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台前外判编导蔡玉玲，2020年制作7-21元朗袭击事件一周年电视特辑，透过车牌查册寻找事发时怀疑运送木棍等武器的汽车车主，被警方控告查册时作出两项虚假陈述，去年4月被裁定两项罪名成立，判罚款约770美元，成为首位因查车牌被定罪的新闻工作者。
蔡玉玲不服定罪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以厘清涉及公众知情权及新闻自由的查册工具，是否符合香港法律精神。案件星期一审理，法官听取双方陈词后，押后于3个月内颁下书面判词。
香港电台新闻专题节目《铿锵集》前外判编导蔡玉玲，2020年5、6月期间，制作7-21元朗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一周年电视特辑，名为《7-21谁主真相》，她两度透过车牌查册寻找事发时怀疑运送木棍等武器的汽车车主，让观众了解事发时更多细节。节目播出后引起社会极大回响。
蔡玉玲成首位车牌查册被定罪记者
节目播出后约3个月，蔡玉玲被警方上门拘捕，指控她透过车牌查册方式取得7-21事件现场车辆的车主资料，警方怀疑她不正当使用资料，控告她两项“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例下的证明书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罪。
蔡玉玲去年4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裁定两项“虚假陈述”罪名成立，判罚款港币6,000元(约770美元)，成为首位因查车牌被定罪的香港新闻工作者。
蔡玉玲不服定罪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案件星期一(8月29日)进行聆讯，由法官李运腾处理。
过去数十年新闻界都有车牌查册
代表上诉人蔡玉玲的资深大律师陈政龙提出多项争议，包括本案中申报车牌查册用途为“有关交通及运输事宜”，是否属于“虚假陈述”；以及必须考虑被告是否“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
陈政龙表示，香港《道路交通条例》订明运输署署长收到车牌查册缴费后，“须(shall)提供相关资料”，有关的条文用词由1956年立法时沿用至今。直至1995年因应《私隐条例》立法，政府2011年向立法会提交修例文件，提及在2010年度，近半的车牌查册申请中，约有2万多宗并没订明用途，当中数千宗申请由传媒提出，陈政龙表示，过去数十年都是这样运作。
陈政龙引用当时立法会讨论相关条例修订时，立法会议员林健锋发言提及，多宗查册由物业代理及传媒提出，关注政府修例会否对相关行业构成影响。政府当时回应时表示，明白公众有知情权，业界人士仍然可以索取所需资料。
法庭不应一刀切剔除传媒车牌查册
陈政龙表示，本案作出车牌查册背景，是蔡玉玲发现7-21元朗白衣人袭击市民事件，事发当日怀疑有人使用涉案车辆运送武器，车辆有可能被用作犯罪工具，由于涉及车辆在道路上行驶的用途，所以本案车牌查册与交通及运输有关，亦有合理原因确认车主身份。
陈政龙表示，法庭不应太狭隘地定义“交通及运输有关”的定义，因此本案并非“虚假陈述”。但原审裁判官当时一刀切地认为任何传媒车牌查册，都不包括在“交通及运输”相关事宜。
律政司指条文清晰申请人不应隐瞒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刘德伟表示，车牌查册网上申请表，清楚列明3个查册资料用途选项，包括“进行与运输相关的法律程序”、“买卖车辆”，和“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申请表必须剔选“声明属实”的字句，没有含糊的地方，认为上诉人填表时剔选“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但车牌查册资料用于新闻报道，明显不属于“交通与运输有关的事宜”。
刘德伟表示，上诉人不会认为新闻报道包括在“交通及运输用途之内”，即使申请查册时，表格内3个选项用途都不适用，蔡玉玲亦不能选择错误的选项，隐瞒车牌查册的真正目的。
法官质疑，为何网上申请表没有提供“以上皆非”或“其他”的选项﹖
刘德伟重申，“交通及运输有关事宜”所指的是申请车牌查册证明书的用途，而不是有关车辆的使用过程，否则只要涉及车辆的情况都被视为与交通相关，车牌查册可能被滥用，他强调传媒取得车主资料用作报道，并非条例的预期目的。
法官质疑律政司自打嘴巴
陈政龙表示，运输署2011年提出修例时，向立法会提供一份一览表，列出非登记车主在什么情况下，没有相关书面同意仍可向署方申请，取得车主个人资料，当中包括律师为根据《高等法院规则》对债务人进行讯问。
刘德伟表示，由于政府提出修例最终不了了之，署方当时提供的建议例子一览表对法庭的协助有限。
法官李运腾质疑，如果根据律政司的说法，运输署提供的追债例子亦不属于律政司声称的查册范围内，就会出现矛盾有如“自打嘴巴”。法官又认为，署方自己都会搞错，一般市民不能够正确理解条文系并不奇怪。
法官指本案有点复杂押后颁书面判词
法官提及，本案是首宗因车牌查册被定罪的案件，而记者使用查册系统调查车辆资料，“古往今来都是这样做”，从来未有人指出这样做是违法。
法官又表示，一般市民不会了解立法原意，而相关争议在本案之后才出现，认为蔡玉玲可能以为，她希望了解相关车辆用途，就是与“交通及运输相关”事宜，加上过往一向没有人因而犯法，便进行车牌查册。
陈政龙补充，蔡玉玲作为记者，希望报道有关车辆在路上的用途，她是否能够肯定相关目的“与交通及运输”无关？他又质疑律政司的逻辑有误，如果查册的目的只能用于“交通与运输相关”，而律政司为本案进行查册取得的证书作为呈堂证物，也应该属于违法行为。
法官李运腾形容本案的议题“有啲(点)复杂”，他需时研究，将押后于3个月内，即是不迟于11月28日颁下书面判词。
蔡玉玲冀上诉为新闻自由尽一点力
上诉聆讯结束后，蔡玉玲在高等法院外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案件已经进入上诉及司法程序，她不会评论胜算如何，留待法官裁决。她又表示以平常心面对这次上诉，坚持做自己认为应该做及可以做的事情。
蔡玉玲表示，提出上诉并不是为她自己被定罪，主要是为整件事情的性质，希望透过这次上诉，为香港的新闻业界及新闻自由尽一点力。
蔡玉玲说：“希望由法庭裁决，我们(新闻界)一直行之有效，一个涉及公众知情权及新闻自由的查册工具，究竟在香港的法例当中是否符合法律精神，以及是否可以这么狭义地演绎，车辆登记证明书的使用用途，一刀切地将传媒任何使用车辆登记证明书，那怕是作为报道的调查新闻，或者是一些涉及公众知情权的案件，上次的案件就是一个对(新闻)业界带来负面影响的案例，我自己都希望透过这个上诉案，可以在这件事上面，希望能够为香港的(新闻)业界，或者是新闻自由方面尽一点力。”
希望新闻界失去查册的资料来源
蔡玉玲表示，各类的查册都是新闻报道相当重要的资料来源，其中车牌查册在香港新闻界多年来行之有效，在法庭上亦讲得很清楚，过去几十年来，香港的新闻记者使用车牌查册做了很多有价值，以及有关公众知情权的报道，包括“高官偷步买车”，以及一些不当使用车辆作非法行为的报道，她不希望新闻界失去查册的资料来源。
蔡玉玲说：“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涉及公众利益的，而据我了解就是在我的案例之后，其实业界、即是很多新闻机构，基本上都停止了容让它们的记者去进行查册作报道用途，相信其实都对整个业界、对新闻自由、对公众知情权带来负面的影响，希望今次的上诉案例可以在这方面起到一个作用。”
力所能及为香港人做一些事
蔡玉玲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尼曼奖学金，去年8月前往哈佛大学进修一年，研究独立及调查新闻媒体应如何发展和生存，最近返回香港。有记者问及，这个时候很多人都选择离开香港，为何蔡玉玲选择“反其道而行”回来香港﹖
蔡玉玲回应表示，香港是她的家，她喜爱这个地方，希望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香港人做一些事。
蔡玉玲说：“香港系我屋企(的家)，即是我喜爱呢个地方，我亦都希望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可以为这个地方、为香港人‘做返啲嘢’(做一些事情)。”
蔡玉玲又表示，现在对香港新闻界而言，是一个相当挑战的时候，希望新闻工作者在自己的岗位继续努力。
蔡玉玲说：“我想现在是一个可能对大家(新闻工作者)而言，都是一个很有挑战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还是很努力在做很多事情的，能够同大家一齐继续工作，我是觉得很感恩及恩慰的，希望继续大家在自己的岗位都可以继续努力。”
2021年4月22日蔡玉玲因车牌查册，被裁定两项虚假陈述罪名成立，香港记者协会等8大传媒工会发宣言表示，警方拘捕蔡玉玲是错误的决定，律政司正式检控，是一错再错，法院裁定记者罪名成立，是错上加错，记者进行正常采访工作被判违法，是狠狠地摧毁香港仅余的新闻自由。
今日香港，记者因为履行职能，让涉及公众利益的资讯曝光，竟要负上刑责，是新闻界黑暗的一天、香港蒙羞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