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底的一天，流亡泰国的中国异见人士姜野飞在栖居的阁楼里做了一个噩梦。醒来后他对妻子楚玲说：“我梦见我被移民警抓了，给我遣返了。”
尽管曼谷酷热难耐，楚玲回忆说：“我当时就觉得浑身发冷，汗毛都立起来了。”
彼时，姜野飞已经流亡泰国七年，除了从事民主活动外，还经常画一些讽刺中共政权，特别是习近平的时政漫画。
楚玲为此很担心，几次提醒他要小心，“我说泰国军政府和中共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如果想来泰国绑架你是很容易的，你走到大街上，可能人家给你摁到汽车里，就给你拉回去了。”
可是姜野飞说：“男人的事，女人别插手。”
两天后，姜野飞被泰国警方抓走，理由是违反泰国移民法，尽管当时他已经持有联合国难民署签发的难民身份。
“我一听就知道是中共想抓他，很清醒的感觉，” 楚玲说。
两个多星期后的一个凌晨，姜野飞和另外四名中国人被遣返。他很快被安排上央视认罪，之后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组织他人偷越国家边境罪”被正式逮捕，羁押至今，尚未审判。
楚玲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下流亡加拿大，终日以泪洗面。她害怕接触生人，碰到手机上陌生的号码也不敢接，过着家、英文学校、教会三点一线的生活。
即便来到自由的土地，恐惧依然缠绕着她。
“我害怕有一天也被人间消失”
同样在惊恐中过活的还有谷书花和她18岁的女儿。谷书花的丈夫董广平原是河南郑州的一名公安，因为纪念“六四”失去工作，入狱三年，后逃亡泰国。
两年多前的那个下午，他和姜野飞一道在曼谷街头被抓，一道被遣返，如今一道被关在重庆第二看守所。
谷书花告诉美国之音，从2016年11月起，一个自称在柬埔寨的中国人先后给她打过不下十多个电话，说董广平的案子很严重，要她带着女儿回国。
“他说，重庆官方数一数二的人物让我跟你联系。当局想让你们做一个政治案件的典范。如果你们放弃加拿大身份，董广平可以轻判。你要是不回去，董广平会判得很重。你们可能一辈子也见不着面了，”谷书花回忆说。
她还说，那名男子在电话中放了一段十几秒的审讯录音，其中有董广平的声音。
谷书花决心，绝不听从这名男子的话，“中共能让董广平人间蒸发，我怎么能相信他呢？”
母女二人在加拿大深居简出，不敢住在偏远的郊区，不敢晚上出门，时时为生命安全担心。
“我害怕有一天也被人间消失，把我们弄回中国，受酷刑折磨，没有他们想不出的招儿,” 她说。
土生土长的澳洲人也染上恐惧病
初来乍到的人在恐惧，恐惧也深深植根于一些在异国生活多年的华人。
旅居澳大利亚的华裔作家齐家贞说，1987年，46岁的她到澳洲时，心中还怀着在大陆时的恐惧。
那种恐惧源自10岁时看镇反杀人，源自20岁时偷越国境到美国留学未果，以“反革命叛国投敌集团罪”坐牢十年。
“中共对海外华人，那些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人进行着长期迫害，” 齐家贞对美国之音说。
她说，在她个人身上，这样的例子就不胜枚举。有一年，流亡美国的人权活动家吴弘达到澳大利亚出席活动。她们全家请他在墨尔本唐人吃饭。餐馆里坐着三个黑衣人也在吃饭，但余光一直盯着他们。他们吃完饭走出来，那三个人也尾随而来。
吴弘达2016年在加勒比海度假时，离奇溺水身亡，一些人仍对他的死因存有疑问。
这类事情经历多了，齐家贞说，她的先生伊恩也变得不一样起来，“他比我还要神经过敏，比我还要担忧。”
每次齐家贞外出旅行，特别是到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这样的地方，伊恩都会非常焦虑，只要24小时没有她的消息，就怀疑她被人绑架了。
“一个地地道道、在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人，从来没有在政治上感觉过恐惧，也被我这样的经历传染上了恐惧病。” 齐家贞说。
红通背后的政治动机
这些恐惧并非杞人忧天。当下，北京正在全球范围内加紧行动，设法让那些被他们视作贪腐或危及政权的华人回到中国，不论这些人身居何处，持哪国护照。他们中有商业大鳄、前中共官员、异议人士、活动人士。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不久，宣布将反腐运动扩展至海外。当局说，这个名叫“天网”或“猎狐行动”的运动是为打击外逃贪官。
据中国公安部统计，“猎狐行动”开展五年来，已经将世界各地3000多名经济犯罪嫌疑人遣返回国。 但是人权组织和西方情报官员说，经济犯罪常被中国当局用做借口，掩盖背后真实的政治动机。
旅居多伦多的谢卫东头顶上悬着一张中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告。在中国时，他当过律师，后来成为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 因为对中国司法系统彻底失望，谢卫东下了海，创办法律咨询网站，并于2014年和妻子移民海外。中国当局以腐败为名对他展开旷日持久的调查，希望将他带回中国。
去年12月23日凌晨两点左右，谢卫东家突然门铃大作。等他起身应门时，敲门的人却以不见踪影。那天后半夜，他久久不能入睡。
“我们非常害怕，”他对加拿大《环球邮报》说，“他们的目的是恐吓我，或者绑架我，把我强制带回中国。”
“失踪人民共和国”延伸至海外
“我们不用‘绑架’这个词，我们倾向于说‘强迫失踪’，”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对美国之音说。
她说，“强迫失踪”指的是政府代理人或官员将人拘押，之后拒绝承认，或者拒绝说出此人身在何处。这是一种由政府犯下的侵害人权行为。
在中国境内，政治异议人士被“强迫失踪”的事件层出不穷，现在这种做法被扩展至全球，连民主国家也不能幸免。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3月发表的深度报道《那些失踪者》指出，在美国的盟友国家中，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活动看来最为明显。报道援引多名美国前高级情报官员的话说，在澳大利亚发生的疑似绑架案例已经趋近两位数。多起案例都涉及被失踪者遭殴打、被下药，之后被拽上开往中国的轮船。
澳大利亚一名前情报官员对该杂志说，还有一些人被中国特工扣押在当地，用胁迫手段要求他们自愿回国。
“谈到这类‘自愿’回国的案例，我们都必须质疑这些行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自愿的，”理查森说，“我们知道中国当局会采取胁迫手段，有些是非法手段。”
动用亲友不打草惊蛇
一种担忧开始在美国情报界蔓延：中国政府策划或默许的“绑架”行动已经来到美国。
一名前高级情报官员对《外交政策》说，大约五年前，美国情报官员开始留意到一个模式：旅居美国的中国人也在失踪。 有证据显示这些失踪者是在胁迫下离开美国的。有人在他们的学校或住所附近看到中国情报特工出没。
“人权观察”的理查森说，很多时候，这类案子很难界定，其中可能涉及移民问题。不过一个令人担忧的事态是，中国当局设法在完全不惊动执法部门的情况下，向这些住在美国的中国人施压，让他们回国，比如派家人或朋友到海外来游说他们。
她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家人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受胁迫的。这些人持旅游签证到其他国家来，为中国政府做事。”
动用嫌犯亲友是中国当局规避外国法律的一种手段，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执行总监詹宁斯（Peter Jennings）对加拿大《环球邮报》说，因为一国警方在另一个国家秘密开展执法行动显然是违法行为，但如果当局通过非正式工作人员从事此类行为，则很难进行制裁。
“美国司法部不会允许美国成为犯罪分子的避风港，”司法部的一名发言人在一则书面声明中说，“如果存在犯罪证据，司法部将协助他国执法，但是不会接受另一国在我国国土上进行单边执法活动。”
“人权观察”的理查森说，中国在海外开展的这些活动对西方国家构成重大风险。这些国家的执法部门必须真正明白这些问题，投入资源加以应对，这样才能在移民社区中树立信任。
她说：“如果有人再碰到凌晨两点陌生人来敲门，他们拿起电话报警，警察不会说，‘哦，这是我听到的最荒唐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