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国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了九年的外籍助理教授比约恩·亚历山大·杜本博士(Björn Alexander Düben)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后被神秘解职并被要求两周内离开中国。此事所显露的中共严格的言论控制、法律合约的随意性及日益封闭的言论环境使很多人感到担忧。
这是"上面"的指示，没有商量的余地
杜本是德国公民，现在已经回到了德国。他去中国工作之前曾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安全研究、外交和情报研究。他拥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和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
在美国之音发表于5月11日的深度报道《习近平访欧结束成果几何？》中，杜本博士发表了“在美国与欧盟之间打入一个楔子毫无疑问是北京的长期基本目标之一，也可能是习近平亲自出访的原因之一”、“法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任何潜在分歧都不应该被夸大。‘习近平的行程上有趣地遗漏了布鲁塞尔，他很可能故意忽略了这一点，虽然马克龙邀请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前往巴黎参加了（与习近平的）会谈。’”等五组意见。
据杜本对美国之音讲述，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他突然收到所在学院国际秘书的微信问询，秘书指出，“众所周知，高校必须对国内外媒体任何形式的采访负责"。5月15日清晨，正在准备当天的两场讲座的杜本得到通知，因为“无可用的教室"，他当日的讲座暂停。半小时后一位同事通知杜本，他的所有讲座和课程教学都被无限期取消，即刻生效，他在吉林大学的工作也将被终止。同事说，这“是由不详的上级主管部门做出的决定”。
杜本持有有效期至2033年的中国高层次外国人才签证（R-Visa），但该同事指出，该签证将被取消，并转换为"人道主义"签证，只能让他在中国再逗留两周。该同事给杜本两个选择：第一个比较"友好"的选择是，亲自向吉林大学递交辞职信；另一种比较"难看"的选择是接受某种纪律调查或法庭审判。“这也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我被解雇，”杜本说。
谈话结束后，学院的党委书记和一位行政人员出现，非常简短地确认了该同事通知的内容，并敦促杜本于次日递交正式辞职信。“虽然我并没有主动辞职的打算，但我担心对解聘提出异议，实际上是在与中国当局‘找茬’，这样的选择风险太大，而且无论如何都只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因此我放弃了。”杜本对美国之音回忆道。
在杜本第二日递交辞职信后，鉴于其"合作态度"，管理人员通知其签证无需转为人道主义签证，但其本人必须在5月30日之前离开中国，并且如果他今后试图再进入中国，会被拒绝入境。该管理员明确表示，这是"上面"的指示，没有商量的余地。
涉及“一号首长”的舆情引发反制
事实上，这不是杜本博士第一次在媒体发表意见。作为一名国际关系研究者，他的研究成果不时发表于路透社（Reuters）、《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外交家》（The Diplomat）和英国皇家联合研究所(the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RUSI)等媒体平台，然而此前的议论和主张从未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
“涉及习的情况本身就带有政治敏感性，加上不同消息源同时反馈上级，会令事态显得更加具有政治敏感度，”对于是否与习有关的评论都会引发严重后果，出逃澳大利亚的前中国公安部政治保卫局特工Eric对美国之音分析道，“你们的报道出来后，凡是看到的人，比如中国媒体驻外记者，比如外派特务……或其他官员、职员等，都有可能向上级领导反馈这一涉及一号首长的舆情。不同的线同一时间反馈这一信息，上级部门的高层领导就会认为事态严重，并启动反制，比如决定将文中这位驱逐出境。”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中国大陆学者在外媒的发声都会受到惩罚。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明昊教授也于同篇报道中发表了意见，比如他说“中国调解乌克兰危机的努力似乎在欧洲方面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但分析人士指出，赵的意见符合中共口径，因此没有危险甚至值得鼓励。
杜本的哪句话触发了中国的愤怒？
杜本相信，在收到美国之音文章的通知后，当局可能会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也可能会对我以前发表的一些学术论文感到不满，因此我认为美国之音文章可能是我被解聘的导火索，而不是原因。”
然而前中共特工Eric不这么认为，他向美国之音指出，“单从个人角度，我认为涉及俄乌战争的言论更容易惹恼当局。”
杜本在文中评论俄乌战争：“长期以来，俄罗斯基本弹药短缺，但现在许多供应漏洞已被堵住”、“俄罗斯目前最需要的零部件是中国能够提供但难以追踪的特定军民两用零部件”。
前中共特工Eric指出，其它关于动机等的评论，只是评论，但杜本提到的俄罗斯物资短缺的漏洞被难以追查的中国军民两用产品堵住，这涉及到事实认定。“如果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政府会认为这是栽赃抹黑，被冤枉的怒气很容易导致报复。如果事实确实如此，一个普通助理教授为何能得出这一结论？如果没有间谍因素，那就是通过公开信息分析得到，这也会让杜本成为当局眼中的危险分子，“Eric道。
解雇没有法律依据
杜本的聘任合同中包含了各种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有关禁止行为的措辞和条款，杜本对美国之音分析，“如果此事演变成诉讼纠纷，我想这些措辞和条款可能会对我不利。”
在吉林大学官网提供的《吉林大学高层次人才聘任合同模板》对受聘方义务的界定中，提到乙方应“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安全和社会秩序，恪守高校教师师德行为规范和学术道德规范。不得在学校内进行传教、宗教聚会等任何宗教活动，不得在校外非合法注册宗教活动场所参加、组织宗教活动。”
另外，杜本的合同中还包括“在吉林大学工作期间，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法律法规、宗教政策和吉林大学的各项规章制度，尊重中国的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不从事与专家身份不相符的活动；认真履行职责，完成工作目标和任务，保证工作质量；确保不发生思想政治问题，不发生教学事故，不违反学术道德，不背离学术规范；接受吉林大学的工作安排、业务指导、考核评价和奖惩”等界定模糊的条款。“这些非常模糊的规定中的某一条可能会成为针对我的武器。”杜本说。
然而杜本明确表示，“工作合同中没有任何条款提到我不得向媒体（外国媒体或其他媒体）发表评论，或者这些评论需要事先获得批准，也没有任何条款明确涉及我的公开声明和/或出版物的内容。”因此杜本认为“即使根据中国法律，解雇我也没有法律依据。”
前中共特工Eric认为此事有主观性和偶发性，“真正下决定的，可能是某一级党委的实权领导……这种通知有可能是口头的而非书面的，所以任何部门与领导亲信都有可能，国安、国保、上级主管教育部门，甚至某位领导的秘书……都有可能。”Eric告诉美国之音。
"信息真空"在加大，中国社科前景堪虞
在中国大学从事政治和/或国际关系领域工作的外籍教师人数并不多，而且杜本认为近年来这一数字似乎进一步下降。“在最近与我交谈过的外国同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告诉我，他们计划在不久的将来离开中国,”杜本告诉美国之音。谈到相似事例时，杜本提及，“我听说过吉林省的其他外国人被中国强行引渡的未经证实的说法，特别是涉嫌在中国帮助朝鲜难民的韩国公民，在这些情况下，他们受到的待遇显然比我的情况要严厉得多。”
就此次驱逐事件的意义，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UI)中国问题研究中心(NKK)分析师艾克(Erika Staffas Edström)告诉美国之音：“很明显，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大了加强其全球话语权和信息控制的力度。然而，要断言这一具体事件是否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加强对言论自由控制的又一步骤，……还为时尚早。”
杜本认为情况确实在变得越来越糟：“近年来一些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学者同行被中国国内安全部门传唤，进行非正式会谈，被问及他们的工作和出版物——这在前几年是没有过的。外国同事和中国同事都曾私下告诉我，他们怀念十年前甚至更近一些时候那种发表不同意见的相对自由。许多学者（还有许多学生）显然对中国的一些政治发展感到不安，但他们在公开场合却非常谨慎。人们普遍感到压迫感越来越强，审查越来越严格。”
他认为此种严格管控会使中国的社科水平保持落后。“在中国有关外交政策议题的学术会议上，许多公开讨论充满平淡的发言和政治口号。对中国和世界非常重要的问题无法得到适当的讨论，”杜本分析道，“在我看来，这代表了当今中国的基本困境之一：由于政治（以及经济、社会等）决策的封闭性和不透明性，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严重缺乏可靠的信息，而且这种情况还在不断恶化。对政治事件报道的限制，以及对发表批评性评论的学者进行惩罚的做法，是这一更广泛困境的一个方面。中国政府收集的公民信息越来越多，但披露的自身信息、战略和决策却越来越少。”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中国的政治体制，这种‘信息真空’客观上都是一个问题。中国正日益影响着世界，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太少，反之亦然。”杜本总结道。
美国之音向涉事的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及中共吉林大学委员会人才工作办公室都发出了评论请求，但是截至发稿时并未得到任何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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