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启动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国家的人权记录进行审查。
同日，中国官方报纸《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文章称，中国的发展型人权观比西方民主自由人权观更具包容性。
这篇英语文章援引中国中南大学人权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人权专家毛俊响的话说：
“过去五年来，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成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
这种说法是部分错误的。
过去五年，中国的脱贫攻坚确实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在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方面，过于严厉的封控措施损害了人民的发展权和生存权，中国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斗争不能被视为成功。
错误部分：三年清零政策
2020年初到2022年12月的近三年，中国一直维持着新冠清零政策，这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标志性政策之一。在全国各地爆发抗议活动后，这一严苛的防控政策才成为历史。
清零政策，顾名思义，就是让感染病例尽可能接近于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对所有国民实施了大规模PCR检测、强制隔离、强制住院、密接追踪和全市范围内的快速封锁。
这些措施一开始并没有什么特别出格，因为在疫情初始阶段，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来遏制当时未知的病毒。《柳叶刀传染病》（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医学期刊称，在疫情最初爆发期间，中国“迅速有效地控制了大流行病”，而世界其他地区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死于该病毒。
不过在疫情开始之初，中国政府在与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疫情的信息时也并不完全透明。众人皆知的例子就是后来死于新冠病毒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他在试图告诫其他人不明病毒后遭到了警方的训诫，要求他不得散布谣言。
大多数国家将极其严格的清零政策作为有效疫苗出现之前的暂时手段，然而对于中国来说，这项政策在疫苗出现后仍在持续。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中（Yanzhong Huang）在对国会委员会的作证中表示，清零政策是自上而下实施的，“没有与直接受该政策影响的公民进行任何制度化的谈判”。
突然封锁和强制健康码系统使政府能够随意限制人员的流动性。所有感染者，即使症状非常轻微或没有症状，也会立即被送往指定医院隔离，这通常不符合他们的意愿。
为了证明清零政策的合理性, 政府不得不大肆宣扬新冠病毒的危险，这导致感染者受到广泛的污名化。一些公司曾一度公开拒绝了新冠康复后的求职者。
追踪密接人员给了政府足够的理由来利用大数据来监视公民的一举一动，侵犯人们的隐私和公民自由。媒体后续报道中揭露了地方当局使用强制性健康码来限制维权人士的行动自由。
此外，长期的清零政策也加剧了中国人的心理健康危机。
“持续严格实施清零政策引发了外界对侵犯人权和公民自由的担忧，而且还使人们的整体健康和福祉受到损害。这损害了人们的发展权和生存权，而这是北京政府对于人权的核心定义，”黄延中在证词中说。
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共卫生法暨人权协调中心主任拉里·高斯廷(Larry Gostin)对美国之音（VOA）揭谎频道(Polygraph.info)说，中国的清零政策“远不能称为成功。”
“中国真正地关闭了国门，对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害，同时践踏了公民自由和人权。中国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审查，导致他们几乎不可能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包括对清零政策的不满，”他说。
真实部分：消除极端贫困
2021年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消除了极端贫困。
他在2021年2月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表示，“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中国将农村地区日收入低于2.3美元的人口定义为贫困人口，而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则将国际贫困线定义为低于每天1.90美元。
习近平在2012年上任时制定了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在2022年的一份联合报告中表示，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的成功得益于注重农业生产力增长、逐步实现工业化、加强城镇化建设以及扩大基础设施投资。
2013年，中国启动了精准扶贫计划，为贫困地区提供有针对性的援助项目。
斯坦福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The Stanford Center on China’s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的研究报告称，拥有强生产力的私营企业参与到了扶贫计划中，并从国有银行获得了扩大生产的优惠融资。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过去40年来，中国让8亿人口摆脱了贫困。
（请同时参阅文章的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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