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国际知名品牌因为卷入新疆维吾尔族人权争端而遭中国网友抵制，最近就发生在半导体晶片巨擘英特尔（Intel）和美商零售巨头沃尔玛（Walmart）身上，它们都因为禁用或下架新疆产品，踩到了中国政治雷区而身陷囹圄。分析人士说，外商公司在中国营运的政治风险越来越高，它们的选择不是“风险溢酬”（Risk Premium）付出更高代价，就是改到其他地方分散风险，但如果是涉及到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可能会因此而改变整个全球价值链，更深远的影响可能是美中脱钩恐会更加严重。
新疆问题成为最近西方国家与中国政府的冲突点。美国指责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少数民族实施种族灭绝，并以此理由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中国政府则否认有对新疆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的行为，并称美国近来通过的涉疆法案暴露出美国“以疆制华”的险恶用心。
新年前，美国总统拜登签署《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这是继2020年6月生效的《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之后，美国制定的另一个涉疆法。
就在美国国会压倒性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后，全球最大半导体晶片制造商英特尔宣布加入抵制新疆产品的行列，在其发布给供应商的公开信写道，英特尔必须确保所属供应链不使用任何来自新疆地区的劳工、采购产品或服务。
该消息曝光后惹怒了中国网民，英特尔只好发出声明跟中国客户、合作伙伴和公众致歉。
此后不久，中国网友发现美国零售商沃尔玛同样下架了新疆产品，沃尔玛旗下的会员制商店“山姆会员店”（Sam's Club）的APP也被发现移除了新疆产品，中国网友扬言抵制，“山姆会员店”爆发退会员卡潮。
沃尔玛和山姆会员店的客服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是因为库存不足，拒绝回应是否有其他原因。
政治不确定性增加
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当今在中国的外商因为人权问题而造成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商品被抵制，影响到企业销售额跟利润；第二个是影响声誉，好比之前NBA休士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Daryl Morey）因为在推特发表支持香港示威的言论而遭中国人民反弹，使得NBA在中国转播暂停1年，连带使NBA在美国的声誉也受到非常重大的影响。
第三个影响是增加了外商在当地经营的政治不确定性。沈荣钦说，虽然在任何国家行使商业行为本来就应当遵守当地的法律，可是在中国并不是如此，因为在中国有些抵制是基于民族主义的操弄而成，而非纯粹法律上的考虑。换句话说，很多时候企业遭受抵制是超越法律范围的。
沈荣钦举索尼公司为例，该公司定去年7月7日发表新产品，却因为这个时间点是抗日纪念日“七七事变”，被中国网友认为“辱华”而气炸，纷纷表示要抵制索尼产品，后来索尼还因损及中国国家尊严而被开罚人民币100万元。
沈荣钦说：“当中国的民族主义兴起或者是被操弄之后，对在中国的外商而言，它其实代表政治不确定性，政治不确定性本身是一种风险。”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委在新年前夕刊文警告沃尔玛，下架新疆产品暴露出愚蠢和短视，称其必将“自食恶果”。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中共的表态凸显西方企业在它们最具潜力的市场之一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并说随着全球一些政府加大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指控力度，中国官员正施压外国公司站在中国这一边。
短期政治宣传
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卓忠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要有这么大的良心为了人权议题去抵制中国的相关的产业，甚至放弃中国市场，这种案例其实并不多，毕竟它所面对的是它们的股民、它们的董事上等相关成员，这些人你说他有这么大的一个道德情操，其实并不常见。”
他举例，意大利精品杜嘉班纳（Dolce&Gabbana）在广告中，模特儿用筷子吃披萨和意大利面，因动作表情非常夸张，被中国人民认为有种族歧视而遭抵制，导致杜嘉班纳在中国的市场业绩呈现明显下滑。
另一个例子是瑞典服饰品牌集团H&M去年3月发出声明，不与位于新疆的任何服装制造工厂合作，也不从该地区采购产品或原材料，后来遭到中国网民围剿，关闭了很多实体店面。
卓忠宏表示，这些公司在受到抵制后都很快地发出声明说是一种“文化误判”，希望能够抵销一些来自中国方面的反弹。他说，中国的抵制也是短暂的，只是为了表达外商企业在中国政治面上的错误立场，过一段时间就会慢慢恢复，因为许多外商在中国都已深耕许久，如果中国真的抵制这些外商，也会对自身经济造成损害，所以这是一种短期的政治宣传手段。
中国市场占比是关键
卓忠宏认为，外商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占比，才是它们决定要不要投入新疆人权争端的关键。例如H&M在中国的销售只占5%，其余95%都在其他地方，因此它可以涉入新疆人权议题，以禁用新疆棉表达良心企业的立场和形象。
据沃尔玛的财报显示，沃尔玛中国销售额在2019财年为107.02亿美元，占总营收的2.08%，2020财年中国占总营收2.04%，2021财年也是占2.04%。
英特尔的情况则不相同，2018年至2020年，中国市场是英特尔最大的收入来源，2020年在中国的销售额达200亿美元，占全年总营收的26%。
分析人士说，这可能是英特尔要马上发出道歉声明的原因，如果外商企业在中国的营收占比很大的话，它们自会修正立场，这需要企业自行拿捏与调适。
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在去年一期的《胡佛文摘》（Hoover Digest）专文中表示，在中国的外商企业必须选边站，并说北京的另一个明确目标是希望世界永远依赖中共，透过这种依赖达成其全球性政治目的。
外商陷两难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高举新疆人权大旗之际，外商若要做中国生意，似乎变得要牺牲美国价值观才行。夹在美中两种对立价值观中间做生意的外商，处境也变得更加困难。
曾在中国一知名大企业担任业务总监、现任台湾钜石智库创办人的吴奕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外商现在如坐针毡，它们既无法无视美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压力，也无法无视中国市场和中国《反外国制裁法》的压力，因此陷入两难。
但他认为，像沃尔玛这样想摆脱中国市场的企业将会越来越多，因为如果被迫选边站时，美国毕竟还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主导者。
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分析，企业有两种选择，一是“风险溢酬”付出更多代价，二是“分散风险”。
他说，风险溢酬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苹果执行长库克近来被爆出2016年曾与中国政府签署一份2750亿美元的秘密投资协议，希望通过投资和协助发展中国经济与技术实力，来换取降低苹果在中国发展的阻碍与监管。
不过，沈荣钦说，即便企业付出更高的代价来换取比较宽松的管制，但这个宽松也仅是多一点点的空间而已，并没有办法换取到跟西方一样的自由。
讨好中国不见得有用
他强调：“这并不意味着说，如果今天外商尽量发表迎合中国民族主义的爱国言论，就会获得更多机会。”
他的理由是，多数的消费者会因为品牌、习惯或者性价比等各种因素理性消费，民族主义或占消费决策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即使有些“小粉红”把民族主义当作是很重要的消费决策项目，那么他优先考虑的将会是中国企业；也就是说，即使外商在中国做了很多的慈善、很多有利于中国的举动，但这些特别重视民族主义的消费者还是会把中国国企产品列为优先选项，因此，外商即使想刻意讨好中国，所能获得利益事实上也相当有限。
沈荣钦表示，企业的另一个选择就是分散风险，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如果像沃尔玛这样的零售商到其他地方去分散风险，影响不大；但英特尔这种公司就不同，如果它有意识地去降低使用中国某些类型的产品，改去世界其他地方寻求替代产品的话，它会改变全球价值链，它的影响就不仅是被抵制企业的那个领域，而是可能会延伸到更长远的效果。
沈荣钦说：“那这种效果最严格的情况，可能就是会导致中美脱钩会变得更加严重。”
打击军工复合体
台湾钜石智库创办人吴奕军表示，新疆除了有人权问题的争端外，它还是无人机公司大疆创新、监控系统设备大厂海康威视，以及AI独角兽企业商汤科技等“军工复合体”的“操练场”，它们都把新疆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练兵基地。
他说，商汤科技在去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当天，惨遭美国列入黑名单，禁止美国投资人购买商汤股票，这跟被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的概念不同。如果列入实体清单，代表的是若要跟美国做生意会被断链，但列入黑名单的商汤，美国财政部给出的理由就是因为它协助中共技术侵犯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所以美国也有借着新疆人权议题来打击中国军工复合体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