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学者高文谦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有句古话叫“千夫所指，无疾而终”，中国前总理李鹏生前没有因六四镇压被送上审判台，算他善终；但李鹏之死，死得其时，它对香港的抗议民众提出警示，中共暴力镇压的底线没有变。
他的死也将放大三峡大坝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高文谦对美国之音说：“第一，他死在香港送中运动正处与关键的十字路口之时。这个六四镇压的效应直接影响着中共从邓小平以降：江泽民、胡锦涛，到现在的习近平。这是一种国家的治理模式，即暴力镇压。现在李鹏之死之所以又重提反革命暴乱，就是仍然坚持这种思维，或者说政治底线。对香港来说有一个威慑效应。
最近有关三峡大坝引发的问题引起民众关注。高文谦说： “李鹏除了六四镇压，另一笔账就是三峡大坝。他死得其时，就是又会将这个问题进一步放大，来追究李鹏的责任。”
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孔杰荣(Jerome Alan Cohen)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李鹏在上世纪80年代为发展中国核电项目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李鹏是六四天安门镇压中作为当时中国政府的负责人扮演了屠夫角色。他说：“他站在邓小平一边，跟那些认为严厉军事镇压是应对1989年学生和劳工运动抗议的最佳方式站在一起。这是一个悲剧性错误，它导致屠杀了那么多想要改善中国政治制度的人。这些人不是反革命分子。但他们今天却再次遭到这种指责，他们是被屠杀的，这场屠杀给予中国从此不能复原的声誉，而现在却似乎要在此基础上发展。”
孔杰荣说，李鹏将以一种极具争议的方式载入历史，“这取决于谁写历史”。他说：“可悲的是，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复活了反革命标签，以此努力证明不合理的政策是合理的”。孔杰荣说：“这是严酷和残忍的，导致了不幸的死亡和对求生者可怕的未来。”
2000年8月李鹏在纽约参加联合国世界各国议会联盟会议时，一些天安门受害者在纽约联邦法院对李鹏提出民事诉讼，指控他在1989年参预杀人、非法拘留、酷刑和其他暴力行为，并要求得到赔偿。
当年组织这次诉讼的中国人权将诉状送到了美国国务院派遣保卫李鹏的保镖手里，中国人权前主席刘青表示，虽然未能将这一诉讼进行下去，但这一举动对李鹏及其他中共高官的威慑作用还是显现出来了。
刘青说：“就是借助了国际法律体系使迫害者离开大陆时心里有所畏惧。所以他们后来不管什么信件，那是一概撒腿就跑，一概赶紧躲开，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好保镖也好，凡是碰到这种情况就把场面封锁住，让被追究的人赶紧逃走，往往都是很狼狈的。”
刘青认为，中共评价李鹏重提反革命暴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为了保党、保自己的独裁地位，要对大陆社会进行严厉镇压。他说：“他要把六四血腥镇压坚持到底，以此震慑中国社会。中共高层全知道六四是犯罪，都想淡化这件事。但是习近平不想淡化，他要把反革命定性再次重新提出，其重要目的就是震慑大陆社会，为今后出现这种苗头就镇压制造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