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解封，正在试图走出陷入的群体阴霾，而方方的《武汉日记》将被翻译成英语和德语，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版。这让作者方方踩进了“地雷阵”。数不胜数的攻击者斥责她“给西方反华势力递刀子”，是“卖国贼”。一时间，“爱国主义”的大旗成为庇护所有攻击者的那张虎皮。
《纽约时报》说，方方的叙事最近遭到狂热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严厉谴责；他们说，日记的英文版出版计划是对政府的诽谤，破坏了武汉的英雄形象。
方方接受财经旗下《财经十一人》采访时说，国内有十几家出版社向她询问出书，“但是后来有人挑动公众对我叫骂，而且谁帮我说话就去围攻谁，从而导致国内没有一家出版社敢出。”
方方变成了支持者的毒药----他们因支持她而“倒霉”；方方又是反对者的护身符----他们只要反对她就是“爱国”，得以在舆论场上所向披靡一阵子；“骂方方成为一门好生意”。
美国汉学家、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白睿文博士(Michael Berry)因为是《武汉日记》英文版的译者，其微博账户“变成了战场”，他受到的人身攻击不堪入目。白教授在推特上说：“确实受到很多的攻击，一部分还相当猛烈……”
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梁艳萍，因为在社交媒体表示支持方方而被该校调查，学校称“将视调查情况进行严肃处理”。据报，梁艳萍3月底在微信上发文，称方方的日记是“真正为人的写作”，是“人性良知的追问”，是“直面人生的实存”，同时也批判攻击方方的网友“可耻之极”。文章被方方在微博上转载，梁艳萍被人向湖北大学举报。
南京书法家钱诗贵公开提议，要雕塑一座方方的跪像放在秦桧的跪像旁边。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朋友痛恨方方不顾民族大义，坚持在国外发行其武汉日记，积极充当西方反华势力急先锋，已经不折不扣沦为了汉奸”。钱诗贵因为此帖的跪像提议，吸粉无数，一跃成为发紫的网红。
太极红人雷雷在互联网上高喊“要拳打方方”。他说：“……趁着方方依然在湖北武汉，依然没离开中国，在此，我号召在武汉的武林同道，请你们拿出你们正义的拳头，去惩罚这个人。”
网友评论说，雷雷的言论已经构成“威胁他人生命，为什么没有被有关部门以寻衅滋事罪加以追究？”
著名时评人长平在给德国之声的撰文中写道：“一个作家因为写作而被‘祖国人民’辱骂，甚至迫害致死，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是专制社会的家常便饭。”
方方曾经说过：“作家面对灾难有责任，记录就是最大的责任。”
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学宋永毅教授对美国之音说，方方日记因为记录了常识，又因为把记录的常识进一步公开化、国际化，触到了政权的痛处，踢到了政权的利益，也损及了政权的颜面， 总之，让政府不痛快，于是，这股“爱国主义”狂热便得以点燃。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说：“中国面临着抵制美国攻击的严峻挑战……这个时候方方日记被美国的出版商加紧出版，散发出来的决不是什么好味道。本来，中国人对这场疫情认识的大场景已经被欧美在疫情中的深度沦陷很大程度上重置了，这会影响很多人对方方日记的态度。”
法律学者、时事评论人汪月辉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爱国主义被做成了套餐，被打了包，地理概念、文化概念和政治概念混为一谈而相互绑架。爱国实则爱党；爱国主义就是不能暴露阴暗面，爱国主义就是不能唱赞歌不积极……爱国主义是一个箩筐，也是一个封口贴；只要当局不喜欢的、而你却认同的，都被判定为破坏了那只爱国主义的箩筐” ，这时，人们只要出面抨击那所谓的破坏者，便一脚跃上了道德的制高点。
多维新闻说：“围绕方方日记及其出版，在中国社会掀起了许久未曾有过的争议 ……；其中的新时代国家主义派，倾向于站在国家角度进行辩护，倾向于理解体制的合理性……《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可算代表；胡锡进认为，面对西方精英人士要求向中国索赔，方方在这个时间点上出版，的确带来了对公众的刺痛；‘小粉红’则因为没有背负历史的负担，因此，认为国家是光明的”，不愿意也不允许别人道出阴暗。
法律学者汪月辉说，爱国主义本是公民的社会素养，不跟政治挂钩；比方说在美国，可以不喜欢任何政治人物，包括特朗普、佩罗西，也可以不喜欢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但是，这些都不妨碍自己是骄傲的美国公民，不妨碍自己热爱美国这个国家。
方方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过：“我要向你们说明的是：我最愿意在国内出版，国内的版税收入应该比国外高很多，我需要这笔钱，为武汉那些拼过命的人做一点事。”
时评人长平在给德国之声的撰文中讲述了一个故事，“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苏联“小粉红”上街游行，高呼口号，要求将他驱逐出境。此前，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不能在俄国出版，辗转到意大利面世。”
长平还提到，中国改开之后的导演“一哥”张艺谋，也因为《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曾被认为展示中国的贫穷、落后和蛮荒中的生命挣扎，迎合西方文化中的东方主义审美趣味。
知名文化学者、作家凌沧洲告诉美国之音：“这样的所谓爱国主义像大戏，有导演，演员，观众，还有龙套，道具，等等。”
凌沧洲说，一场戏导演是核心，导演决定戏的主题和表现手法；演员、龙套和道具都是可以随机替换的；方方的《武汉日记》海外出版引出的“爱国主义”狂潮这场戏，也是同样的运作原理。
法律学者汪月辉说，事实上，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言论只是表象，比方说，用高喊“爱国主义”来对付方方的，看起来众口一调，实则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他说：“我遇到一些公开言论上爱党爱国的精英人士，私下的表态令我吃惊。他们对时政、对政治的看法客观到位，非常清醒，与面上的表现判若两人。他们不糊涂。”
汪月辉说，在这样的爱国狂潮里，除了一部分人或不明真相、或欠缺思考、或受到裹挟之外，许多人其实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虚晃一枪。他们知道谩骂方方可以一本万利，至少不会有害；而支持方方肯定有害；在中国，获取和维护自己权益的唯一做法只能是向权力投降，因为宪法无用，“这点可以在河北省涞水县野三坡五证齐全的别墅群，如今被现任官员否定、要被强拆的故事中得以证明”；方方现象与其说是引发爱国主义浪潮，不如说是有关方面用爱国主义的名头对付他们不喜欢的现象。
长平也说：“‘新中国一起大规模‘文字狱’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逮捕、隔离和停职反省两百多人，清查两千多人，其间的‘罪证’又有多激烈呢，不过是领导和领袖不高兴而已。”
宋永毅说，鲁迅说过，民族性也是一个因素。他说：“当年，钱玄同创办《新青年》时，找到周树人，就是鲁迅约稿。鲁迅说，许多人在一间密闭的铁屋子里昏昏欲睡，现在需要一个人跑进去把他们叫醒，否则他们会昏睡致死；但是，又不能把铁屋子突然完全打开，那样将引起昏昏欲睡者对唤醒者的仇恨，因为他们本来可以没有痛苦地死去……他们倾向于迁怒于启蒙者，而不是憎恨独裁者。”
宋永毅说，文革遇害的遇罗克也只是因为说出了常识，即所有人无论家庭出身如何，都应该享受平等人权。但是，他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在被处决时，数万观众高呼口号，“支持严惩”。
宋永毅说，对于那些希望通过迎合独裁来谋求自保的既得利益者，鲁迅也说过，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是“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既然做稳了奴隶，便不希望启蒙者来“搅局”，“毁掉做稳奴隶的状态”。
凌沧洲说，爱国主义是当局需要的，对于人民则是另外一个故事，“我十分推崇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尤其里面的一句台词----祖国不再是我们的母亲，而是我们的坟墓；善良的人们如同朝露，没有开放就凋谢了。”
知名政治活动人士古懿曾经对美国之音说：“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毒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