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第二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最近接受《纽约时报》采访，专门解释此前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中共崩溃一文的理由。
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认为，沈大伟在访谈中“明显地‘扬曾抑习’，替曾庆红打抱不平”，“已经介入中共高层的内斗之中”；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让人们看到了中共高层“内斗激烈，已经撕破了脸，习近平虽大权在握，但远未一言九鼎，挑战他的大有人在”。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文，指中共的统治残局已经开始，他列举了五道裂痕以说明习近平如不通过政治改革弥补，只会加快本想通过高压控制可避免的苏联崩溃式命运。
该文随即引发了各方的激烈辩论。其中中国官媒和某些御用学者的反应尤为激烈，如《环球时报》：指沈大伟“变得像章家敦之流一样庸俗，靠给中国‘占卜’来博西方舆论的眼球。”
沈大伟3月17日接受《纽约时报》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采访，解释了曾被称为“对华温和学者”的他何以得出对中共如此不留情面的结论。
曾庆红路线能延缓中共衰落
沈大伟表示，习近平高压控制会加速中共崩溃，因为他进一步背离了江泽民时代曾庆红的开明路线。他说，“从大约2000年到2008年，在曾庆红主持下，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后一种方式。但我认为，在2009年中期，曾庆红退休之后，中共的方向突然发生了转变。”
所谓后一种方式是指他认为的列宁式政党要避免衰落命运的所谓“动态的方式”——“以开放的姿态，尝试引导和管理变革。”引人注目的是，沈大伟认为，是曾庆红而不是总书记江泽民，代表了这条能从某种程度上延缓共产党衰落的路线。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的高文谦说，“联系近来各种动向，沈大伟的这篇文章不是空穴来风。他之所以在这时候出来赞扬江泽民、曾庆红，批评习近平，说明中共高层内对习近平上台后的种种作法严重分歧，连深知中共政情和官场冷暖的美国学者也直接介入进来，把原来双方暗中的斗法公开化”；“他对曾庆红的辩解已经到了不遗余力、不加掩饰的地步”。
中共内斗已经撕破脸
高文谦说，沈大伟是美国著名的亲中学者，多年来在中共官场游走自如，与中共官场交往很深，他的这篇文章是个很好的观察视角，“可以看出中共高层内部刀光剑影，内里已经撕破脸了”，综合最近海内外媒体的各种报道，不难看出这一点。
3月14日，香港《动向》杂志报道，2月26日，赵洪祝代表中纪委、中组部正式宣布对曾庆红立案审查。赵洪祝特别转达了王岐山对曾的三点忠告：现在是检查、交待的最后时机；不要抱幻想；不要走的太远。该文甚至被一些海外亲北京媒体转载。
3月5日，曾任曾庆红秘书、后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的施芝鸿，在两会期间出席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时不避嫌疑，公开反击海外媒体把中纪委网站刊登的“‘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一文过度解读为要打大大老虎曾庆红，并借阐述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提出要警惕告别“三个代表”迎“四个全面”挑拨性言论。
胡时代开始背离江曾路线
沈大伟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说，江、曾路线是从胡锦涛时代开始改变的。“一些强大的、可以在控制过程中享有利益的官僚机构聚到一起——宣传部门、国内安全部门，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国有企业，我称他们为‘铁四角’——说服了胡锦涛，如果不进行严厉打压，并且在诸多方面更好地加以控制，中共就会失去控制权。”
沈大伟说中共开明期从2000开始，到2008年止。高文谦说，2000年正是江泽民 “三个代表”出炉的年份。“虽然‘三个代表’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反正共产党把好事全代表了，但实际上是在试图淡化、松动共产党意识形态这个紧箍咒，把判断是非的标准放在生产力和人民群众上，那一段相对开明宽松。不管江泽民个人和家族如何，但在政治上提出‘三个代表’，如同赫鲁晓夫的全民党，虽然没有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但至少是‘与时俱进’，值得肯定。”
高文谦说，相比之下，现在习近平恰恰是在开倒车，举毛旗，走老路，“政治上没有新招，都是照搬毛的那一套”，“过去被江泽民松动的意识形态，现在习近平又把它重新扭紧了，明显地逆历史潮流而动。”
高文谦表示，沈大伟访谈的要害是扬曾抑习，在政治上牵制习近平，“他明显地为曾庆红打抱不平，把党内开明派的桂冠加在曾庆红头上，肯定会激怒习近平，因为这样一来，习近平成了党内保守的顽固派，形象大损，失去道义上的制高点，党内中间派会疏远习近平，这将会进一步加剧习与江曾之间的争斗。”
曾是红二代的大哥大
高文谦认为，曾庆红是红二代的大哥大，长期处于权力中枢，掌管要害部门多年，在党内有深厚的人脉，不大容易被撼动。“走到哪一步不好说，取决于各种因素，动曾庆红，不仅牵扯到江泽民，而且也会伤到红二代，而红二代是习近平当政的基本队伍。”
习近平是江曾在中共17大上推出来以对付胡锦涛的接班人李克强的。习近平为什么要把矛头对准他们呢？
高文谦回答道：“在权力场中，卸任的前任都不愿意轻易放弃权力，而现任为了摆脱前任的影响力，就必须作某种切割，连父子、亲兄弟都没有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多了。江、曾有可能对习的大力反腐提出过看法；而习一开始也低估了反腐的难度，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如果自己不下狠手，就可能被别人干下去了。”
高文谦认为，习、曾交恶从打周永康就开始了，“当他一旦决定要打周的时候，他跟江、曾的关系就已经处在一个矛盾当口上了。因为周是曾庆红提拔起来的人，然后介绍给江泽民。谁是石油帮的帮主？不是周永康，而是当年给余秋里当过秘书的曾庆红。所以打周永康，跟曾庆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追他便罢，一追一个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