表性。 他在回忆文革经历时说：“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镣铐的紧锁中淌着鲜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小时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泪，每时每刻都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咬着牙，不使自己变疯。”但在谈到文革祸首毛泽东时，却又竭力为他开脱，说：毛做了许多错事，也做了更多的好事，毛搞文革的动机不坏，只能算渎职；父亲虽然惨死，但作为二把手，没有制止动乱，也是大错。
刘源这样为毛开脱，当然不仅是崇毛情结作祟，其中还有政治算计；但无论如何，这已经逾越了人伦底线。毛本来对他们有杀父弑母之仇，但饮水思源，毛是红色江山的开创者，是他们心中的大英雄和手中权力的来源，最后崇毛情结和政治算计占了上风，家仇搁置一旁，还美其名曰“照顾大局”。子报父仇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而刘源们非但不能为父母的冤死伸张正义，反而还要把文革的罪魁祸首奉为神明，顶礼膜拜。这是一种何其荒诞的精神错乱！况且文革浩劫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仇”，而是中华民族的“国殇”，无数在文革中惨死的冤魂至今仍在冥冥之中游荡，不得安息。
毛是红二代掌权的政治资产
掌权的红二代用“红色信仰”、“江山意识”、“大局意识”来为自己崇毛辩护，统统不过是托辞，是为了共同分享权力的盛宴。其中最有象征性的莫过于前些年王光美出面宴请毛的家人，毛、刘两家“相逢一笑泯恩仇”，握手言欢；她还特别以“毛的学生”在韶山毛纪念馆留言。难道她真的忘了刘少奇在文革中是如何惨死的，忘了自己备受屈辱的经历了吗？当然不是，她这样做，就是为了从政治上给刘源的上位铺平道路。
红二代的头面人物对这种做法心有灵犀，为了上位，都上演过类似的戏码。习近平在上台前曾三次上韶山参观毛的故居，留下一句肺腑之言：“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哪里会有今天的我！”，感恩之情溢于言表。薄熙来被发配重庆，为了重回北京问鼎中央，打的也是毛牌。他曾私下表示：想来想去，只有毛思想才是党内正资产，要回到毛。他搞“唱红打黑”就是从中获得的灵感。总之，毛是他们的精神教父、政治上的领路人，有着剪不断的精神血缘关系。掌权红二代的政治生命、思路和手段都来源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