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新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北京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接见。李家超5月8日在一次无竞争对手的选举中获得99%的选票，赢得选举。他将于7月1日正式上任。
李家超升任特首是首次按照去年5月北京在香港实施新选举制度而做出的安排。在被修改后的选举制度下，只有被视为忠于北京的“爱国者”才能参加选举，确保“爱国者治港”。
据官方新华社5月31日发布的习近平与李家超会面的报道，习近平称赞李家超“爱国爱港立场坚定”，并告诉他“中央对你充分肯定，也充分信任。”
习近平称赞香港新选举制度“对于落实‘爱国者治港’、保障香港市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推动形成社会各阶层各界别齐心协力建设香港的良好局面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他说：“这是一套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香港实际、符合香港发展需要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
但是，习近平这段话中对于“一国两制”的说法具有误导性。随着北京违背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对香港作出的一系列承诺，香港的局面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在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作出的“一国两制”承诺下，英国于1997年7月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今年正值香港回归25周年。
上世纪80年代，中英商讨香港前途问题。邓小平当时做出了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现有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50年不变”的承诺。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可在外交和国防以外的一切事务上享有“高度自治”，被允许保留自己的选举、法律、司政、经济和金融等制度。
北京当时对香港“一国两制”的诸多承诺被正式载入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和北京认可并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根据香港政府网站上的介绍，“《基本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文件，它以法律的形式，订明‘ 一国两制 ’、‘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等重要理念，亦订明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各项制度 。”
对于行政长官选举，《基本法》中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
《基本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第一章第五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中英联合声明》中也写道，香港“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
“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声明的第三项中称，“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保障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迁徙、通信、罢工、选择职业和学术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项权利和自由…”
但中国政府逐渐破坏了支撑“一国两制”的基础，尤其是在北京铁拳镇压香港2019年的民主运动之后。
香港修改原有的选举制度，受北京青睐的李家超赢得毫无竞争的特首选举——这仅仅是北京长期破坏“一国两制”过程中的一个新近例子。
“他（李家超）获得了超过99%的选票，但（这些选票）来自一个不到2000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会中充斥着效忠北京的人，”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报道说。“香港740万人口中的大多数在这件事上没有发言权。”
据香港政府网站介绍，今年的特首选举中总共有1428名选举委员会成员投票，唯一的候选人李家超共获得1416张支持票和8张反对票。《华盛顿邮报》（ The Washington Post）报道说，这届1460名成员的选举委员会主要由香港政界人士和企业高管组成。
该报指出，自去年修改后的选举制度“将候选人限制在被视为忠于中国的‘爱国者’群体中”，北京对这一选举委员会的“控制程度更深了”。
2021年5月，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选举改革的修改。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报道说，这一改革“大幅度”降低公众参与选举投票的能力，增加亲北京立法会议员的人数。
新修订的选举法新设立了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举委员会委员、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的候选人资格。
香港基本法教育协会秘书长吴英鹏去年对新华社表示，“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是落实‘爱国者治港’的重要制度保障。”
时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的李家超去年7月发表题为《资审会依法审查候选人资格，落实“爱国者治港”》的文章。他表示，资审会就有关人士是否符合拥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决定。
“资审会在判断过程中可咨询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委），”他写道。
但何为“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
李家超称，新修订的选举法律对“不属‘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行为做了明确规定。其中包括“危害国家安全”、“宣扬或支持‘港独’主张”、“寻求外国政府或组织干预香港特区的事务”、“作出损害或倾向损害香港特区的整体利益的行为”、“侮辱国旗或国徽或区旗或区徽”、“侮辱或贬损国歌或国家主权的任何其他象征和标志”，等等。
但正如诸多国际人权组织、法律专家和国际媒体报道指出的，诸如“危害国家安全”之类的概念模糊宽泛，涉及面可包罗万象，任何行使言论自由权的异议表达都可能被视作“危害国家安全”。
美联社报道说，去年的选举法修订在香港立法会中几乎没有遭到反对，“因为大多数立法会议员基本上都是亲北京的。他们的民主派同僚去年集体辞职，以抗议四名被认为对北京不够忠诚的议员被罢免。”
警察出身的李家超曾担任保安局局长，领导了2019年港府对香港民主派抗议者的严酷镇压，并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在香港的推行和实施。
港版国安法赋予当局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可对持不同政见者扣上“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等罪名。总部位于英国的人权组织国际特赦（Amnesty International）称这部法律“含糊而宽泛，非常危险”，并警告说，“根据它的诸项条款，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被认作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自港版国安法于2020年6月生效以来，已有180多人被捕，三家新闻机构被迫关闭。
国际社会批评中国政府违背其“一国两制”的承诺，作为回应，北京称《中英联合声明》已是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但这一说法也具有误导性。
“事实上，《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份向联合国提交的条约，当中没有关于退出条约的条款，对此中国也从未提出反驳，”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高级研究员威廉·奥弗霍尔特（William Overholt）在他发表于2019年12月的题为《“一国两制”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的报告中写道。
奥弗霍尔特说，北京对《中英联合声明》的否认在法律上没有多大意义，因为香港的《基本法》中包含了《中英联合声明》中规定的几乎相同的承诺。
对于北京明确承认的《基本法》中所列举的各项香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奥弗霍尔特写道： “关闭图书出版商——无论（出版的书籍）有多令人感到尴尬——或取消记者工作签证这些行为无论如何都没法和（《基本法》中公民权益相关的）这些措辞对上号。或者，就这一点而言，也包括拒绝颁发和平示威的许可，就像2019年多次发生的那样。”
《基本法》第二十二条说：“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
然而，北京在2020年4月称，其港澳事务办公室和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不受《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的约束。
这一转变“标志着‘两制’的终结，”香港大学法律学者张达明（Eric Cheung）告诉《华盛顿邮报》。“很明显，他们现在正在把大陆的制度、大陆的监管和法治理念带到这里来。”
（同时请参阅美国之音《揭谎频道》本篇文章的英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