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去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该文件提到了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这七个方面的问题,之后被误传为中共要求大学不对学生讲这七个话题,也就是俗称的“七不讲”。前中国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忠最早在新浪微博公开了“七不讲”的内容。然而,“七不讲”很快就被列为网上的敏感词而遭到封杀。实际上,这个被误传的“七不讲”指的是中共中央《九号文件》。最近,中国一位知名媒体人被警方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罪名刑拘。据称,被泄露的国家秘密就是这份《九号文件》。
从4月27号开始,中国的网络社交平台上就传出享誉国际新闻界的知名记者高瑜失踪的消息。第二天,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分析了高瑜失踪的几种可能性,其中一种可能就是“也许她目前就在政府某一部门的监控之下”。
高瑜的下落不幸让鲍彤先生言中了。5月8号,中国央视披露了高瑜已被警方刑事拘留的消息。报道称,2013年6月,高瑜通过他人获得一份机密文件的复印件,将内容逐字录入成电子版保存,随后将该电子版通过互联网提供给某境外网站负责人。该网站将文件进行了全文刊登,引发多家网站转载。报道还称,高瑜说自己的泄密行为危害了国家利益,触犯了国家法律,对此深表忏悔,并表示甘愿接受法律惩处。
据海外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高瑜被指控泄露的国家秘密指的就是中共的《九号文件》,该文件证明了“七不讲”,而那个所谓的境外网站则是指总部设在纽约的明镜出版集团。
事实上,明镜出版集团所办的《明镜月刊》在其去年9月号期刊上的确刊登过《九号文件》全文。可是,明镜新闻网编辑部负责人说,中共的指控和海外媒体的相关报道都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是早在2013年6月前,明镜就已获得了这份文件,而且来自中共中央宣传系统高层。
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在VOA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也证实,明镜早已从其他渠道获得《九号文件》,而且该文件恰恰证明了并没有“七不讲”的提法。何频还指出:这份文件既没有标明保密等级,也没有包括任何军事机密或经济机密,里面只是充满着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
最先在网上披露“七不讲”、由于抨击中国大陆政治制度和参与维权活动而被华东政法大学解聘的法学博士张雪忠,在网上撰文称:如果高瑜一案涉及的所谓国家秘密指的就是中共中央九号文件,那么,高瑜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因为一个政党的文件不应视为国家秘密,即使是党员也没有保密的法律义务,更何况非党员公民。
高瑜一案由于没有遵循正常的司法程序而令人疑窦丛生,明镜集团总裁何频认为,高瑜在央视认罪不足为信,因为中共做事毫无底线,因此不能排除当局采取任何手段来迫使高瑜认罪。
政治观察人士指出,如果说北京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为什么没有拘捕最早提供了《九号文件》的人?为什么这么一个简单的案子,拖到现在才处理?要知道,中共没有停止过监控高瑜,包括其电邮、电脑,甚至包括其外出买菜、见朋友。其实,北京市公安局的目的,是利用这个事件,来阻吓六四事件25周年的纪念活动。
八九民运参与者、自由作家刘水发推称:“央视‘认罪’审判,是历次政治运动中游街示众的翻版。催辱当事人的肉体、精神和人格,兼具污名化。央视示众更为恶劣,特意选择在观众众多的新闻频道播放,观众数以亿计,远比街头示众传播广,这等同于犯罪。”
积极参加过茉莉花行动的异议人士丁矛说:“让一个70岁的母亲在电视上画押,亦相当于绑着一个少女游街示众,让亿万观众看这种未经司法程序调查的所谓真相,这是邪恶体制和集团对人类的强奸!”
然而,毛左派人士则称高瑜背后有“炎黄春秋帮”的支持,说她与胡耀邦的家人过从甚密,属于反毛帮、宪政帮的成员。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经历了三次牢狱之灾的高瑜其人。
高瑜八十年代曾担任中新社记者,1988年被调到《经济学周报》担任副总编辑。六四事件期间,《经济学周报》积极报道北京的民主运动,高瑜采写的“严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被认为是《经济学周报》被停刊的直接原因。
1989年6月3号早上,高瑜在上班途中遭到北京安全局绑架。6月30号,时任北京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声称《经济学周报》发表的“严温对话”是为了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以便为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
1990年8月,高瑜从秦城监狱获释。1993年10月2号,高瑜再次被捕,但她的拘留证上并未写明她的罪名。尽管如此,1年之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是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高瑜有期徒刑6年。1999年2月,高瑜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获释。
重获自由后,高瑜继续为香港和海外媒体撰写大量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动向的文章,许多文章的批评矛头直指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例如,高瑜去年10月在纽约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发言时说:“习近平正在让我们同时品尝毛泽东建设共产主义的30年和邓小平建成权贵资本主义的30年的两种苦果”。
难怪中共当局会把高瑜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
高瑜曾两度荣获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此外,她还多次获得其他国际大奖。
2006年10月,高瑜在纽约第二次接受“新闻勇气奖”时发表了一篇十分精彩的答谢致辞。
我们就用这篇获奖感言中的最后一段话结束这期的火墙内外。
“今天让我想起中国报业鉅子、新闻独立的先驱史量才先生的话,‘你有枪,我有笔。’史量才先生1934年被国民党政府的特务枪杀在杭州西子湖畔。六四之后,我也一直处于‘你有枪,我有笔。’的境遇,这也是历史对我的选择。”
从4月27号开始,中国的网络社交平台上就传出享誉国际新闻界的知名记者高瑜失踪的消息。第二天,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分析了高瑜失踪的几种可能性,其中一种可能就是“也许她目前就在政府某一部门的监控之下”。
高瑜的下落不幸让鲍彤先生言中了。5月8号,中国央视披露了高瑜已被警方刑事拘留的消息。报道称,2013年6月,高瑜通过他人获得一份机密文件的复印件,将内容逐字录入成电子版保存,随后将该电子版通过互联网提供给某境外网站负责人。该网站将文件进行了全文刊登,引发多家网站转载。报道还称,高瑜说自己的泄密行为危害了国家利益,触犯了国家法律,对此深表忏悔,并表示甘愿接受法律惩处。
据海外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高瑜被指控泄露的国家秘密指的就是中共的《九号文件》,该文件证明了“七不讲”,而那个所谓的境外网站则是指总部设在纽约的明镜出版集团。
事实上,明镜出版集团所办的《明镜月刊》在其去年9月号期刊上的确刊登过《九号文件》全文。可是,明镜新闻网编辑部负责人说,中共的指控和海外媒体的相关报道都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是早在2013年6月前,明镜就已获得了这份文件,而且来自中共中央宣传系统高层。
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在VOA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也证实,明镜早已从其他渠道获得《九号文件》,而且该文件恰恰证明了并没有“七不讲”的提法。何频还指出:这份文件既没有标明保密等级,也没有包括任何军事机密或经济机密,里面只是充满着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
最先在网上披露“七不讲”、由于抨击中国大陆政治制度和参与维权活动而被华东政法大学解聘的法学博士张雪忠,在网上撰文称:如果高瑜一案涉及的所谓国家秘密指的就是中共中央九号文件,那么,高瑜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因为一个政党的文件不应视为国家秘密,即使是党员也没有保密的法律义务,更何况非党员公民。
高瑜一案由于没有遵循正常的司法程序而令人疑窦丛生,明镜集团总裁何频认为,高瑜在央视认罪不足为信,因为中共做事毫无底线,因此不能排除当局采取任何手段来迫使高瑜认罪。
政治观察人士指出,如果说北京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为什么没有拘捕最早提供了《九号文件》的人?为什么这么一个简单的案子,拖到现在才处理?要知道,中共没有停止过监控高瑜,包括其电邮、电脑,甚至包括其外出买菜、见朋友。其实,北京市公安局的目的,是利用这个事件,来阻吓六四事件25周年的纪念活动。
八九民运参与者、自由作家刘水发推称:“央视‘认罪’审判,是历次政治运动中游街示众的翻版。催辱当事人的肉体、精神和人格,兼具污名化。央视示众更为恶劣,特意选择在观众众多的新闻频道播放,观众数以亿计,远比街头示众传播广,这等同于犯罪。”
积极参加过茉莉花行动的异议人士丁矛说:“让一个70岁的母亲在电视上画押,亦相当于绑着一个少女游街示众,让亿万观众看这种未经司法程序调查的所谓真相,这是邪恶体制和集团对人类的强奸!”
然而,毛左派人士则称高瑜背后有“炎黄春秋帮”的支持,说她与胡耀邦的家人过从甚密,属于反毛帮、宪政帮的成员。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经历了三次牢狱之灾的高瑜其人。
高瑜八十年代曾担任中新社记者,1988年被调到《经济学周报》担任副总编辑。六四事件期间,《经济学周报》积极报道北京的民主运动,高瑜采写的“严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被认为是《经济学周报》被停刊的直接原因。
1989年6月3号早上,高瑜在上班途中遭到北京安全局绑架。6月30号,时任北京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声称《经济学周报》发表的“严温对话”是为了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以便为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
1990年8月,高瑜从秦城监狱获释。1993年10月2号,高瑜再次被捕,但她的拘留证上并未写明她的罪名。尽管如此,1年之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是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高瑜有期徒刑6年。1999年2月,高瑜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获释。
重获自由后,高瑜继续为香港和海外媒体撰写大量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动向的文章,许多文章的批评矛头直指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例如,高瑜去年10月在纽约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发言时说:“习近平正在让我们同时品尝毛泽东建设共产主义的30年和邓小平建成权贵资本主义的30年的两种苦果”。
难怪中共当局会把高瑜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
高瑜曾两度荣获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此外,她还多次获得其他国际大奖。
2006年10月,高瑜在纽约第二次接受“新闻勇气奖”时发表了一篇十分精彩的答谢致辞。
我们就用这篇获奖感言中的最后一段话结束这期的火墙内外。
“今天让我想起中国报业鉅子、新闻独立的先驱史量才先生的话,‘你有枪,我有笔。’史量才先生1934年被国民党政府的特务枪杀在杭州西子湖畔。六四之后,我也一直处于‘你有枪,我有笔。’的境遇,这也是历史对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