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的南加州青年特雷弗·克莱因(Trevor Klein) 出现在当地华人社区的视线中是去年11月。他在那个月上旬发起了“自由中国运动”(Free China Movement)，这是一个倡导民主的活动组织，支持香港抗议，也支持中国民主化和台湾获得认可。随后，他在岁末之前组织了数场有华人参与的声援香港活动。现在，武汉风云突变疫情乍起，他随即投身于悼念李文亮的活动中。
2月13日(星期四)，18岁的特雷弗在尔湾加州大学的校园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雨舟的专访。身高1米96的特雷弗仍然留着栗色寸头，浅紫衬衣外罩着一件蓝灰色圆领粗线针织衫。他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他几天前刚离开台湾回到美国，正在准备星期六在洛杉矶的好莱坞星光大道上为李文亮医生举办烛光悼念活动。应记者要求，他分享了对中、港、台相关政治热情的缘起和自己的理性思考。
美国之音记者雨舟(以下简称记者)：您对中国和香港的兴趣是怎么来的？
特雷弗：一切从香港开始。我一直对经济有兴趣，这也是我们一家经常讨论的话题，其实总体来说是政治和经济。2018年5月，我参加了学校组织到台湾和香港的参观活动。我一直听说香港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楷模，听到一些关于香港的有趣故事。所以是想从经济的角度见识一下。我们先到了台湾，发现那里无法回避中国问题。事实上，目前，中国问题是台湾政治中逃不掉的题目。所以，从那里我开始有兴趣了解。而到了香港之后，我当时对香港的各种政治运动并不了解。我和导游聊天，问他香港人对中国政府的看法，他跟我讲了雨伞运动。我自己进行了一些搜索，有了一些了解，但是没有很认真，生活继续往前走了。感觉就是香港人蛮酷的，我支持他们那么做。2018年时，香港基本平静，没有什么大的政治动静。
进入2019年之后，尤其6月份香港发生了大游行。事实上，我一直在给校报写文章，所以想为香港写点什么。这时，学校放假了，我也从高中毕业了，无法再给校报写文章。但我还是打算要写，而且要写篇比较长的文章来支持香港。香港是个复杂的问题，我首先需要在这方面自学。补充一下，我给校报写文章时不仅仅写新闻性的报道，也写社论、分析之类的。
我父亲是从事金融的，很关注中国的经济。他认为中国债务太多，有经济泡沫。他也想去看看，于是对我说，我们一起到中国大陆走一趟，也顺路去香港，这样你可以继续研究香港问题，可以见一些当地的人，诸如此类吧。这是第二次到香港。
去香港的路上，我想到其实可以拍摄和制作一个短视频来展示香港发生的事情，也表达我自己的看法，而不需要通过写文章来做到。也许这会让更多人更容易看到。人们更愿意看视频，而不是阅读一篇十页长的论文。到了香港之后，我很受感染，立刻变得十分投入，产生了热情。我参加了一些游行活动，把原来写长文章的计划变成了制作一部完整的纪录片。现在，包括我自己在内总共有三个人在制作这部片子。我打算在这个春天发布。
记者：香港是政治、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您怎么看这三者的关系？美国政治或者说西方民主政治的亮点是什么？
特雷弗：如果看看美国政治，首先从我们的媒体报道开始。拿总统选举来说吧，我们讨论希拉里的电邮，也讨论特朗普的电邮，还有他的报税记录、他与俄罗斯的关系，对他的弹劾等等。这都是我们的政治可以做、也应该做的，也是人们会特别关注的。监督政府和政治人物是公民的职责，更是政治反对派的工作。这应该是民主政治的亮点。
不过，我们也面临新的问题。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政治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可分割。而现在已经有人在谈论把晶片植入人类的身体了。但是，我看到，即便在美国，大家都没有足够重视个人隐私遭到侵害的事实。我经常想，我们这里何时会有人来监督政府对我们生活的干预？斯诺登事件就让我们看到，政府如何入侵我们的隐私权。但是，即便现在，即便在美国，也没有谁在为我们的这类自由而奋斗，没有谁与政府的阴暗面角力。我们应该牢记，政府有能力做到压迫人民和毁掉人民的生活。
记者：您为什么与香港有共鸣？为什么对中国的政治感到担忧？
特雷弗：在香港，人民信奉的正是美国曾经拥有的价值观和启蒙思想，而且他们是真心相信。他们1月份举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游行之后，有人引用了美国18世纪推动独立运动的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当年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我相信，美国20岁左右的年轻人多数都不见得读过《常识》。所以，我认为，香港人确实崇尚自由。尤其他们面对的是中共这样的强权政府。美国从1776年之后便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可能已经忘记自己来自何处。当然，我们需要客观地看问题。美国拥有优良价值观，也有一些问题。比方说托马斯·杰弗逊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他也蓄过奴，是有缺点的。但是，他的著作，还有他提出的观点都令人折服。我们需要从托马斯·杰弗逊那里，从马丁·路德·金那里，还有其他伟大人物那里提取好的成分，来体现自由和其它我们想拥抱的美国价值观。
中共是对自由和当今世界的最大威胁。你也看到，这种威胁不仅是在中国，在香港同时还针对台湾。刚才我也说到了，台湾政治中最大的政治就是中共的角色。
而在美国，甚至有的美国高中也都在沦陷。由于中国资金进入学校，人们担心失去中国的金援而开始有意识地选择噤声和回避本应该关注的事情。
我要说的是，美国如果会因为一个万里之外的另一个政府而放弃我们珍惜的言论自由，这实在是荒唐。看到中国之外的地方受到中共这样的威胁，这唤醒了我。如果一个强权政府仅仅奴役一部分人，那么它迟早会崩溃；但是，当它在世界扩大影响力、让全世界都感到害怕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危险的时刻。
无论我来自世界哪个角落，我都相信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到自由，而且应该为此而奋斗。我之所以特别为中国感到担忧，是因为它不仅威胁自己人也威胁到别人。而且，我看到，中国大陆没有香港那样的抵制。所以，我特别感谢香港人的反抗。他们用最有利的方式把甚至美国人如今都忘记的价值观激活了。此前，21世纪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纯粹为自由而战的革命。在我的一生中，这很可能是一场最伟大的事件。
记者：您的父母对您的选择有怎样的影响？
特雷弗：我的母亲来自伊朗，事实上是逃离了伊朗，现在也回不去。她1979年来美国过暑假，伊朗革命、政局变化打乱了她的计划。她在伊朗的家园被暴政夺走，她再也没有回去过。母亲虽然并不热衷于政治，但是，心中始终是相信和追求自由与人权的。同样的想法也一直在我的内心存在。我的父亲喜欢回望历史，总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也了解我们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现实。比方说，他总是回头看过去五年发生的事情，思考某种形势或者问题的来龙去脉，也会试图学习400年前或者一千年前的人。他会阅读从前的人写出的作品，并研究它们。我也同样喜欢阅读历史。
如果我们回望人类历史上的独裁的话，你基本会看到相似的轨迹，看到他们如何升起和如何倒下。如果不学习这些的话，是很难推倒中共独裁的。
当然，中共还没有倒下也是有原因的。你记得看见过中国大陆无处不在的起重机吗？知道中国的经济长期以来高速发展吗？其实这是超现实主义的，因为政府人为刺激经济，一直往那个机制里砸钱。如果你到其他高速发展的国家去看看，会发现情况不是这样。而我们知道，完全由政府控制的经济是不可能长盛不衰的，总有一天会垮掉。我虽然不知道会在哪一天，因为他们是操控能手，但最终你会看到中国经济缓下来。这将严重损害到中共的地位。
记者：您认为要帮助中国民众获得自由，什么是关键因素？
特雷弗：说到如何让中国自由，我认为，资讯是最重要的，比武器更重要。我们要让人们愿意拿起枪为自由而战，必须要有思想。关键还是资讯流通，我们需要冲破防火墙，让墙内人能够接触到信息和思想。事实上，中国大陆还是有很多可看读物的，火苗也是有的。比方说李文亮医生逝世后，很多人在微博发文倡导言论自由。
我认为，中国和过去的任何专制社会，比方说前苏联等都不一样。中国政府利用现代的科技体系实行无所不在的控制，天网系统的几亿摄像头、人脸识别、网路实名制、购票实名制、社会信用等级制，等等。
此前，美国一直没有看到中共可能产生的危害，没有看到它和前苏联的同类关系。看看现在的华为吧。假设前苏联时期有同样的技术，如果克格勃向里根总统提出，愿意用极低的价格为美国建造网络，里根表示同意，你能想象吗？现在，美国居然就徘徊在是否点头同意的十字路口。这点上，我十分赞同特朗普总统的立场。不得不说，他当选上任后，我对他的看法越来越好了，而我从不把自己定义为自由派或者保守派。
如果从这方面看美国2020年大选，我认为在特朗普之外的其他人选中，布隆伯格将是最大的灾难。布隆伯格说过，他认为我们不应该碰香港。根据他现在的言论，我敢肯定，如果他当选的话，肯定会让华为进入美国。如果我们让华为进入美国，让中共进入我们的头脑，他们将永远也不会离开。
记者：您周围的同龄人怎么看您触碰香港问题？
特雷弗：他们都支持香港追求自由，但是他们也为我担心。我有的时候也想低调一些，但是，我意识到，我不愿意生活在一个中共可以控制的世界上—--他们不仅控制自己国家人民的生活，也想控制其他国家民众的生活。如果我生活在美国都会因为批评中共而面临风险的话，那么，我需要担心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我个人的安危了。
如果我现在不发声，而中共在某一天事实上掌控世界的话，他们将得以凌驾于所有人之上。过去这些年，他们渗透到了我们的社会和学校，在我们这里建媒体、开智库和办学校，试图影响我们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加州大学，等等。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并有所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