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称赞《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的杰出成就。
拜登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宣布，尊重人权“是我们寻求实现的所有一切的基础”，然后他将注意力转向那些危及“基本自由”的政权。
这包括中国政府在中国西北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侵害——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最近的一份报告对此做了详细说明。
来自其他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和人权活动人士上周呼吁联合国根据这份报告的调查结果采取行动。
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否认了这份报告的合法性，声称西方势力正利用人权问题“祸乱新疆、以疆制华”。
汪文斌在9月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称，“所谓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涉疆报告是美国及一些西方势力一手策划、制造的，完全非法、无效。”
汪文斌将此联合国报告称为“非法”、“无效”、“虚假”的说法是错误的。合法性有问题的是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行为。
这份联合国报告列举了中国作为签署国的多项保护人权的国际条约，同时还强调中国也“受到人权准则的约束”——这些准则构成了“国际习惯法”，具体涉及“生命权和禁止基于种族、宗教或性别的歧视以及宗教自由的权利”。
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在新疆进行了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大规模拘留、酷刑、宗教镇压、强迫劳动和国家支持的绝育手术，等等；部分人权专家认为，北京的上述行为符合联合国对种族灭绝的定义。人权高专办的这份报告使得这一日渐扩充的证据库更具分量。
中国作为一个威权主义国家，政府对新闻媒体的进入、文件的发布和对相关设施的实地访问拥有最终决定权。直言不讳批评政府的人会受到国家的胁迫；对于那些逃亡海外的中国异见人士，他们的家人也在中国国内成为遭威胁的目标。
因此，长期以来，证实有关当局在新疆侵犯人权的指控是一个艰难辛苦、点滴积累的过程。
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在她即将卸任之际于8月31日发布了这份报告。四年前，联合国人权专家就提请世界关注有关中国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为名大规模拘留上百万维吾尔族人的报告。
巴切莱特发布的这份报告在结论中写道，“在更普遍地限制和剥夺个人和集体享有的基本权利的情况下，对维吾尔族和其他人进行任意拘留的程度可能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危害人类罪。”
该结论与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和国际特赦（Amnesty International）等国际人权组织以及维吾尔问题学者、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调查记者和众多智库的独立评估一致。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的这份报告根据中国的官方文件、学术研究材料、卫星图像和其他开源信息得出了上述结论。
报告“特别关注了（中国）政府的官方文件和信息，包括法律、政策、统计数据、法院判决、官方声明和政府公布的白皮书，以及其他一些从公共领域获得的文件…...”报告写道。
人权高专办还深入采访了40个对新疆的情况有“直接和第一手了解”的人。
报告指出，这40名受访者中的其中26人自2016年起被关押在新疆的拘留设施中，40名受访者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之前从未公开发表过言论。
“人权高专办在每一个案例中都评估了这些人的可靠性和可信度，他们所传达信息的真实性，以及该信息与从其他来源获得的信息的一致性，”报告说。
该报告中列举的各项发现证实了多年来记录维吾尔人所受迫害的已有的报道和研究。
例如，报告中写道，“可以合理得出的结论是，至少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设施内存在大规模任意拘留的模式。”
上述结论与大量有关新疆拘留设施的新闻报道和研究所提供的证据一致——比如由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发布的“新疆警察文件”（Xinjiang Police Files）、美国新闻网站BuzzFeed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调查报道、拘留营幸存者的证词、由律师和学者组成的英国独立机构维吾尔法庭（Uyghur Tribunal）的调查结果，等等。
报告中说，在接受联合国高专办采访的曾被关押在拘留营的人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所描述的所受待遇“相当于酷刑和/或其他形式的虐待。”
“关于酷刑或虐待模式的指称，包括强迫医疗和恶劣的拘留条件，以及对于个别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事件的指称，看上去是可信的，”报告写道。
对于上述指控和其他形式严重虐待的指控，拘留营的幸存者们也通过其他独立渠道（包括这里、这里和这里，等等）做出过详细描述。
人权高专办也调查了对维吾尔妇女生育权的控制和新疆自2017年以来不断下降的出生率。报告发现，据官方人口数据显示，新疆地区自2017年以来的总体出生率下降，其“大部分”源于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地区的出生率下降。
上述“不寻常而严峻”的数字也反映在新疆地区对于“绝育和宫内节育器”的推行上。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现，据中国官方数据，“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在2017年和2018年间，这两种方式在该地区都有异常大幅的上升。”
例如，新疆地区的绝育率是每10万人中有243人绝育，而中国总体的绝育率为每10万人中有32.1人绝育。
中国官方则试图将上述现象说成是维吾尔女性“不再是生育机器”的体现。
人权高专办的这份报告指出，据“各种（中国）政府文件”显示，中国政府将“（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频率与‘极端主义’相关联。”
共产主义遇难者纪念基金会研究员郑国恩（Adrian Zenz）已写过大量关于维吾尔人受人权侵害的报告。在他的论文《绝育、宫内节育器和强制节育：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压制维吾尔人出生率的运动》中，郑国恩提供了大量的相关证据。
而北京的反驳方式则是对郑国恩进行人身攻击，称他是试图诋毁中国共产党的“极右翼原教旨主义基督徒”。但多家新闻媒体援引的目击者证实了郑国恩报告中的发现。
同样与早先报道和研究一致的是，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现北京严重限制宗教自由——在中国共产党对“极端主义”的模糊而宽泛的定义下，信仰的表达受到限制和攻击。中国的清真寺和其他宗教场所也遭到大规模破坏。
相比其他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联合国这份报告对新疆强迫劳动问题的描述相对保守。当中指出，中国的劳动力就业计划与包括拘留设施在内的“反极端主义”框架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报告中说，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即在这种情况下，此类项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完全自愿的。”
《纽约时报》和其他众多媒体的报道以及学术研究人员的报告普遍显示，新疆的强迫劳动现象和大规模拘留系统之间存在更加紧密的联系。
在来自北京的巨大压力下，联合国的这份报告差点未能面世。今年5月，巴切莱特对新疆的访问完全只能在北京所设定的条件下进行。
巴切莱特说，她“在访问期间无法与任何目前被拘留的维吾尔族人或他们的家人交谈”，并且“对新疆的全程访问由（中国）政府官员陪同。”
今年7月，有曝光的证据显示，北京曾直接游说巴切莱特放弃这份报告的发布。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讲师詹姆斯·麦克默里（James McMurray）说，有理由相信巴切莱特推迟发布这份“发人深省的报告”是因为担心这份报告“会在她的任期内终止与中国的任何合作”。
人权高专办这份报告在其最终评估中得出结论，新疆发生了“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其原因是“从国际人权准则和标准角度来看存在严重问题的国内‘反恐法律体系’”。
（同时请参阅美国之音《揭谎频道》本篇文章的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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